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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学生在父母陪同下办理休学手续,需要心理老师证明他的情况不再适合继续学习。“不舒服,头疼,有时候肚子疼,根本没法上课,作业也完成不了,看书没法集中注意力。”学生描述了一大串症状,然而很特别,几乎都是身体不适。如果是生理原因需要休学,理应由医生进行评估。
我问他有没有看过医生。他从书包里拿出一大叠病历,告诉我他跑遍了北京城的大小医院,消化内科、心内科、内分泌、神经内科……每天都在吃药。“那就简单了,”我说,“你直接拿医生的诊断书就能办休学手续。”
他面露尴尬之色:“医生……还没有下诊断。”
他的父母从见到我开始,就一直在给我打眼色,示意我找个机会跟他们单独交流。我说:“你们有什么话想说吗?咱们就在这里说。”父母对视了一眼,欲言又止。母亲更急切地打着眼色。我其实猜到了他们想说什么,但还是说:“你们是有一些秘密想告诉我,这些秘密不可以让儿子听见吗?”
母亲赶紧否认:“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儿子哼了一声:“他们就是想说,我是疑病症!”
父母忸怩了一下,仿佛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给予了默认。我说:“疑病症在你们家是什么意思?”儿子说:“就是说我头痛都是装出来的。”母亲赶紧说:“没有!我们从来没说是装的。”儿子说:“反正是说我没病找病。”
话已经说开了,父亲的态度有些不耐烦:“不是没病找病是什么?”母亲也帮着解释:“医生看过那么多,该做的检查也都做了,指标基本正常。医生说是心理作用,让他好好调节,加强锻炼,注意睡眠饮食。他就不信医生说的,认定了是有毛病没查出来,书也不念,非查出来不可。已经折腾一年了,还要折腾到什么时候?跟他说,也听不进……”
父母把希望的眼光投向我:“老师,请你给他讲一讲!”
我看向那个学生,他满脸戒备,好像生怕我站到了父母那一边。戒备之下又有几分期待,希望我能说出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这场面有点奇妙。两边都认定存在某种疾病,都认为这种疾病很棘手,急着想治好,又找不到好办法。然而疾病的名称不同,双方竟如水火不容,彼此不能信任。
“你们觉得他的头痛是假的么?”“……也不是假的,”父亲说,“可能就是学习压力太大,一般人压力大的时候,偶尔都会头痛。”孩子冷着脸说:“我不是偶尔头痛。”父亲恍若未闻:“头痛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可是这孩子心重,从小就爱钻牛角尖,他老是注意这个头痛,疑神疑鬼,越注意就越放不下,最后就痛得厉害了。”
“所以你们也承认头痛是真实的,”我说,“这个头痛给他的学习造成了麻烦,需要治疗。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但是你们起了不同的名字。除了名字不同,它们实际的区别在哪?”
父母一副狐疑的表情,好像我提了个匪夷所思的问题:“疑病症怎么是个名字呢?疑病症的话……就说明他没病啊!”
然而,毫无疑问,他还是有病。“疑病症”本身也是一种“病”。在儿子看来,他的病也许是当代医学未能探明的某种隐疾,甚至也许是绝症(不能否认那种微小概率的存在),而父母则宁愿相信它的名字就叫“疑病症”。两者的分歧并非没有意义。“疑病症”这个名字意味着确定性的掌控,仿佛借着这个心理学的名词,获得一套特定原因的解释,不必再投入额外的关心。反过来,拒绝这个名字就意味着拒绝这种待遇,“我是真的痛苦,我需要更多关注!”
我问这个学生:“如果遍寻了所有大医院,还找不出你是什么病,怎么办?”没想过。我又问父母:“如果治疗疑病症的结果不理想,他还是头痛,怎么办?”也没想过。吵了那么久,显而易见的问题却都没想过。问题始终在那里。但他们都没有真正做好准备。面对无法处理的痛苦,父母只是竭力证明:“这是疑病症!”儿子则竭力反抗:“不是!”他们使用了一种现代人的经典逻辑,给痛苦起一个名字,围绕这个名字进行争论,以便心安理得地忽视痛苦本身。
编辑 翁倩 rwzkhouchuang@126.com
我问他有没有看过医生。他从书包里拿出一大叠病历,告诉我他跑遍了北京城的大小医院,消化内科、心内科、内分泌、神经内科……每天都在吃药。“那就简单了,”我说,“你直接拿医生的诊断书就能办休学手续。”
他面露尴尬之色:“医生……还没有下诊断。”
他的父母从见到我开始,就一直在给我打眼色,示意我找个机会跟他们单独交流。我说:“你们有什么话想说吗?咱们就在这里说。”父母对视了一眼,欲言又止。母亲更急切地打着眼色。我其实猜到了他们想说什么,但还是说:“你们是有一些秘密想告诉我,这些秘密不可以让儿子听见吗?”
母亲赶紧否认:“没有没有,我们就是……”儿子哼了一声:“他们就是想说,我是疑病症!”
父母忸怩了一下,仿佛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给予了默认。我说:“疑病症在你们家是什么意思?”儿子说:“就是说我头痛都是装出来的。”母亲赶紧说:“没有!我们从来没说是装的。”儿子说:“反正是说我没病找病。”
话已经说开了,父亲的态度有些不耐烦:“不是没病找病是什么?”母亲也帮着解释:“医生看过那么多,该做的检查也都做了,指标基本正常。医生说是心理作用,让他好好调节,加强锻炼,注意睡眠饮食。他就不信医生说的,认定了是有毛病没查出来,书也不念,非查出来不可。已经折腾一年了,还要折腾到什么时候?跟他说,也听不进……”
父母把希望的眼光投向我:“老师,请你给他讲一讲!”
我看向那个学生,他满脸戒备,好像生怕我站到了父母那一边。戒备之下又有几分期待,希望我能说出什么不一样的想法。我觉得这场面有点奇妙。两边都认定存在某种疾病,都认为这种疾病很棘手,急着想治好,又找不到好办法。然而疾病的名称不同,双方竟如水火不容,彼此不能信任。
“你们觉得他的头痛是假的么?”“……也不是假的,”父亲说,“可能就是学习压力太大,一般人压力大的时候,偶尔都会头痛。”孩子冷着脸说:“我不是偶尔头痛。”父亲恍若未闻:“头痛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可是这孩子心重,从小就爱钻牛角尖,他老是注意这个头痛,疑神疑鬼,越注意就越放不下,最后就痛得厉害了。”
“所以你们也承认头痛是真实的,”我说,“这个头痛给他的学习造成了麻烦,需要治疗。这一点大家是一致的。但是你们起了不同的名字。除了名字不同,它们实际的区别在哪?”
父母一副狐疑的表情,好像我提了个匪夷所思的问题:“疑病症怎么是个名字呢?疑病症的话……就说明他没病啊!”
然而,毫无疑问,他还是有病。“疑病症”本身也是一种“病”。在儿子看来,他的病也许是当代医学未能探明的某种隐疾,甚至也许是绝症(不能否认那种微小概率的存在),而父母则宁愿相信它的名字就叫“疑病症”。两者的分歧并非没有意义。“疑病症”这个名字意味着确定性的掌控,仿佛借着这个心理学的名词,获得一套特定原因的解释,不必再投入额外的关心。反过来,拒绝这个名字就意味着拒绝这种待遇,“我是真的痛苦,我需要更多关注!”
我问这个学生:“如果遍寻了所有大医院,还找不出你是什么病,怎么办?”没想过。我又问父母:“如果治疗疑病症的结果不理想,他还是头痛,怎么办?”也没想过。吵了那么久,显而易见的问题却都没想过。问题始终在那里。但他们都没有真正做好准备。面对无法处理的痛苦,父母只是竭力证明:“这是疑病症!”儿子则竭力反抗:“不是!”他们使用了一种现代人的经典逻辑,给痛苦起一个名字,围绕这个名字进行争论,以便心安理得地忽视痛苦本身。
编辑 翁倩 rwzkhouchua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