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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很容易受到坏消息、愤怒面孔和悲伤记忆等的影响。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如何减少负面影响呢？
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估计你很想先听坏消息，因为这就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但是为什么呢？
人人关注坏消息
这是因为负面事情更容易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这种现象称为“消极性偏见”。每个人都会体验到这种偏见的影响：在社交生活中，坏名声给我们带来的困扰远多于好名声带来的快乐；在情绪方面，我们的坏心情比好心情更能带来深刻的印象；在健康方面，许多人更在乎自己健康状况不佳的消息；在媒体中，负面评价往往会脱颖而出……负面的东西往往会占据我们大部分的精神空间，只留下很小的空间来接受那些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赞美话语、愉快经历等等。
研究发现，在我们看到的人群里，不管有多少微笑，我们总是会首先注意到愤怒的面孔，甚至是只有6个月大的婴儿，也会很迅速地在人群中发现愤怒的面孔，但是发现一个快乐的面孔却很慢。
我们的消极性偏见还体现在语言之中。例如，几乎有三分之二的英语单词是传达负面的信息。在描写人的词汇中，这个数字上升到令人惊愕的74%。不只是英语，除了荷兰语，其他所有的语言都趋向于黯淡。
我们的消极性偏见也体现在我们的梦境之中。美国心理学家曾花了40多年分析了千万个的梦境，发现梦境中最常见的情绪都是消极情绪（尴尬、错过了航班、暴力威胁等等）。
人类的天性
之所以会这样，我们得来看看我们的大脑。
我们大脑里有个叫做杏仁核的区域是专门负责处理情绪的。但是杏仁核中三分之二的神经元都是处理坏消息的，它们会立即对坏消息做出响应，并把得到的信息迅速地长期储存起来。相反，好消息需要花费大约12秒才能把信息长期存储起来。
这其实是人类长期进化的产物。由于杏仁核中有三分之二的神经元来处理坏消息，可以使我们迅速地评估“坏消息”对我们产生威胁的严重程度，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要么战斗，要么逃跑”。就像我们的祖先看见每一个像蛇的东西，首先采取的行动都是立刻跳开，而不是先慢慢地认真观察之后再做决定。这样有利于我们规避危险，提高我们的生存率。
而好消息不会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威胁，所以不需要立即做出反应，因此大脑中负责处理好消息信息的神经元就会少一些。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人类的消极性偏见。
坏消息影响更大
人类的消极性偏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人类对“坏消息”的感受更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是200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以研究行为经济学出名。他认为，人类更常常哀悼损失而不是享受好处。因此，赚了1千块钱的高兴劲和丢了1千块钱的痛苦感相比，总是丢了钱的痛苦感更强烈。
其次，“坏消息”有更大的感染力。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认为，人类的文学和宗教思想，都是在描述人类生活中好的和坏的力量之间的争斗。其中，人在对抗坏的东西上往往更具有感染力。例如中国的四大悲剧《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和《赵氏孤儿》，以及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同样，把这种观点应用到生活中的各种领域——爱情、工作、家庭、学习、社交等等，他们还是发现“坏的比好的力量更强大”。
第三，“坏消息”有强烈的传染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认为，负面事件带来的影响有强烈传染性。他们举了一个例子，例如蟑螂是我们讨厌的，美食是我们喜欢的。如果说我们见到一个蟑螂从我们面前爬过，往往会是使得一个美食无法下咽。然而反过来，却从来不会发生——吃了口美食，会对一个蟑螂大加赞赏——除非酒喝醉了。
总之，由于人类的消极性偏见，所以人类更关注“坏消息”。
消除消极性偏见的负面影响
人类的消极性偏见，有迅速规避危险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带来负面影响。
虽然时代已经变了，我们不再是在原野上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寻找食物的原始人。但这种在进化路程中保护我们生存的本能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到现在反而变成了一个累赘——这种负面影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它威胁着我们的亲密关系，给我们的团队工作带来不稳定因素。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消极性偏见呢？
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婚姻问题专家约翰·戈特曼，发现了一个可以用来预测离婚率的公式。他利用这个公式，与每对新婚夫妇交流15分钟，即可准确预测出他们的离婚率，准确率高达90%。
戈特曼的公式是：在与新婚夫妇交谈过程中，评估他们之间所交流的积极信息和消极信息的比例，包含语言上的和身体上的。他发现，那些最终走向离婚的夫妇中，消极的交流比积极的交流要多，即埋怨多于赞扬。如果至少有4个消极的交流对应着3个积极的，那么，这对夫妇离婚的可能性高达90%。
戈特曼认为，如果要维持关系，一对夫妇必须具有这样的比例：他们至少要有5个积极的交流来抵消1个消极的交流带来的影响。所以说，如果你正好向着你的伴侣抱怨了有关家务的事儿，那么你就应该尽快对他/她至少说上5句赞美的话。另外，戈特曼发现最和谐的夫妇，积极的交流与消极的交流的比例大约为20：1。
拓展工作的妙法
一些研究人员把戈特曼的理论运拓展到了商业世界。例如，智利心理学家在一家大数据处理公司研究了60个管理团队，发现在最有效的团队中，员工每次受到一次批评后，会受到6次赞扬。相反，在效率最低下的团队里，员工每受到一次赞扬时，会受到3次批评。科学家利用复杂的数学理论，得出了赞扬与批评的黄金比例，为3：1到6：1。也就是说，每听到一次批评，人应该再需听到3到6个赞扬。他们认为，这是事业的满足，爱情的成功等幸福生活的关键。
在世界的舞台上，要想解决冲突，消除消极性偏见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如消极性偏见会使得鹰派观点（通常是强调风险或直接损失）比鸽派观点（通常强调未来可能的收益）更受欢迎。因而，最好的领导人应该能够提供一个对于“未来收益”生动的远景，来弥补可能遭受到的风险或损失。
不过，要想把我们的消极性偏见从我们的大脑中清除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消极的东西比积极的影响力更加大，那么我们应该是时候接受一下消极的东西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研究表明，虽然消极的人生活可能不十分畅快，但是他们也比其他人更加聪明。这种“消极的现实主义”会给这样的人更加准确的现实感知，尤其是更能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估计你很想先听坏消息，因为这就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但是为什么呢？
人人关注坏消息
这是因为负面事情更容易影响到我们的情绪，这种现象称为“消极性偏见”。每个人都会体验到这种偏见的影响：在社交生活中，坏名声给我们带来的困扰远多于好名声带来的快乐；在情绪方面，我们的坏心情比好心情更能带来深刻的印象；在健康方面，许多人更在乎自己健康状况不佳的消息；在媒体中，负面评价往往会脱颖而出……负面的东西往往会占据我们大部分的精神空间，只留下很小的空间来接受那些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赞美话语、愉快经历等等。
研究发现，在我们看到的人群里，不管有多少微笑，我们总是会首先注意到愤怒的面孔，甚至是只有6个月大的婴儿，也会很迅速地在人群中发现愤怒的面孔，但是发现一个快乐的面孔却很慢。
我们的消极性偏见还体现在语言之中。例如，几乎有三分之二的英语单词是传达负面的信息。在描写人的词汇中，这个数字上升到令人惊愕的74%。不只是英语，除了荷兰语，其他所有的语言都趋向于黯淡。
我们的消极性偏见也体现在我们的梦境之中。美国心理学家曾花了40多年分析了千万个的梦境，发现梦境中最常见的情绪都是消极情绪（尴尬、错过了航班、暴力威胁等等）。
人类的天性
之所以会这样，我们得来看看我们的大脑。
我们大脑里有个叫做杏仁核的区域是专门负责处理情绪的。但是杏仁核中三分之二的神经元都是处理坏消息的，它们会立即对坏消息做出响应，并把得到的信息迅速地长期储存起来。相反，好消息需要花费大约12秒才能把信息长期存储起来。
这其实是人类长期进化的产物。由于杏仁核中有三分之二的神经元来处理坏消息，可以使我们迅速地评估“坏消息”对我们产生威胁的严重程度，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要么战斗，要么逃跑”。就像我们的祖先看见每一个像蛇的东西，首先采取的行动都是立刻跳开，而不是先慢慢地认真观察之后再做决定。这样有利于我们规避危险，提高我们的生存率。
而好消息不会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威胁，所以不需要立即做出反应，因此大脑中负责处理好消息信息的神经元就会少一些。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人类的消极性偏见。
坏消息影响更大
人类的消极性偏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人类对“坏消息”的感受更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是200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以研究行为经济学出名。他认为，人类更常常哀悼损失而不是享受好处。因此，赚了1千块钱的高兴劲和丢了1千块钱的痛苦感相比，总是丢了钱的痛苦感更强烈。
其次，“坏消息”有更大的感染力。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认为，人类的文学和宗教思想，都是在描述人类生活中好的和坏的力量之间的争斗。其中，人在对抗坏的东西上往往更具有感染力。例如中国的四大悲剧《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和《赵氏孤儿》，以及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同样，把这种观点应用到生活中的各种领域——爱情、工作、家庭、学习、社交等等，他们还是发现“坏的比好的力量更强大”。
第三，“坏消息”有强烈的传染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科学家认为，负面事件带来的影响有强烈传染性。他们举了一个例子，例如蟑螂是我们讨厌的，美食是我们喜欢的。如果说我们见到一个蟑螂从我们面前爬过，往往会是使得一个美食无法下咽。然而反过来，却从来不会发生——吃了口美食，会对一个蟑螂大加赞赏——除非酒喝醉了。
总之，由于人类的消极性偏见，所以人类更关注“坏消息”。
消除消极性偏见的负面影响
人类的消极性偏见，有迅速规避危险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带来负面影响。
虽然时代已经变了，我们不再是在原野上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寻找食物的原始人。但这种在进化路程中保护我们生存的本能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到现在反而变成了一个累赘——这种负面影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它威胁着我们的亲密关系，给我们的团队工作带来不稳定因素。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消极性偏见呢？
来自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婚姻问题专家约翰·戈特曼，发现了一个可以用来预测离婚率的公式。他利用这个公式，与每对新婚夫妇交流15分钟，即可准确预测出他们的离婚率，准确率高达90%。
戈特曼的公式是：在与新婚夫妇交谈过程中，评估他们之间所交流的积极信息和消极信息的比例，包含语言上的和身体上的。他发现，那些最终走向离婚的夫妇中，消极的交流比积极的交流要多，即埋怨多于赞扬。如果至少有4个消极的交流对应着3个积极的，那么，这对夫妇离婚的可能性高达90%。
戈特曼认为，如果要维持关系，一对夫妇必须具有这样的比例：他们至少要有5个积极的交流来抵消1个消极的交流带来的影响。所以说，如果你正好向着你的伴侣抱怨了有关家务的事儿，那么你就应该尽快对他/她至少说上5句赞美的话。另外，戈特曼发现最和谐的夫妇，积极的交流与消极的交流的比例大约为20：1。
拓展工作的妙法
一些研究人员把戈特曼的理论运拓展到了商业世界。例如，智利心理学家在一家大数据处理公司研究了60个管理团队，发现在最有效的团队中，员工每次受到一次批评后，会受到6次赞扬。相反，在效率最低下的团队里，员工每受到一次赞扬时，会受到3次批评。科学家利用复杂的数学理论，得出了赞扬与批评的黄金比例，为3：1到6：1。也就是说，每听到一次批评，人应该再需听到3到6个赞扬。他们认为，这是事业的满足，爱情的成功等幸福生活的关键。
在世界的舞台上，要想解决冲突，消除消极性偏见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如消极性偏见会使得鹰派观点（通常是强调风险或直接损失）比鸽派观点（通常强调未来可能的收益）更受欢迎。因而，最好的领导人应该能够提供一个对于“未来收益”生动的远景，来弥补可能遭受到的风险或损失。
不过，要想把我们的消极性偏见从我们的大脑中清除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消极的东西比积极的影响力更加大，那么我们应该是时候接受一下消极的东西所带来的好处。事实上，研究表明，虽然消极的人生活可能不十分畅快，但是他们也比其他人更加聪明。这种“消极的现实主义”会给这样的人更加准确的现实感知，尤其是更能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