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48年山东解放前夕曾发生大批大、中学生流亡上海、台湾事,先是齐鲁大学一批学生在校长吴克明等带领下背井离乡,来到上海。后又流亡去杭州、福建。接着烟台八个中学两千多师生离烟台南下,我的外甥曲宝生当时在烟台第八中学上学,也在其中。一路上不断有山东各地中学学生加入,人数不断增加,11月到达上海时已聚集了山东大、中学生将近万人。我当时在上海上高中,和宝生见了面。他后又随队伍继续南下,到江西、湖南后就与我失去联系,从此杳无音信。最近几位台湾作家发表了关于这些学生后来艰辛历程的纪实著作,如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管仁健的《台湾白色恐怖第一大案:澎湖案》等,我才知道这八千多师生后来从广州出发,想去台湾,在经澎湖时遭国民党镇压,发生七一三事件。带头的一些师生以“共党匪谍”罪被国民党枪杀,大部分学生被迫当兵,一部分学生在澎湖军队子弟学校上学。不过后来大部分都转了业,送去台湾上学。半个世纪过去了,这八千子弟基本上已在台湾安家立业,成为台湾社会一支重要的骨干力量。少数人通过自己努力成了名人,如历史学家张玉法、文学家尉天骢、作家张放等。我的外甥曲宝生,他上世纪60年代在台大法律系毕业后也成为台湾法律学家。这些人现都已垂垂老矣。其中有些人曾回大陆探过亲,并追忆当年背井离乡的情景;他们大多数至今都怀着不能割舍的故土情结,思念家乡。上述这几本著作发表后,在台湾以及全世界华人中引起极大反响。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总的基调都是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人民都是炎黄子孙。我希望国内的教育家和史学家们也能关心60多年前发生的这起事件,既不必刻意炒作,也不必隐瞒真相,理性地分析和面对这个问题。以下我从一个平民百姓角度,追记我所知道的这段史实。
齐鲁大学和烟台中学师生
南下流亡至上海
山东在解放前夕大批学生流亡南迁,首先从齐鲁大学开始。齐大成立于1904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成立的一所教会大学,当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有“北燕(燕京大学)南齐”之称。下设理学院、文学院、医学院和闻名全国的国学研究所。如老舍、钱穆、顾颉刚、孙伏园等名家都先后来校(所)讲学。齐鲁大学的医学院曾先后培养了一千余名医护人员——包括一批获国外学位的医学名家在内,为我国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1945年吴克明出任校长。他是位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1937年抗战爆发时,学校曾在吴等教师带领下迁至内地四川上课。抗战胜利后学校回迁济南。1948年7月济南解放前夕,为避战火吴克明又带领学校师生南迁。他们先乘民航飞机去青岛,然后又坐船到上海。到上海后犹豫不决,没有一个明确去向。一大帮男女大学生在街上闲逛,成了当时上海滩一道风景。吴和一部分师生则借住在上海的山东会馆。当时山东会馆和齐鲁学校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员景德①和武训学校校长、民主人士李士钊都劝告吴克明应尽快决断下一步的去向:上策是原路回济南,中策是留上海等待解放,下策是继续流亡,找一个远离战火的地方继续办学。但最后吴采取的是下下策:一部分文理学院滞留在杭州,医学院流亡到了福州。全国解放后,华东军政委员会责令吴克明把学校和学生带回济南。1952年院系调整时,齐大被撤销。1957年反右时吴被打成右派,1963年平反,文革中又受迫害,于1977年9月含冤去世。
齐鲁大学事件后,紧接着发生烟台八个中学约两千多人流亡南方事件。这八个中学联合组成烟台联合中学,共推张敏之为联中校长。在张带领下经济南、徐州、南京到达上海。一路上不断有山东其它中学(如济南五所中学、昌维中学、沂水中学等)的师生加入。甚至还有少数小学生(如宝生的夫人王连章,当时还是沂水的小学生)也加入南下的队伍。1948年11月到上海时已聚集八千余人。他们一部分就住山东会馆,其他则分别借住上海卢湾各学校。
大部分学生是第一次到上海,自然对这五光十色的大城市感到好奇。但这些中学生大都是集体进出,很少像齐鲁大学生那样三三两两地在马路上闲逛。每天晚上和假日还借齐鲁学校的教室上课。经常有上海的山东同乡、学生亲友、新闻记者和各界人士前去观看。当时我家住的是山东会馆房子,我是齐鲁的初中毕业生,因此也经常去看宝生。我记得有一次烟台一位语文老师讲的课是法国都德的爱国名著《最后一课》。又有一次讲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很多旁听者纳闷:老师是想带领学生去世外桃源吗?还是想让学生准备留学美国?(据闻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最后一次招考去美国公费留学生,考题是《请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译成英文》)。不过课堂上学生们全神贯注听课,一点看不出经长途跋涉后的疲惫,以及对前途的担忧。
宝生是1932年生,比我小一岁。在上海我的父兄即宝生的姥爷和舅舅们竭力劝阻宝生留在上海,和我一起上学。景德和李士钊也对学校师生做了大量工作,力劝学生回山东或留在上海。但宝生执意要随学校走,继续南下。他们想得很简单:我们要读书,所以要跟着学校走;而且老师待我们学生有如父兄,家里尽可放心。他们哪里知道,前面更险恶的人生道路正等待他们!
学生背井离乡与山东推行过“左”的土改政策有关
现在看来,当时这八千多子弟背井离乡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受国民党宣传影响的一面,包括一些老师对中共政策不理解,还有学生和家长信任老师,渴望继续念书等有关。山东是孔孟故乡,自古以来出过不少文化名人。还有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圣人,而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中被江青定为“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的武训的行乞兴学事也发生在山东。家长想方设法送孩子上学读书,在山东是有传统的。当时胶东各地很多中学实行寄宿制,学生大都是农家子弟。就像烟台八个中学,教师大都是一些老教员,教课认真。对学生也爱护备至,晚上查岗还经常给学生盖被。学生也把老师看作父兄。所以大多数学生家长比较放心让孩子跟随学校出走。根据最近查阅烟台档案馆、山东省情报资料库等的材料,我认为大批学生出走和康生(还有饶漱石)当时在山东推行一条极左的扫地出门的土改政策有很大关系②。康生当时在胶东等地推行的土改路线中第一条是对地主和富农、大中小地主和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别,一律不给生活出路,扫地出门,有的地区甚至一度发生乱打乱杀现象。其二是扩大打击面,将一部分中农错定为地主、富农。有的地方在复查中贫中找富,“矮子里面选将军”,谁家的地多就斗争谁,甚至错误地提出“中农骨头富农肉,吃了肉啃骨头”的口号。其三违反了共产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比如,没收和分配地主和富农兼营的工商业。有的地方农民直接到城里找资本家算账。烟台市有70名资本家被揪回村批斗。有的作家描写当时胶东农村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毛泽东曾就此事批评了康生。这些都有党史文献可查。
山东的大、中学生很多家在农村。按阶级成分来算,除地富外,不少是中农或者城市工商业者。他们对将来要回乡参加土改的前景颇为担忧。我姐夫家离我老家(山东蓬莱刘家沟)不到五里地。我记得他家在村里唯一显眼的资产是一头牛。每次我们从上海回老家,宝生就牵着牛到汽车站接我们。另外姐夫在烟台和人合股做点买卖。土改时被定为富农兼资本家,在农村被扫地出门。我于1956年去他家看望时见早已家徒四壁,再加上有一个“叛逃”在外的儿子,历次运动都逃脱不了被批斗和成为专政对象。
流亡师生命运多舛,
辗转台湾求学
从前面提到的那些著作和报道看来,这批山东流亡中学生后来的命运是很坎坷的。他们后来一路翻山越岭,风雨苦行,饥寒交迫,离上海后辗转南京、杭州、湖南、广东等地,徒步几千公里。看看下面这两段令人心碎的描述:
“这8000多个青少年,背着行囊,所谓行囊,就是一只小板凳,上面迭条薄被。一二件衣服整个用绳子绑起,再夹二根筷子。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下板凳,就上课。通常在寺庙或祠堂里驻点。夜里睡在寺庙地下,铺点稻草。白天每人带着一个方块土板。坐在空地上。把老师围在中心,就开始听讲。用石灰、甚至石块在土板上写字“。(摘自《大江大海1949》)
“一吃饭我们八个人一桌,一个桌一盆菜。那个盆子又可以洗脸,又当菜盆子了。围在那里蹲在那里,风一吹就满盆子沙子,这样子吃饭。我们那个教室就是宿舍,我们那个铺盖,也没有什么铺的东西,一个被单子铺在水泥地下。晚上睡觉,白天前面有个黑板,老师一本书,我们没有书,我们就写笔记。老师在上面讲,或者写黑板,我们来抄(写字的)。笔,我们就到街上去捡个笔头,铅笔头削一削,就那样写字。但是那时候,我们读书的情绪很高”。(摘自新浪博客《父辈的旗帜,没有终点的流亡》)。
1949年夏他们到了广州,国民党的要员曾口头上答应他们去台湾读书。没想到了澎湖,就发生七一三惨案。澎湖的国民党司令李振清强行要拉这些孩子当兵。张敏之据理力争,因为事先曾达成协议,同意去台湾念书。不想立遭残酷镇压。张敏之校长、邹鉴副校长和五位学生以“共匪间谍”罪被枪决。一些孩子被装进麻袋抛入大海,一些孩子被捕入狱。其他人除女生和年龄太小的男生送子弟学校念书外,大部分被胁迫当了兵。直至台海局势稍有缓和后,台湾当局才允许他们转业,去台湾上学。可能是长期的艰苦磨练造就了奋发图强的精神,这批学生中很多学习成绩斐然,后来事业有成,一些人成为后来台湾经济“腾飞“的骨干力量。
张敏之在台湾被蒋介石定为“共党匪谍”,在山东则被认为是国民党余孽,蛊惑学生逃亡的反革命。是是非非,只有留待后人考证判断了。至于八千多子弟在大陆的家庭,估计大多数的“成分”本来不好,再加上家中有“叛逃”分子,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自然少不了受冲击。直到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才被彻底扭转。回想半个多世纪前这批才十四五岁的孩子,大多数不懂世事,更不懂阶级斗争,只是想念点书,憧憬 “书中自有黄金屋”,我想不应过分责备。人们总是同情弱者,同情弱势群体。听说现在的台湾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决定在澎湖建一个“七一三事件纪念馆”,以悼念那些牺牲的师生。
多年苦寻外甥下落终圆梦
1948年我在上海读书时和宝生见过一面。后来他随流亡大军继续南下,之后就消息全无。全国解放后,报上曾登载过一条消息,说是国民党胁迫大批学生去台湾或流窜缅甸、越南当兵,继续与人民为敌。当时我们想保生一定在被胁迫之列,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仍杳无音信,生死不明。最疼爱他的山东奶奶和上海姥爷都于上世纪50年代去世,弥留之际还惦念宝生,盼回来能见上一面。改革开放后不少去台湾的大陆人陆续回故乡团聚,宝生还是没有消息。直到最近,从网上看到台湾作家写的著作,才知道他肯定去了台湾。我于是在凤凰网和香港中文大学网上写了篇“我的外甥曲喜元(小名宝生),你在哪里”的寻人博客。在这些网和CCTV-4的帮助下终于找到宝生的下落。在通话中宝生向我简述了他大半生的经历。原来,他当了几年兵后转业去台湾上学,60年代在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在台北从事法律和教学工作,是大陆法(即成文法)方面的专家。80年代初去美国讲学,现在芝加哥定居。据说台大法律系是台湾政要尤其是民进党一些头头的摇篮,陈水扁、蔡英文、吕秀莲、谢长廷、苏贞昌等都是该系毕业生。因此有些台湾人揶揄:“台大法律系是台湾的乱源!”但宝生明确表示,他们这批山东子弟都厌恶台独,都能理性的,本着向前看的观点来看待当年的那段历史。毕竟两岸同胞都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中国终有一天会统一的。宝生表示在有生之年准备再来大陆和亲人见上一面,共叙半个多世纪来大家经历的风风雨雨。有条件时也可与大陆的法律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打算回老家祭拜曾为他日夜操心的亲人。
(作者为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注释:
①景德(化名钱鸣),山东蓬莱马格庄人。解放前曾是中共特科人员,上海山东会馆和齐鲁学校地下党领导人。曾与日本共产党员中西功合作,取得很多日军重要情报,为解放事业做出贡献。解放后因涉潘(汉年)扬(帆)事件被捕入狱,长达24年。改革开放后冤狱昭雪。李士钊的事迹(以及景德事迹)请参阅《上海地方志》杂志2011年2期我撰写的《解放前上海武训学校成立始末》一文。
②关于康生在胶东土改中大搞极左事,主要参考山东省档案馆情报资料库的有关资料。该资料库资料也可直接从山东政府网www.infobase.gov.cn查阅。另外可参考李维民:《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铁证如山》,《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曾彦修:《康生在土改中追浮财挖祖坟》,《各界》2011年3期,第80页。美国作家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著,顾兆敏等译:《邪恶天才,人间阎王-康生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齐鲁大学和烟台中学师生
南下流亡至上海
山东在解放前夕大批学生流亡南迁,首先从齐鲁大学开始。齐大成立于1904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成立的一所教会大学,当时号称华北第一学府,有“北燕(燕京大学)南齐”之称。下设理学院、文学院、医学院和闻名全国的国学研究所。如老舍、钱穆、顾颉刚、孙伏园等名家都先后来校(所)讲学。齐鲁大学的医学院曾先后培养了一千余名医护人员——包括一批获国外学位的医学名家在内,为我国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1945年吴克明出任校长。他是位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1937年抗战爆发时,学校曾在吴等教师带领下迁至内地四川上课。抗战胜利后学校回迁济南。1948年7月济南解放前夕,为避战火吴克明又带领学校师生南迁。他们先乘民航飞机去青岛,然后又坐船到上海。到上海后犹豫不决,没有一个明确去向。一大帮男女大学生在街上闲逛,成了当时上海滩一道风景。吴和一部分师生则借住在上海的山东会馆。当时山东会馆和齐鲁学校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员景德①和武训学校校长、民主人士李士钊都劝告吴克明应尽快决断下一步的去向:上策是原路回济南,中策是留上海等待解放,下策是继续流亡,找一个远离战火的地方继续办学。但最后吴采取的是下下策:一部分文理学院滞留在杭州,医学院流亡到了福州。全国解放后,华东军政委员会责令吴克明把学校和学生带回济南。1952年院系调整时,齐大被撤销。1957年反右时吴被打成右派,1963年平反,文革中又受迫害,于1977年9月含冤去世。
齐鲁大学事件后,紧接着发生烟台八个中学约两千多人流亡南方事件。这八个中学联合组成烟台联合中学,共推张敏之为联中校长。在张带领下经济南、徐州、南京到达上海。一路上不断有山东其它中学(如济南五所中学、昌维中学、沂水中学等)的师生加入。甚至还有少数小学生(如宝生的夫人王连章,当时还是沂水的小学生)也加入南下的队伍。1948年11月到上海时已聚集八千余人。他们一部分就住山东会馆,其他则分别借住上海卢湾各学校。
大部分学生是第一次到上海,自然对这五光十色的大城市感到好奇。但这些中学生大都是集体进出,很少像齐鲁大学生那样三三两两地在马路上闲逛。每天晚上和假日还借齐鲁学校的教室上课。经常有上海的山东同乡、学生亲友、新闻记者和各界人士前去观看。当时我家住的是山东会馆房子,我是齐鲁的初中毕业生,因此也经常去看宝生。我记得有一次烟台一位语文老师讲的课是法国都德的爱国名著《最后一课》。又有一次讲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很多旁听者纳闷:老师是想带领学生去世外桃源吗?还是想让学生准备留学美国?(据闻1948年夏国民党政府最后一次招考去美国公费留学生,考题是《请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译成英文》)。不过课堂上学生们全神贯注听课,一点看不出经长途跋涉后的疲惫,以及对前途的担忧。
宝生是1932年生,比我小一岁。在上海我的父兄即宝生的姥爷和舅舅们竭力劝阻宝生留在上海,和我一起上学。景德和李士钊也对学校师生做了大量工作,力劝学生回山东或留在上海。但宝生执意要随学校走,继续南下。他们想得很简单:我们要读书,所以要跟着学校走;而且老师待我们学生有如父兄,家里尽可放心。他们哪里知道,前面更险恶的人生道路正等待他们!
学生背井离乡与山东推行过“左”的土改政策有关
现在看来,当时这八千多子弟背井离乡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受国民党宣传影响的一面,包括一些老师对中共政策不理解,还有学生和家长信任老师,渴望继续念书等有关。山东是孔孟故乡,自古以来出过不少文化名人。还有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圣人,而在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中被江青定为“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的武训的行乞兴学事也发生在山东。家长想方设法送孩子上学读书,在山东是有传统的。当时胶东各地很多中学实行寄宿制,学生大都是农家子弟。就像烟台八个中学,教师大都是一些老教员,教课认真。对学生也爱护备至,晚上查岗还经常给学生盖被。学生也把老师看作父兄。所以大多数学生家长比较放心让孩子跟随学校出走。根据最近查阅烟台档案馆、山东省情报资料库等的材料,我认为大批学生出走和康生(还有饶漱石)当时在山东推行一条极左的扫地出门的土改政策有很大关系②。康生当时在胶东等地推行的土改路线中第一条是对地主和富农、大中小地主和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别,一律不给生活出路,扫地出门,有的地区甚至一度发生乱打乱杀现象。其二是扩大打击面,将一部分中农错定为地主、富农。有的地方在复查中贫中找富,“矮子里面选将军”,谁家的地多就斗争谁,甚至错误地提出“中农骨头富农肉,吃了肉啃骨头”的口号。其三违反了共产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比如,没收和分配地主和富农兼营的工商业。有的地方农民直接到城里找资本家算账。烟台市有70名资本家被揪回村批斗。有的作家描写当时胶东农村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毛泽东曾就此事批评了康生。这些都有党史文献可查。
山东的大、中学生很多家在农村。按阶级成分来算,除地富外,不少是中农或者城市工商业者。他们对将来要回乡参加土改的前景颇为担忧。我姐夫家离我老家(山东蓬莱刘家沟)不到五里地。我记得他家在村里唯一显眼的资产是一头牛。每次我们从上海回老家,宝生就牵着牛到汽车站接我们。另外姐夫在烟台和人合股做点买卖。土改时被定为富农兼资本家,在农村被扫地出门。我于1956年去他家看望时见早已家徒四壁,再加上有一个“叛逃”在外的儿子,历次运动都逃脱不了被批斗和成为专政对象。
流亡师生命运多舛,
辗转台湾求学
从前面提到的那些著作和报道看来,这批山东流亡中学生后来的命运是很坎坷的。他们后来一路翻山越岭,风雨苦行,饥寒交迫,离上海后辗转南京、杭州、湖南、广东等地,徒步几千公里。看看下面这两段令人心碎的描述:
“这8000多个青少年,背着行囊,所谓行囊,就是一只小板凳,上面迭条薄被。一二件衣服整个用绳子绑起,再夹二根筷子。到了没有战争的地方,停下来,放下板凳,就上课。通常在寺庙或祠堂里驻点。夜里睡在寺庙地下,铺点稻草。白天每人带着一个方块土板。坐在空地上。把老师围在中心,就开始听讲。用石灰、甚至石块在土板上写字“。(摘自《大江大海1949》)
“一吃饭我们八个人一桌,一个桌一盆菜。那个盆子又可以洗脸,又当菜盆子了。围在那里蹲在那里,风一吹就满盆子沙子,这样子吃饭。我们那个教室就是宿舍,我们那个铺盖,也没有什么铺的东西,一个被单子铺在水泥地下。晚上睡觉,白天前面有个黑板,老师一本书,我们没有书,我们就写笔记。老师在上面讲,或者写黑板,我们来抄(写字的)。笔,我们就到街上去捡个笔头,铅笔头削一削,就那样写字。但是那时候,我们读书的情绪很高”。(摘自新浪博客《父辈的旗帜,没有终点的流亡》)。
1949年夏他们到了广州,国民党的要员曾口头上答应他们去台湾读书。没想到了澎湖,就发生七一三惨案。澎湖的国民党司令李振清强行要拉这些孩子当兵。张敏之据理力争,因为事先曾达成协议,同意去台湾念书。不想立遭残酷镇压。张敏之校长、邹鉴副校长和五位学生以“共匪间谍”罪被枪决。一些孩子被装进麻袋抛入大海,一些孩子被捕入狱。其他人除女生和年龄太小的男生送子弟学校念书外,大部分被胁迫当了兵。直至台海局势稍有缓和后,台湾当局才允许他们转业,去台湾上学。可能是长期的艰苦磨练造就了奋发图强的精神,这批学生中很多学习成绩斐然,后来事业有成,一些人成为后来台湾经济“腾飞“的骨干力量。
张敏之在台湾被蒋介石定为“共党匪谍”,在山东则被认为是国民党余孽,蛊惑学生逃亡的反革命。是是非非,只有留待后人考证判断了。至于八千多子弟在大陆的家庭,估计大多数的“成分”本来不好,再加上家中有“叛逃”分子,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自然少不了受冲击。直到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才被彻底扭转。回想半个多世纪前这批才十四五岁的孩子,大多数不懂世事,更不懂阶级斗争,只是想念点书,憧憬 “书中自有黄金屋”,我想不应过分责备。人们总是同情弱者,同情弱势群体。听说现在的台湾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决定在澎湖建一个“七一三事件纪念馆”,以悼念那些牺牲的师生。
多年苦寻外甥下落终圆梦
1948年我在上海读书时和宝生见过一面。后来他随流亡大军继续南下,之后就消息全无。全国解放后,报上曾登载过一条消息,说是国民党胁迫大批学生去台湾或流窜缅甸、越南当兵,继续与人民为敌。当时我们想保生一定在被胁迫之列,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仍杳无音信,生死不明。最疼爱他的山东奶奶和上海姥爷都于上世纪50年代去世,弥留之际还惦念宝生,盼回来能见上一面。改革开放后不少去台湾的大陆人陆续回故乡团聚,宝生还是没有消息。直到最近,从网上看到台湾作家写的著作,才知道他肯定去了台湾。我于是在凤凰网和香港中文大学网上写了篇“我的外甥曲喜元(小名宝生),你在哪里”的寻人博客。在这些网和CCTV-4的帮助下终于找到宝生的下落。在通话中宝生向我简述了他大半生的经历。原来,他当了几年兵后转业去台湾上学,60年代在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在台北从事法律和教学工作,是大陆法(即成文法)方面的专家。80年代初去美国讲学,现在芝加哥定居。据说台大法律系是台湾政要尤其是民进党一些头头的摇篮,陈水扁、蔡英文、吕秀莲、谢长廷、苏贞昌等都是该系毕业生。因此有些台湾人揶揄:“台大法律系是台湾的乱源!”但宝生明确表示,他们这批山东子弟都厌恶台独,都能理性的,本着向前看的观点来看待当年的那段历史。毕竟两岸同胞都是炎黄子孙,血浓于水!中国终有一天会统一的。宝生表示在有生之年准备再来大陆和亲人见上一面,共叙半个多世纪来大家经历的风风雨雨。有条件时也可与大陆的法律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并打算回老家祭拜曾为他日夜操心的亲人。
(作者为航天科工集团二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注释:
①景德(化名钱鸣),山东蓬莱马格庄人。解放前曾是中共特科人员,上海山东会馆和齐鲁学校地下党领导人。曾与日本共产党员中西功合作,取得很多日军重要情报,为解放事业做出贡献。解放后因涉潘(汉年)扬(帆)事件被捕入狱,长达24年。改革开放后冤狱昭雪。李士钊的事迹(以及景德事迹)请参阅《上海地方志》杂志2011年2期我撰写的《解放前上海武训学校成立始末》一文。
②关于康生在胶东土改中大搞极左事,主要参考山东省档案馆情报资料库的有关资料。该资料库资料也可直接从山东政府网www.infobase.gov.cn查阅。另外可参考李维民:《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铁证如山》,《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曾彦修:《康生在土改中追浮财挖祖坟》,《各界》2011年3期,第80页。美国作家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著,顾兆敏等译:《邪恶天才,人间阎王-康生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