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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不到自己是穆斯林的，是真正的穆斯林。同理，意识不到的古典是真的古典，意识不到的城市是真的城市，意识不到的爱是真的爱。意识的，必包含主动的建构和划清界限。从识别边界开始，所谓“真”，就只剩下了余晖。
——奥尔罕·帕慕克
在来法国正式采访前，不断有人提醒我，要注意“民族”、“种族”这些字眼。崇尚平等的法国，从来没有统计过“少数族裔”的人口，这属于“政治不正确”的范畴。
埃维·于文说，法国没有移民政策。毋宁说，法国的移民政策与众不同。与“民族大熔炉”多元文化发展模式不同，法国采取独特的“共和模式”，以政策结构上一视同仁来同化外来族群，而不是突出族群的多元化特征。
巴黎的chateau Rouge是非商、阿拉伯人聚集地
“我到很久才听到关于越南战争，他们不告诉你，你的移民史。好像这样就天下大同。构建自我认识，非常困难。法国希望年轻人忘记自己的根源，却达到了相反的效果。越忘记，越要确认。而脱离现实的法国精英阶层，不认识世界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也会采取不正确的政策。” 29岁的越南企业家、学者山-蒂埃里·李如今致力于教育和学习的平等。他说，二代移民家庭总要面临这样的尴尬：孩子在学校里，没有人跟他说母语，而父母多半说不好法语。于是唯一在校方和家庭之间担任翻译的是孩子自己。
巴黎大清真寺建于一战之后，法国以此感激来自法国殖民地的穆斯林军人，他们曾与德国作战。二战期间，清真寺秘密收留那些被邪恶轴心国势力迫害的难民，提供住所，安全运送，以及为犹太儿童提供假的穆斯林出生证明
这种有意识的“忽略”似乎基于对所有人的平等，但在生活习惯、宗教、心理和文化层面，又实际存在着各种差异和多元。随着恐怖袭击和右翼势力的支持率走高，这个悖论的局面似乎还将持续下去。
“法国政府一贯宣扬平等、博爱，防止任何国民因为种族受到歧视。就像我们眼前的这盆水煮鱼，希望鱼和料全都自然化在一起。可是平等不是一句空话啊。” 在巴黎市中心的一家川菜馆，徐波指着面前的菜肴叹道。
巴黎北郊的奥贝维埃足球俱乐部创办人西里尔·圭姆亚（Cyril Guams）
在极端分子之外，普通的穆斯林，郊区的非裔、阿拉伯人和众多少数族裔，他们有着怎样细微的体会？是安于现状，愤恨、发泄，还是以自我觉醒赢得他人的尊重？不同的人，有着各自的讲述。
出了Chateau Rouge地铁站，此行中唯一一次巴黎街头有警察主动和我们说话。
“小心你们的包。照相机放在胸前，贵重物品一定放好。”一位年轻女警关照道。
临行前，我在网上看到一篇中国留学生写的巴黎安全贴士，洋洋洒洒足有几十页。美丽城（Belleville）、Porte de la Villette等站赫然排在市区的最不安全Top10榜。相形之下，Chateau Rouge还不算那么“猖獗”。
巴黎北郊奥贝维埃足球俱乐部学踢球的小孩，他们在模仿球星C罗的进球庆祝姿势
我们要去的，正是附近持续多年的非裔、阿拉伯人集市。和从前的白色帐篷露天集市不同，而今这里已经去市入街，整饬有序。到达集市前，先得走过一条类似水货和二手货市场的大街。5欧元一双的皮鞋、球鞋，像沙丁鱼一样随意摆放在路边的盒子里贱卖。快要淘汰的二手iPhone 4S手机，橱窗里标着124欧元一部，无人问津。
一拐弯，便是各类蔬菜、生鲜店。斋月将至，各店铺都在期盼着预计的旺季客流。在一家清真肉店里，一位南亚面孔的女人笑着和收银员塔勒比（Taleby）打招呼，“嘿，你长高了。那时你还是个婴儿呢。”
塔勒比戴着一副清秀的眼镜，头发光鲜顺溜地齐刷抹向脑后，看得出很爱修饰。坐在圆转椅上的他聊天时总是转来转去，待一起身，才发觉这家伙居然是个大高个儿：2米04！
16岁的谢克·戴尔比（cheikh Diaby）是巴黎北郊奥贝维埃足球俱乐部的成员，他梦想进入皇家马德里俱乐部踢球
塔勒比的梦想就是在肉店工作，他也如愿去技校学了这门手艺。“这活儿还挺讨人喜欢的。可以和来自不同文化的同事交流。客人们做的菜也不同。”
比如法国人，喜欢用小火煮肉煮上四五个小时，加上酱汁;非洲人爱做腊肠。亚洲人只买牛头肉和下水。塔勒比饶有兴致地介绍——果然是对这行有情感。 学校里“外国人”多。他用这个词来形容和自己一样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地的马格里布人。“没人伤害我们，就像一个小家庭。”
2004年2月，法国通过“头巾法案”，严禁在公共场所佩戴明显的宗教标志，包括伊斯兰头巾、基督徒的大型十字架等。2011年4月，“布卡禁令”禁止女性戴穆斯林头巾前往公共场所;除了在家里或者宗教场所以外，任何地方戴面纱都属于违法。
塔勒比说，他的父母当然接受不了这样的法案。虽然也想不明白出台《头巾法》的缘由，但他的结论是，“还是生活更重要啊。我不纠结细节，只是过自己的日子。”
转天的下午，天气晴好，到达巴黎大清真寺时，不禁有了一丝旅游的气息。
白墙，绿顶，高高耸立的北非式宣礼塔，内饰精妙的大清真寺和附近的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巴黎植物园，让整片街区拥有了宗教、文化和蓊郁生机。我们从后花园的台阶拾级而上，这里是俯瞰社区的极好视角。一条未经打理的绿叶廊道质朴而清新，地上的鸽子似乎在用自己的惬意标明它们的主人身份。
这所清真寺建于一战之后，法国以此感激来自法国殖民地的穆斯林军人，他们曾与德国作战。二战期间，清真寺秘密收留那些被邪恶轴心国势力迫害的难民，提供住所，安全运送，以及为犹太儿童提供假的穆斯林出生证明。
下午茶的时间。一楼的清真餐馆生意很好，看上去非穆斯林模样的游客和本地食客们也在抽着水烟，喝着果茶，怡然自得。陆续有一两位管事的穆斯林过来提醒我们，当天不是参观日。
但他们也没有执意让我们离开。
在祈祷室的门口，我们邂逅做完祷告的哈桑。
45岁的哈桑穿着一身灰色西装，打着领带，做着一份为人预约开车的自由职业。当天下午正好他没有工作。 “我的长袍放在车里，忘拿上来了。” 他连声为自己没有穿祈祷的“正装”表示失礼。
哈桑祖籍土耳其，住在巴黎市郊，社区的清真寺离家就两三百米。他说来清真寺做祈祷，效力比在自家祷告要强27倍。
我们站在宽阔中庭的一隅。哈桑声音柔和，姿态谦恭。即便是说着不太轻松的话题，脸上也始终平静而安详。和他说着话，你也忍不住声音轻柔起来。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4岁，一个6岁。”大女儿已近学龄，头巾成了哈桑全家的一个问题。“妻子是英语老师，我们正在考虑给孩子上穆斯林的私立学校。”他说在老家，肯定女性走到哪里都要戴头巾。但在这里（法国），穆斯林没那么严格。然而这道法令出来，让大家都犯了难。
除了这一点，他说在社区里和法国本地人相处融洽。很多穆斯林都在法国人的公立学校上课。
他拿手指指了指天，“媒体，（对我们）不理解。他们眼光狭隘。恐袭之后，我确实看到有人看我们的眼光是害怕的。其实伊斯兰的教义是团结友爱的，我们也会对别人友好。相信安拉的人连是一个苍蝇都不会伤害的。”
哈桑的眼神复从忧郁转为微笑：“我还算社交能力强，会用我得体的行为举止来和人们交流。”我们很快便见识了他的社交才能。大约意识到我们很需要和穆斯林交谈，他和一名刚从祈祷室出来的陌生穆斯林女子打了声招呼。“来吧，他们想和你聊聊。”待发现那位女士是名游客，哈桑友好地向她表示了感谢。
哈桑申请法籍很多次，一直未果。“不是别的，只是每次预约的时候，我又犹豫了。法籍对我其实没那么重要。现在是妻子老催着我去办，就因为出去旅行能方便点吧。”他憨憨地笑了。
临走时，他摊开我们的手掌，正告：每个人的造化，冥冥中自有安排。“不是任何东西都能创造出人这种存在，只有有智慧的人能看到主的伟大。你看太阳，或是月亮，若是有一点偏差，就不会有我们看到的世界。”
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法国从前殖民地接纳了大量移民，这些移民中最大的群体是来自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沿海地区）的穆斯林。近二三十年以来，穆斯林社区在法国社会日益边缘化和贫困化，大量年轻人无法进入主流社会。这种状况伴随着经济危机、失业率的攀升而日益恶化。
——程小牧《法国这十年》
无论是塔勒比还是哈桑，生活的基调是和谐而温暖的。从他们与我们说话时的语气便可知一二。
5月27日晚上，一场在南特尔社区里举办的《伊斯兰恐惧症》讲座，气氛则大相径庭。
讲座的主办方名字颇为特别：“橙子协会”。推开机构大门，玻璃上的一句格言映入眼帘：Une ville， c’est déja tout un monde où I’on apprend à vivre ensemble…（一个城市，已经是让我们学习共同生活的整个世界）。往里走，一块幕布自天花板垂下，上面错落有致地印着各种关键词：冲突，创造，根源， 观点，话语，遇见，交换，陪伴，街区，改变，问题，记忆，城市，声音，差异……
整场讲座，也果然充满了各种观点、问题，意见和冲突的交换，伴随着讲话者不快的记忆……
台上，主讲人、里尔新闻高等学校的教授伊斯玛汉娜·绍德（Ismahane Chouder）的话音高亢而急切，犹如雷声一般撞进耳畔：“曾经我戴着头巾去咖啡馆，店员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是世俗的咖啡馆。 我已经是第四代移民了。可不管在哪儿，人们总是会追根到底，你从哪儿来，你爸妈从哪儿来？ 什么是世俗社会？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个伪概念，‘世俗社会’也是宗教。”
台下的听者也很踊跃，不断交换着彼此的观点，听得出大部分是穆斯林。有人质问：那些歧视我们的人，他们读过《古兰经》吗？尝试过批判性的思考吗？有人反思：其实，恐惧症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懂得去表达，争夺话语权。
在见过哈桑和塔勒比之后，我特别想问这些身在法国的伊斯兰教徒：除了头巾这件事，还有什么遭遇，让你们感觉到歧视、不平等？外界对你们的“恐惧”和“偏见”，究竟来自于哪里？ 明敏代表我们提出问题后，像是一枚石子扔进了湖面。一位戴着头巾、身穿黄色衣裳的年轻女孩立刻举手：“求职时，只要一看到脸是马格里布的，第一句就是，你从哪来的？我在移民协会工作，外籍人士就业时的录取率普遍要低20%。”
“湖面的涟漪 ”继续荡开。几分钟后，一个小麦色卷发，涂着蓝色眼影的姑娘径直朝坐在会场最后的我和明敏走来：嗨，我想跟你们讲讲我的故事可以吗？
当然。
我叫玛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在这里，不管你是什么肤色，都会受歧视。
移步到沙发区，玛利亚水也没喝，开口道。
比如我们公司里有个中国女孩，其他人都说，嘿，看那个中国人。看到我们，会说，这群非洲人，因为他们分不清楚，于是就用集体身份取代了个体。
就因为你是个中国人面孔，他们就只跟你讲中国的事情，很可能你都是第三代（华人移民）了，连中文都不会说。
我没有受到过直接的歧视，是逐渐感知到的。去参加医药行业招聘会。他们看见我的脸便问，你有移民背景？
——那，对于马格里布来的人，他们会另眼相看吗？工种、收入会有怎样的差别？
要看具体行业。很幸运的，我成为了生物医药工程师。我的工资的确是要少一些，但不是因为是马格里布人，而是因为我是女性。在法国，女性比男性的收入低20%。
他们还是会根据你的样貌把你归入到一类，好比马格里布来的，就是怎样怎样。在我爸爸那一代，他们直接的反应是你就是来偷我们工作的。
看到戴面纱的女人，便会觉得你非常容易受支配。其实很多女孩是自己愿意戴的。他们却会觉得是丈夫逼你戴。我的名字叫玛利亚，他们不会第一反应觉得我是外来的。可只要报出我的姓氏，就不一样了。
“到斋月了，你给我们带很多糕点来吧。”我的同事每次都这么说。餐馆也会推出清真餐，看见我：嘿，你来我们餐馆吃饭。朋友聚会，人家主动说，“你不喝酒精饮料。我们不给你酒了。”
——你是穆斯林对吗？
对，我是。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不是每个马格里布人都是穆斯林。也不是每个穆斯林都不喝酒。但他们分不清，以为阿拉伯人都是穆斯林。其实穆斯林也可能是法国人，阿拉伯人也可能信基督教。
跟你们说件也许不太合适的事。
她忽然停顿了一下，指了指自己的头发。
我曾经为了求职把头发拉直过。因为在他们眼里，马格里布的女孩儿天生就是那种卷发。我会去网上找面试的职业装，对，就像你现在穿的这样。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问题。
我也很少戴面纱和头巾。80%的企业是不接受这个的。为了工作只好拿掉。头巾和面纱是宗教标志，是“异物”。而我不想进入这个争议话题。我心里愿意戴，但我觉得自己在这里没有准备好。每次戴头巾，需要内心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恐袭过后，越来越严重。
但在穆斯林人堆里，如果你不戴，又会带来另外一种歧视。总之都不舒服。
你刚才说到你采访的穆斯林住在他们的街区。我觉得街区就是不正常的。应该所有人都是住在一起。街区本身就是歧视。
还有成天待在自己的圈子，会妨碍我们进步，要多和其他人交流。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外面发生的事实，就会掉到陷阱里去。
在法国，任何人都会受到歧视。白人也会。歧视，只是对跟你不同的人的排斥。敏感度不同，每个人感受到的歧视也不同。
——这些话，你会说给同事听吗？
他们不会懂的。
——如果走上电视、互联网呢？
电视？我们早扔了。新闻，没有几分真的。
她笑着，和丈夫对视，起身告辞离开。故事告一段落。刚才台上台下观点交锋的人们，此刻坐在了一起吃着喷香的披萨。推开门，外面微风正酣。
我想起奥尔罕·帕慕克说的，意识不到自己是穆斯林的，是真正的穆斯林。但我也深深理解，在被身边人群和更广阔的社会一遍又一遍地贴上带着成见和无知的标签后，不管心里有多么拒斥那个标签，那标签定会像铁烙一样烙在玛利亚们的心上。要褪去那层标签，需要花十倍、百倍的代价。
如同出席讲座的女教授伊斯玛汉娜·绍德带着强烈情绪表达的：“当每次不得不为我们捍卫权利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不正常。我必须不断地跟人解释，是，我是穆斯林，但我不光是穆斯林，还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
几天前采访“11·13”恐袭亲历者博迪亚斯时，他曾流露出对行凶者足够的宽容和理解，并且在博客里写道：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移民家庭出来的法国人，成为巴黎理工学院的高材生、公务员、社会学家、建筑师、教师、医生;
如果在翻译理论、文学批评方面，对伊斯兰教的作品给予充分的重视;
如果穆斯林的节日，成为全国性的节日;如果大家都能意识到，伊斯兰教也是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去保护的精神遗产的一部分，也就不会出现那些暴行了。
在玛利亚的世界里，首先能有人像那个夜晚一样倾听发自他们的声音，或许就是莫大的进步。
巴黎郊区的移民大多是工业人口，从事低收入的体力劳动。他们子女繁多，疏于教育，很多青少年早早便辍学，有的甚至以盗窃、抢劫、贩卖毒品为生。这些地区被称 为“ZUS”（敏感城市带），与“ZUS”相联系的总是贫困、暴力与犯罪。2005年郊区骚乱前后，被法国内政部列为“ZUS”的小镇在全法国多达751 个。
在郊区建造廉租房原本是法国政府在二战后开始实施的福利措施，然而最终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城郊的居民区慢慢发展成与主流社会隔离的移民社会贫民窟，像一个个漂移的孤岛，与法国社会形成巨大的离心力。
——程小牧《法国这十年》
从巴黎市区坐H线，出圣丹尼站。外面绝大部分都是深色面孔。烤肉摊位上的香气钻进鼻子，拿着话筒和音箱鼓捣出的无厘头RAP撞进耳际，还有不时走过来兜售10欧一包香烟的，更多的青少年三三两两或坐或站“扯闲篇”，漫无目的地晃荡。 不同于香街和塞纳河，这也是一种逍遥。虽然，它那么容易给初次造访的来客嗅到一股空气里的躁动和不安定。
相比Belleville，圣丹尼的“名气”更盛。“我同学曾经在这儿租过一年房，也谈不上多便宜，房子条件很破。她说这是个容易得抑郁症的地方。我觉得还好啦，夜里12点我也坐地铁来过，没什么事儿。”明敏说。她在里尔读了几年书，巴黎待得不长，但显然比我们熟门熟路。
1961年10月17日，巴黎市区成千上万名阿尔及利亚裔移民走上街头，抗议法国政府对阿劳工的“宵禁令”，并且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几十人死于警察的血腥镇压。半个世纪后，在圣丹尼地铁站外的桥上，立起了一块纪念牌。
“嘿，看对岸那个餐馆的名字。”我朝明敏指的方向望过去。LA BELLEVUE，美景。好巧，在巴黎，环境杂乱的地方，总会有这样象征美好的地标名词出现。好比美丽城，好比这里。
美景往前走一两百米，建筑物的空地上被各种酒瓶、纸片占据。我们去一家餐馆上洗手间，餐馆地面洒满了彩票的碎屑——这是这边的年轻人周末的一大消遣。
自然还有足球。
走在主街的石块路上，比两旁店面更吸引人的是在我们头顶上方悬挂着的各色国旗，其中还有圣丹尼市球队的队旗，这也是欧洲杯开幕前在巴黎大区难得一见的景致。去年11月恐袭发生后，警车曾到此地追捕逃犯。我们没能看到媒体上描述的留在公寓附近墙面的弹孔。和市政广场上闲坐的两个年轻人攀谈，他们说这里的人们已经快淡忘了那天的场景。
“600米外就是法兰西球场。到时候（欧洲杯开幕），这里一定会有各种节目和狂欢。”他们更关心这个。
下面要讲的足球故事属于奥贝维埃，巴黎北郊的另一个非裔聚落。相比圣丹尼，这里的街区更加平整、安静。
奥贝维埃足球俱乐部的小球场上，孩子们在跑步、颠球，进行各种身体素质的训练。穿着球衣的小孩子们经过门口的传达室，一一和西里尔·圭亚姆（Cyril Guams）握手，看到摄影师，统统摆出C罗庆祝进球的标志性动作，霸气而又童趣十足。
23年前，刚刚20出头的圭亚姆，一手创办了奥贝维埃足球俱乐部。
“看，那边就是我的家。从12岁起，我就住在这里。保留着在硬地上玩的习惯。”坐在球场边，圭亚姆指着几百米外的小公寓。
父亲是法属圭亚那人，在邮局工作。妈妈是法国人，职业家庭妇女。外祖父和祖母来自突尼斯。和小伙伴一样，圭亚姆出生在普通的二三代移民家庭。儿时，市政体育馆离家太远，没有钱去。球踢得再好，也没钱买火车票去见球探。
他和家族兄弟在海外开过餐馆，生意不好。后来还是想到了足球。为什么不建立这样一个俱乐部？给所有的孩子一个他当年不曾有的机会。
“在法国，城郊的孩子觉得，要成功只有当运动员，或者嘻哈歌手。普遍的印象如此。在美国，好像都是奔着律师、企业家。这边不会。大家谈论的就是这些……”圭亚姆强调。
俱乐部主要还是靠政府投入和给球队输送好苗子获得收入。但办了那么多年，几万欧元一年的资助也是最近才刚刚得来。
16岁的谢克·戴尔比（Cheikh diaby）便是这样的一棵好苗子。膝盖上十来公分的一道伤口赫然在目，他平静地告诉我们，最近刚获得了一份省队的合同。
“听说你们俱乐部有去曼城的，你也想去吗？”我们笑着问他。
“哈，我的梦想是皇家马德里！”这个温厚的孩子露出了难得放肆的一面。
每个孩子进入时，圭亚姆都会正告他们，在奥贝维埃俱乐部踢球，只有4%的人能有机会参加职业联赛。剩下的96%，或者去非职业俱乐部，或者必须再找一份其他的工作。
“职业足球就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他们必须明白这点。”
球场边的水池上贴着告示：“洗鞋是责任。”离球场一里地的休息和自习室，完成训练的孩子可以跟志愿者老师补习功课，还能获得上网打电动或者看电视转播球赛作为奖励。
圭亚姆希望借助足球，来传播教育。“因为足球本身就蕴含着团队精神、努力，要尊重对手和队友，遵守规则，准时参加训练。足球就是一个生活的学校。”
奥贝维埃市副市长萨拉姆（Chiba Salam）提到，去年有二十多个厌学、失学的孩子在俱乐部劝说下，重返学校。俱乐部和附近的中学有合作。每当老师们在学校里发现球员孩子有学业或者心理上的问题，都会来俱乐部，寻求教练的合作。
虽然现在法国“处境不好”，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对移民来说就更艰难，但他“不想让小孩子们失望。做好俱乐部，也是自我激励” 。
圭亚姆说，他有很多移民家庭的朋友，在法国读了硕士，去别国申请工作，都能拿到offer，只有法国不行。“在其他国家，你个人的价值重于肤色。在法国，总会先看你的出身，而不是你的个人潜能。”
“像奥巴马当选总统这样的事，在法国永远不可能。”奥巴马首次竞选的前夜，圭亚姆在家看了通宵电视。“他成功的那一刻，我眼睛里都是泪。这真的很不同寻常。它给了年轻人信念。”
44 岁的圭亚姆说，他喜欢美国文化——只有天空才是极限。“只要有可能，就要尝试。意志要坚定。”他听过外部环境对于穆斯林，对于奥贝维埃和郊区的负面论断。 “好像，只要是这些家庭出来的小孩子，就可能会变成恐怖分子。右翼政党利用这个说，法国移民太多了。恐怖主义就是这样的结果。对我们，不会有这些问题。”
年轻的谢克也相信，足球具有这样的魔力。可以建立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教练教我们，踢足球，不仅是为自己奋斗，也是为别人奋斗。”
——奥尔罕·帕慕克
在来法国正式采访前，不断有人提醒我，要注意“民族”、“种族”这些字眼。崇尚平等的法国，从来没有统计过“少数族裔”的人口，这属于“政治不正确”的范畴。
埃维·于文说，法国没有移民政策。毋宁说，法国的移民政策与众不同。与“民族大熔炉”多元文化发展模式不同，法国采取独特的“共和模式”，以政策结构上一视同仁来同化外来族群，而不是突出族群的多元化特征。
“我到很久才听到关于越南战争，他们不告诉你，你的移民史。好像这样就天下大同。构建自我认识，非常困难。法国希望年轻人忘记自己的根源，却达到了相反的效果。越忘记，越要确认。而脱离现实的法国精英阶层，不认识世界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也会采取不正确的政策。” 29岁的越南企业家、学者山-蒂埃里·李如今致力于教育和学习的平等。他说，二代移民家庭总要面临这样的尴尬：孩子在学校里，没有人跟他说母语，而父母多半说不好法语。于是唯一在校方和家庭之间担任翻译的是孩子自己。
这种有意识的“忽略”似乎基于对所有人的平等，但在生活习惯、宗教、心理和文化层面，又实际存在着各种差异和多元。随着恐怖袭击和右翼势力的支持率走高，这个悖论的局面似乎还将持续下去。
“法国政府一贯宣扬平等、博爱，防止任何国民因为种族受到歧视。就像我们眼前的这盆水煮鱼，希望鱼和料全都自然化在一起。可是平等不是一句空话啊。” 在巴黎市中心的一家川菜馆，徐波指着面前的菜肴叹道。
在极端分子之外，普通的穆斯林，郊区的非裔、阿拉伯人和众多少数族裔，他们有着怎样细微的体会？是安于现状，愤恨、发泄，还是以自我觉醒赢得他人的尊重？不同的人，有着各自的讲述。
用社交来说服人们
出了Chateau Rouge地铁站，此行中唯一一次巴黎街头有警察主动和我们说话。
“小心你们的包。照相机放在胸前，贵重物品一定放好。”一位年轻女警关照道。
临行前，我在网上看到一篇中国留学生写的巴黎安全贴士，洋洋洒洒足有几十页。美丽城（Belleville）、Porte de la Villette等站赫然排在市区的最不安全Top10榜。相形之下，Chateau Rouge还不算那么“猖獗”。
我们要去的，正是附近持续多年的非裔、阿拉伯人集市。和从前的白色帐篷露天集市不同，而今这里已经去市入街，整饬有序。到达集市前，先得走过一条类似水货和二手货市场的大街。5欧元一双的皮鞋、球鞋，像沙丁鱼一样随意摆放在路边的盒子里贱卖。快要淘汰的二手iPhone 4S手机，橱窗里标着124欧元一部，无人问津。
一拐弯，便是各类蔬菜、生鲜店。斋月将至，各店铺都在期盼着预计的旺季客流。在一家清真肉店里，一位南亚面孔的女人笑着和收银员塔勒比（Taleby）打招呼，“嘿，你长高了。那时你还是个婴儿呢。”
塔勒比戴着一副清秀的眼镜，头发光鲜顺溜地齐刷抹向脑后，看得出很爱修饰。坐在圆转椅上的他聊天时总是转来转去，待一起身，才发觉这家伙居然是个大高个儿：2米04！
塔勒比的梦想就是在肉店工作，他也如愿去技校学了这门手艺。“这活儿还挺讨人喜欢的。可以和来自不同文化的同事交流。客人们做的菜也不同。”
比如法国人，喜欢用小火煮肉煮上四五个小时，加上酱汁;非洲人爱做腊肠。亚洲人只买牛头肉和下水。塔勒比饶有兴致地介绍——果然是对这行有情感。 学校里“外国人”多。他用这个词来形容和自己一样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地的马格里布人。“没人伤害我们，就像一个小家庭。”
2004年2月，法国通过“头巾法案”，严禁在公共场所佩戴明显的宗教标志，包括伊斯兰头巾、基督徒的大型十字架等。2011年4月，“布卡禁令”禁止女性戴穆斯林头巾前往公共场所;除了在家里或者宗教场所以外，任何地方戴面纱都属于违法。
塔勒比说，他的父母当然接受不了这样的法案。虽然也想不明白出台《头巾法》的缘由，但他的结论是，“还是生活更重要啊。我不纠结细节，只是过自己的日子。”
转天的下午，天气晴好，到达巴黎大清真寺时，不禁有了一丝旅游的气息。
白墙，绿顶，高高耸立的北非式宣礼塔，内饰精妙的大清真寺和附近的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巴黎植物园，让整片街区拥有了宗教、文化和蓊郁生机。我们从后花园的台阶拾级而上，这里是俯瞰社区的极好视角。一条未经打理的绿叶廊道质朴而清新，地上的鸽子似乎在用自己的惬意标明它们的主人身份。
这所清真寺建于一战之后，法国以此感激来自法国殖民地的穆斯林军人，他们曾与德国作战。二战期间，清真寺秘密收留那些被邪恶轴心国势力迫害的难民，提供住所，安全运送，以及为犹太儿童提供假的穆斯林出生证明。
下午茶的时间。一楼的清真餐馆生意很好，看上去非穆斯林模样的游客和本地食客们也在抽着水烟，喝着果茶，怡然自得。陆续有一两位管事的穆斯林过来提醒我们，当天不是参观日。
但他们也没有执意让我们离开。
在祈祷室的门口，我们邂逅做完祷告的哈桑。
45岁的哈桑穿着一身灰色西装，打着领带，做着一份为人预约开车的自由职业。当天下午正好他没有工作。 “我的长袍放在车里，忘拿上来了。” 他连声为自己没有穿祈祷的“正装”表示失礼。
哈桑祖籍土耳其，住在巴黎市郊，社区的清真寺离家就两三百米。他说来清真寺做祈祷，效力比在自家祷告要强27倍。
我们站在宽阔中庭的一隅。哈桑声音柔和，姿态谦恭。即便是说着不太轻松的话题，脸上也始终平静而安详。和他说着话，你也忍不住声音轻柔起来。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4岁，一个6岁。”大女儿已近学龄，头巾成了哈桑全家的一个问题。“妻子是英语老师，我们正在考虑给孩子上穆斯林的私立学校。”他说在老家，肯定女性走到哪里都要戴头巾。但在这里（法国），穆斯林没那么严格。然而这道法令出来，让大家都犯了难。
除了这一点，他说在社区里和法国本地人相处融洽。很多穆斯林都在法国人的公立学校上课。
恐袭之后，生活有什么变化吗？
他拿手指指了指天，“媒体，（对我们）不理解。他们眼光狭隘。恐袭之后，我确实看到有人看我们的眼光是害怕的。其实伊斯兰的教义是团结友爱的，我们也会对别人友好。相信安拉的人连是一个苍蝇都不会伤害的。”
遇到异样的眼光，怎么办呢？
哈桑的眼神复从忧郁转为微笑：“我还算社交能力强，会用我得体的行为举止来和人们交流。”我们很快便见识了他的社交才能。大约意识到我们很需要和穆斯林交谈，他和一名刚从祈祷室出来的陌生穆斯林女子打了声招呼。“来吧，他们想和你聊聊。”待发现那位女士是名游客，哈桑友好地向她表示了感谢。
哈桑申请法籍很多次，一直未果。“不是别的，只是每次预约的时候，我又犹豫了。法籍对我其实没那么重要。现在是妻子老催着我去办，就因为出去旅行能方便点吧。”他憨憨地笑了。
临走时，他摊开我们的手掌，正告：每个人的造化，冥冥中自有安排。“不是任何东西都能创造出人这种存在，只有有智慧的人能看到主的伟大。你看太阳，或是月亮，若是有一点偏差，就不会有我们看到的世界。”
不管你是什么肤色，全都会受到歧视
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法国从前殖民地接纳了大量移民，这些移民中最大的群体是来自北非马格里布地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等沿海地区）的穆斯林。近二三十年以来，穆斯林社区在法国社会日益边缘化和贫困化，大量年轻人无法进入主流社会。这种状况伴随着经济危机、失业率的攀升而日益恶化。
——程小牧《法国这十年》
无论是塔勒比还是哈桑，生活的基调是和谐而温暖的。从他们与我们说话时的语气便可知一二。
5月27日晚上，一场在南特尔社区里举办的《伊斯兰恐惧症》讲座，气氛则大相径庭。
讲座的主办方名字颇为特别：“橙子协会”。推开机构大门，玻璃上的一句格言映入眼帘：Une ville， c’est déja tout un monde où I’on apprend à vivre ensemble…（一个城市，已经是让我们学习共同生活的整个世界）。往里走，一块幕布自天花板垂下，上面错落有致地印着各种关键词：冲突，创造，根源， 观点，话语，遇见，交换，陪伴，街区，改变，问题，记忆，城市，声音，差异……
整场讲座，也果然充满了各种观点、问题，意见和冲突的交换，伴随着讲话者不快的记忆……
台上，主讲人、里尔新闻高等学校的教授伊斯玛汉娜·绍德（Ismahane Chouder）的话音高亢而急切，犹如雷声一般撞进耳畔：“曾经我戴着头巾去咖啡馆，店员说，对不起，我们这里是世俗的咖啡馆。 我已经是第四代移民了。可不管在哪儿，人们总是会追根到底，你从哪儿来，你爸妈从哪儿来？ 什么是世俗社会？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个伪概念，‘世俗社会’也是宗教。”
台下的听者也很踊跃，不断交换着彼此的观点，听得出大部分是穆斯林。有人质问：那些歧视我们的人，他们读过《古兰经》吗？尝试过批判性的思考吗？有人反思：其实，恐惧症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懂得去表达，争夺话语权。
在见过哈桑和塔勒比之后，我特别想问这些身在法国的伊斯兰教徒：除了头巾这件事，还有什么遭遇，让你们感觉到歧视、不平等？外界对你们的“恐惧”和“偏见”，究竟来自于哪里？ 明敏代表我们提出问题后，像是一枚石子扔进了湖面。一位戴着头巾、身穿黄色衣裳的年轻女孩立刻举手：“求职时，只要一看到脸是马格里布的，第一句就是，你从哪来的？我在移民协会工作，外籍人士就业时的录取率普遍要低20%。”
“湖面的涟漪 ”继续荡开。几分钟后，一个小麦色卷发，涂着蓝色眼影的姑娘径直朝坐在会场最后的我和明敏走来：嗨，我想跟你们讲讲我的故事可以吗？
当然。
我叫玛利亚，是阿尔及利亚人。在这里，不管你是什么肤色，都会受歧视。
移步到沙发区，玛利亚水也没喝，开口道。
比如我们公司里有个中国女孩，其他人都说，嘿，看那个中国人。看到我们，会说，这群非洲人，因为他们分不清楚，于是就用集体身份取代了个体。
就因为你是个中国人面孔，他们就只跟你讲中国的事情，很可能你都是第三代（华人移民）了，连中文都不会说。
我没有受到过直接的歧视，是逐渐感知到的。去参加医药行业招聘会。他们看见我的脸便问，你有移民背景？
——那，对于马格里布来的人，他们会另眼相看吗？工种、收入会有怎样的差别？
要看具体行业。很幸运的，我成为了生物医药工程师。我的工资的确是要少一些，但不是因为是马格里布人，而是因为我是女性。在法国，女性比男性的收入低20%。
他们还是会根据你的样貌把你归入到一类，好比马格里布来的，就是怎样怎样。在我爸爸那一代，他们直接的反应是你就是来偷我们工作的。
看到戴面纱的女人，便会觉得你非常容易受支配。其实很多女孩是自己愿意戴的。他们却会觉得是丈夫逼你戴。我的名字叫玛利亚，他们不会第一反应觉得我是外来的。可只要报出我的姓氏，就不一样了。
“到斋月了，你给我们带很多糕点来吧。”我的同事每次都这么说。餐馆也会推出清真餐，看见我：嘿，你来我们餐馆吃饭。朋友聚会，人家主动说，“你不喝酒精饮料。我们不给你酒了。”
——你是穆斯林对吗？
对，我是。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不是每个马格里布人都是穆斯林。也不是每个穆斯林都不喝酒。但他们分不清，以为阿拉伯人都是穆斯林。其实穆斯林也可能是法国人，阿拉伯人也可能信基督教。
跟你们说件也许不太合适的事。
她忽然停顿了一下，指了指自己的头发。
我曾经为了求职把头发拉直过。因为在他们眼里，马格里布的女孩儿天生就是那种卷发。我会去网上找面试的职业装，对，就像你现在穿的这样。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问题。
我也很少戴面纱和头巾。80%的企业是不接受这个的。为了工作只好拿掉。头巾和面纱是宗教标志，是“异物”。而我不想进入这个争议话题。我心里愿意戴，但我觉得自己在这里没有准备好。每次戴头巾，需要内心有非常强大的力量。恐袭过后，越来越严重。
但在穆斯林人堆里，如果你不戴，又会带来另外一种歧视。总之都不舒服。
你刚才说到你采访的穆斯林住在他们的街区。我觉得街区就是不正常的。应该所有人都是住在一起。街区本身就是歧视。
还有成天待在自己的圈子，会妨碍我们进步，要多和其他人交流。如果我们意识不到外面发生的事实，就会掉到陷阱里去。
在法国，任何人都会受到歧视。白人也会。歧视，只是对跟你不同的人的排斥。敏感度不同，每个人感受到的歧视也不同。
——这些话，你会说给同事听吗？
他们不会懂的。
——如果走上电视、互联网呢？
电视？我们早扔了。新闻，没有几分真的。
她笑着，和丈夫对视，起身告辞离开。故事告一段落。刚才台上台下观点交锋的人们，此刻坐在了一起吃着喷香的披萨。推开门，外面微风正酣。
我想起奥尔罕·帕慕克说的，意识不到自己是穆斯林的，是真正的穆斯林。但我也深深理解，在被身边人群和更广阔的社会一遍又一遍地贴上带着成见和无知的标签后，不管心里有多么拒斥那个标签，那标签定会像铁烙一样烙在玛利亚们的心上。要褪去那层标签，需要花十倍、百倍的代价。
如同出席讲座的女教授伊斯玛汉娜·绍德带着强烈情绪表达的：“当每次不得不为我们捍卫权利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不正常。我必须不断地跟人解释，是，我是穆斯林，但我不光是穆斯林，还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
几天前采访“11·13”恐袭亲历者博迪亚斯时，他曾流露出对行凶者足够的宽容和理解，并且在博客里写道：
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移民家庭出来的法国人，成为巴黎理工学院的高材生、公务员、社会学家、建筑师、教师、医生;
如果在翻译理论、文学批评方面，对伊斯兰教的作品给予充分的重视;
如果穆斯林的节日，成为全国性的节日;如果大家都能意识到，伊斯兰教也是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去保护的精神遗产的一部分，也就不会出现那些暴行了。
在玛利亚的世界里，首先能有人像那个夜晚一样倾听发自他们的声音，或许就是莫大的进步。
“踢足球，是成功的唯一出路 ”
巴黎郊区的移民大多是工业人口，从事低收入的体力劳动。他们子女繁多，疏于教育，很多青少年早早便辍学，有的甚至以盗窃、抢劫、贩卖毒品为生。这些地区被称 为“ZUS”（敏感城市带），与“ZUS”相联系的总是贫困、暴力与犯罪。2005年郊区骚乱前后，被法国内政部列为“ZUS”的小镇在全法国多达751 个。
在郊区建造廉租房原本是法国政府在二战后开始实施的福利措施，然而最终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些城郊的居民区慢慢发展成与主流社会隔离的移民社会贫民窟，像一个个漂移的孤岛，与法国社会形成巨大的离心力。
——程小牧《法国这十年》
从巴黎市区坐H线，出圣丹尼站。外面绝大部分都是深色面孔。烤肉摊位上的香气钻进鼻子，拿着话筒和音箱鼓捣出的无厘头RAP撞进耳际，还有不时走过来兜售10欧一包香烟的，更多的青少年三三两两或坐或站“扯闲篇”，漫无目的地晃荡。 不同于香街和塞纳河，这也是一种逍遥。虽然，它那么容易给初次造访的来客嗅到一股空气里的躁动和不安定。
相比Belleville，圣丹尼的“名气”更盛。“我同学曾经在这儿租过一年房，也谈不上多便宜，房子条件很破。她说这是个容易得抑郁症的地方。我觉得还好啦，夜里12点我也坐地铁来过，没什么事儿。”明敏说。她在里尔读了几年书，巴黎待得不长，但显然比我们熟门熟路。
1961年10月17日，巴黎市区成千上万名阿尔及利亚裔移民走上街头，抗议法国政府对阿劳工的“宵禁令”，并且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几十人死于警察的血腥镇压。半个世纪后，在圣丹尼地铁站外的桥上，立起了一块纪念牌。
“嘿，看对岸那个餐馆的名字。”我朝明敏指的方向望过去。LA BELLEVUE，美景。好巧，在巴黎，环境杂乱的地方，总会有这样象征美好的地标名词出现。好比美丽城，好比这里。
美景往前走一两百米，建筑物的空地上被各种酒瓶、纸片占据。我们去一家餐馆上洗手间，餐馆地面洒满了彩票的碎屑——这是这边的年轻人周末的一大消遣。
自然还有足球。
走在主街的石块路上，比两旁店面更吸引人的是在我们头顶上方悬挂着的各色国旗，其中还有圣丹尼市球队的队旗，这也是欧洲杯开幕前在巴黎大区难得一见的景致。去年11月恐袭发生后，警车曾到此地追捕逃犯。我们没能看到媒体上描述的留在公寓附近墙面的弹孔。和市政广场上闲坐的两个年轻人攀谈，他们说这里的人们已经快淡忘了那天的场景。
“600米外就是法兰西球场。到时候（欧洲杯开幕），这里一定会有各种节目和狂欢。”他们更关心这个。
下面要讲的足球故事属于奥贝维埃，巴黎北郊的另一个非裔聚落。相比圣丹尼，这里的街区更加平整、安静。
奥贝维埃足球俱乐部的小球场上，孩子们在跑步、颠球，进行各种身体素质的训练。穿着球衣的小孩子们经过门口的传达室，一一和西里尔·圭亚姆（Cyril Guams）握手，看到摄影师，统统摆出C罗庆祝进球的标志性动作，霸气而又童趣十足。
23年前，刚刚20出头的圭亚姆，一手创办了奥贝维埃足球俱乐部。
“看，那边就是我的家。从12岁起，我就住在这里。保留着在硬地上玩的习惯。”坐在球场边，圭亚姆指着几百米外的小公寓。
父亲是法属圭亚那人，在邮局工作。妈妈是法国人，职业家庭妇女。外祖父和祖母来自突尼斯。和小伙伴一样，圭亚姆出生在普通的二三代移民家庭。儿时，市政体育馆离家太远，没有钱去。球踢得再好，也没钱买火车票去见球探。
他和家族兄弟在海外开过餐馆，生意不好。后来还是想到了足球。为什么不建立这样一个俱乐部？给所有的孩子一个他当年不曾有的机会。
“在法国，城郊的孩子觉得，要成功只有当运动员，或者嘻哈歌手。普遍的印象如此。在美国，好像都是奔着律师、企业家。这边不会。大家谈论的就是这些……”圭亚姆强调。
俱乐部主要还是靠政府投入和给球队输送好苗子获得收入。但办了那么多年，几万欧元一年的资助也是最近才刚刚得来。
16岁的谢克·戴尔比（Cheikh diaby）便是这样的一棵好苗子。膝盖上十来公分的一道伤口赫然在目，他平静地告诉我们，最近刚获得了一份省队的合同。
“听说你们俱乐部有去曼城的，你也想去吗？”我们笑着问他。
“哈，我的梦想是皇家马德里！”这个温厚的孩子露出了难得放肆的一面。
每个孩子进入时，圭亚姆都会正告他们，在奥贝维埃俱乐部踢球，只有4%的人能有机会参加职业联赛。剩下的96%，或者去非职业俱乐部，或者必须再找一份其他的工作。
“职业足球就是一个金字塔结构，他们必须明白这点。”
球场边的水池上贴着告示：“洗鞋是责任。”离球场一里地的休息和自习室，完成训练的孩子可以跟志愿者老师补习功课，还能获得上网打电动或者看电视转播球赛作为奖励。
圭亚姆希望借助足球，来传播教育。“因为足球本身就蕴含着团队精神、努力，要尊重对手和队友，遵守规则，准时参加训练。足球就是一个生活的学校。”
奥贝维埃市副市长萨拉姆（Chiba Salam）提到，去年有二十多个厌学、失学的孩子在俱乐部劝说下，重返学校。俱乐部和附近的中学有合作。每当老师们在学校里发现球员孩子有学业或者心理上的问题，都会来俱乐部，寻求教练的合作。
虽然现在法国“处境不好”，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对移民来说就更艰难，但他“不想让小孩子们失望。做好俱乐部，也是自我激励” 。
圭亚姆说，他有很多移民家庭的朋友，在法国读了硕士，去别国申请工作，都能拿到offer，只有法国不行。“在其他国家，你个人的价值重于肤色。在法国，总会先看你的出身，而不是你的个人潜能。”
“像奥巴马当选总统这样的事，在法国永远不可能。”奥巴马首次竞选的前夜，圭亚姆在家看了通宵电视。“他成功的那一刻，我眼睛里都是泪。这真的很不同寻常。它给了年轻人信念。”
44 岁的圭亚姆说，他喜欢美国文化——只有天空才是极限。“只要有可能，就要尝试。意志要坚定。”他听过外部环境对于穆斯林，对于奥贝维埃和郊区的负面论断。 “好像，只要是这些家庭出来的小孩子，就可能会变成恐怖分子。右翼政党利用这个说，法国移民太多了。恐怖主义就是这样的结果。对我们，不会有这些问题。”
年轻的谢克也相信，足球具有这样的魔力。可以建立人和人之间的联系。“教练教我们，踢足球，不仅是为自己奋斗，也是为别人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