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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男性作家是在一定的文化心态下对女性进行书写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书写贵族女性时，一方面受男权文化传统影响，以男性叙述方式将女性置于配角地位，又受着男性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性別差异影响，使女性在史书中“事与人俱来，人与事俱去”。另一方面，司马迁秉承进步的妇女观，对女性的价值极力彰显，对悲弱的女性默默同情，对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尽情讴歌。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男性视阈；贵族女性；书写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1-006-02
孟悦曾说：“叙事总是意识形态的叙事，它与历史(历史本身)的关联也总是某种意识形态性关联。”因此，作为历史的叙事必然与作家所处的文化环境、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其所具有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规范密切关联。
在我国，自父权社会建立以来，以男性本位为指导的历史文化便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男尊女卑、男主女次的观念在男权文化和历史发展中积淀，司马迁自然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他一方面在超越传统观念的基础上秉着进步的妇女观对贵族女性进行书写。另一方面深受男权文化传统的影响，用在男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人类的集体意识来书写女性。
一、在男权文化传统影响下书写贵族女性
《史记》中所写的贵族女性约为一百四十位，受男权文化传统的影响，司马迁持着传统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书写贵族女性。
1、用男性叙述方式书写贵族女性
司马迁运用男性传统的叙事原则与叙述话语对贵族女性进行书写。在《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中，除了《吕太后本纪》和《外戚世家》以女性为主角以外，其余主角都是男性。在一百四十多位贵族女性中，除了《吕太后本纪》和《外戚世家》中的十九位女性以外，其余一百二十多位女性都出现在以男性为主角的传记之中。在一百四十多位贵族女性中，有名有姓的仅二十四位，其余贵族女性如“韩女”(《赵世家》)、“空同氏”(《赵世家》，均无自己的姓字。其中的女性人物似乎只是男性的活动背景，女性的身份通过男性来界定。在《史记》中，仅有《吕太后本纪》、《外戚世家》两篇是对女性的专章叙述，其他传记都是对女性片断式的叙述，大多数贵族女性仅在某一时，某一事出现，很多女性只是作为母亲或者是婚嫁的对象而被提及。例如《晋世家》中提到周女只有一句：“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对于这些贵族女性的生平事迹，司马迁不做任何叙述，即使对某些贵族女性的事迹进行叙述，形式依然是事与人俱来，人与事俱去，女性形象的存在因历史事件的存在而存在。
2、在男性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下书写贵族女性
在书写、评价贵族女性时，司马迁也多以传统道德为评判标准。正如张大可所说：“司马迁歌颂勤劳、简朴、勇敢、智慧、公正、廉洁、尚义、知耻等美德，他批判暴虐、荒淫、奸淫、刻毒、谗忌、怯懦等恶德，一般以儒家的忠孝节义作为道德标准。在《史记》中，司马迁从美德与恶行两个方面对女性品德进行论述。
一方面，司马迁歌颂贤德开明的贵族女性。司马迁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助焉。”肯定了女性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力。司马迁大力赞扬赵太后贤德英明，赋予这些女性理想的光辉。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仅表现了司马迁自己对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的追求，也起到了感化对后世的作用。
另一方面，司马迁以男性视角用道德的尺度对那些行事阴毒、品行恶劣的贵族女性给以深刻揭露和无情嘲讽。他在《外戚世家》中写王夫人与长公主勾结，谋害栗姬，夺得太子之位。对这些背离传统道德的贵族女性的书写，不仅表现了司马迁对恶势力的唾弃，也反映了男性史学家代表男权社会对女性在道德方面的要求。无论司马迁在书写贵族女性时揭露丑恶还是称赞美德，女性形象的刻画都寄寓着司马迁的道德标准与审美期待。
3、在男性性别差异下书写贵族女性
司马迁秉承着“不隐恶，不虚美”的历史创作原则，但是摆脱不了男权文化情结的束缚。他在《外戚世家》中说：“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以嬖妲己。”既肯定女性在国家社会政治中的推动作用，又将夏、商、周三代的覆亡归于后妃，这显然是一种将女性“魔鬼化”的观点。前后两种观念也正是司马迁对女性的矛盾态度，更是作家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总之，司马迁深受男权文化传统影响，在对贵族女性书写时，多以传统的社会道德宋评判人物，以达到对女性身份和社会行为的规约。
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贵族女性，作为文化符号，是由男性来书写的，这些女性无论被书写成正面典范还是反面人物，都体现着司马迁作为一个男性的思维意识与道德追求。在男性作家建构的话语文本中，女性角色都是经过男性手笔过滤并提炼出来的人物，对女性人物的评价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价值期待，就像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所说：“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的女性，所有的女性类型都表现了男人对女人的评价，直接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的‘性权术’。”在男性话语霸权的统治下，司马迁以男性的话语传统叙述女性。
二、男性作家在个性心理引导下书写贵族女性
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有很多歧视，从《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姒灭亡”开始，女性大多被定义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倾国倾城的祸水，封建政治更是杜绝女子参政。但是在这种前提下，司马迁尊重女性，尊重她们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外戚世家》开篇就讲，“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他认识到了女性作为“内助”在家庭、国家中的作用，尤其是贵族女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在《史记》中，司马迁专列《吕太后本纪》，把吕后和历代帝王并列，在无情揭露其不可饶恕的恶德同时，肯定她的功劳和在政治上的作用。这不仅显示了求实、纪实的治史精神，也反映了他尊重女性主体价值的意识。
在对贵族女性的书写中，司马迁对那些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或战争中受害的无辜女性给予深深的同情。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使得她们常常被用来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求取功名的牺牲品，他在《史记》中记述许多这样的女性，例如失国的楚贡王死于中亥之家，“中亥以二女从之，并葬之。”很多女性都足因为殉葬而被迫从死。更为残忍的是《匈奴列传》中讲，冒顿为立威信不惜鸣镝自射爱妻。对于这些无辜女性，司马迁洞察她们的艰难处境，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关照她们的生存状态。
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把“夫为妻纲”视为道德支柱，妇女要绝对俯伏于丈夫的权威之下，但是司马迁重视这些妇女的愿望和追求，支持女性的叛逆思想。儒家的正统思想主张“男女授受不亲”、“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但是《司马相如列传》中写到，“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歌颂卓文君追求自我的精神。司马迁还称赞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太史慈之女为“君王后”。“司马迁对这些追求个人幸福、违背封建礼教的女性予以肯定，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
司马迁描述了众多贵族女性，对女性的价值极力彰显，竭力发现被压迫妇女身上的亮点；对有着悲惨遭遇的女性充满同情，尊重她们的人格尊严：对敢于冲破N建礼教的女性竭力讴歌，尊重她们的愿望与追求。
但是司马迁毕竟生活在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西汉时期，思想观念有着时代与历史的局限。因此，他虽然为一些妇女立传，却局限于上层贵族妇女且有着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情结，这是任何一位史学家都难以跨越的极限。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u)，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班固，汉书，司马迁传[u)。延吉：延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参考文献：
n]孟悦，历史与叙述[u)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2]张大可。司马迁讦传[u)，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3]寿静心，女性文学的革命[u)，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王钟陵，诗经鉴赏[则。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
[5)杨伯峻，孟子译注[u)，北京：中华书局，1981
(责任编校：刘军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男性视阈；贵族女性；书写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1-006-02
孟悦曾说：“叙事总是意识形态的叙事，它与历史(历史本身)的关联也总是某种意识形态性关联。”因此，作为历史的叙事必然与作家所处的文化环境、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其所具有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规范密切关联。
在我国，自父权社会建立以来，以男性本位为指导的历史文化便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男尊女卑、男主女次的观念在男权文化和历史发展中积淀，司马迁自然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他一方面在超越传统观念的基础上秉着进步的妇女观对贵族女性进行书写。另一方面深受男权文化传统的影响，用在男权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一种人类的集体意识来书写女性。
一、在男权文化传统影响下书写贵族女性
《史记》中所写的贵族女性约为一百四十位，受男权文化传统的影响，司马迁持着传统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书写贵族女性。
1、用男性叙述方式书写贵族女性
司马迁运用男性传统的叙事原则与叙述话语对贵族女性进行书写。在《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中，除了《吕太后本纪》和《外戚世家》以女性为主角以外，其余主角都是男性。在一百四十多位贵族女性中，除了《吕太后本纪》和《外戚世家》中的十九位女性以外，其余一百二十多位女性都出现在以男性为主角的传记之中。在一百四十多位贵族女性中，有名有姓的仅二十四位，其余贵族女性如“韩女”(《赵世家》)、“空同氏”(《赵世家》，均无自己的姓字。其中的女性人物似乎只是男性的活动背景，女性的身份通过男性来界定。在《史记》中，仅有《吕太后本纪》、《外戚世家》两篇是对女性的专章叙述，其他传记都是对女性片断式的叙述，大多数贵族女性仅在某一时，某一事出现，很多女性只是作为母亲或者是婚嫁的对象而被提及。例如《晋世家》中提到周女只有一句：“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对于这些贵族女性的生平事迹，司马迁不做任何叙述，即使对某些贵族女性的事迹进行叙述，形式依然是事与人俱来，人与事俱去，女性形象的存在因历史事件的存在而存在。
2、在男性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下书写贵族女性
在书写、评价贵族女性时，司马迁也多以传统道德为评判标准。正如张大可所说：“司马迁歌颂勤劳、简朴、勇敢、智慧、公正、廉洁、尚义、知耻等美德，他批判暴虐、荒淫、奸淫、刻毒、谗忌、怯懦等恶德，一般以儒家的忠孝节义作为道德标准。在《史记》中，司马迁从美德与恶行两个方面对女性品德进行论述。
一方面，司马迁歌颂贤德开明的贵族女性。司马迁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助焉。”肯定了女性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力。司马迁大力赞扬赵太后贤德英明，赋予这些女性理想的光辉。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仅表现了司马迁自己对理想政治、理想道德的追求，也起到了感化对后世的作用。
另一方面，司马迁以男性视角用道德的尺度对那些行事阴毒、品行恶劣的贵族女性给以深刻揭露和无情嘲讽。他在《外戚世家》中写王夫人与长公主勾结，谋害栗姬，夺得太子之位。对这些背离传统道德的贵族女性的书写，不仅表现了司马迁对恶势力的唾弃，也反映了男性史学家代表男权社会对女性在道德方面的要求。无论司马迁在书写贵族女性时揭露丑恶还是称赞美德，女性形象的刻画都寄寓着司马迁的道德标准与审美期待。
3、在男性性别差异下书写贵族女性
司马迁秉承着“不隐恶，不虚美”的历史创作原则，但是摆脱不了男权文化情结的束缚。他在《外戚世家》中说：“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以嬖妲己。”既肯定女性在国家社会政治中的推动作用，又将夏、商、周三代的覆亡归于后妃，这显然是一种将女性“魔鬼化”的观点。前后两种观念也正是司马迁对女性的矛盾态度，更是作家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总之，司马迁深受男权文化传统影响，在对贵族女性书写时，多以传统的社会道德宋评判人物，以达到对女性身份和社会行为的规约。
生活在男权社会中的贵族女性，作为文化符号，是由男性来书写的，这些女性无论被书写成正面典范还是反面人物，都体现着司马迁作为一个男性的思维意识与道德追求。在男性作家建构的话语文本中，女性角色都是经过男性手笔过滤并提炼出来的人物，对女性人物的评价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价值期待，就像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家所说：“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中的女性，所有的女性类型都表现了男人对女人的评价，直接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的‘性权术’。”在男性话语霸权的统治下，司马迁以男性的话语传统叙述女性。
二、男性作家在个性心理引导下书写贵族女性
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对女性有很多歧视，从《诗经》中的“赫赫宗周，褒姒灭亡”开始，女性大多被定义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倾国倾城的祸水，封建政治更是杜绝女子参政。但是在这种前提下，司马迁尊重女性，尊重她们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外戚世家》开篇就讲，“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他认识到了女性作为“内助”在家庭、国家中的作用，尤其是贵族女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在《史记》中，司马迁专列《吕太后本纪》，把吕后和历代帝王并列，在无情揭露其不可饶恕的恶德同时，肯定她的功劳和在政治上的作用。这不仅显示了求实、纪实的治史精神，也反映了他尊重女性主体价值的意识。
在对贵族女性的书写中，司马迁对那些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或战争中受害的无辜女性给予深深的同情。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使得她们常常被用来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求取功名的牺牲品，他在《史记》中记述许多这样的女性，例如失国的楚贡王死于中亥之家，“中亥以二女从之，并葬之。”很多女性都足因为殉葬而被迫从死。更为残忍的是《匈奴列传》中讲，冒顿为立威信不惜鸣镝自射爱妻。对于这些无辜女性，司马迁洞察她们的艰难处境，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遇，关照她们的生存状态。
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把“夫为妻纲”视为道德支柱，妇女要绝对俯伏于丈夫的权威之下，但是司马迁重视这些妇女的愿望和追求，支持女性的叛逆思想。儒家的正统思想主张“男女授受不亲”、“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但是《司马相如列传》中写到，“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歌颂卓文君追求自我的精神。司马迁还称赞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太史慈之女为“君王后”。“司马迁对这些追求个人幸福、违背封建礼教的女性予以肯定，是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
司马迁描述了众多贵族女性，对女性的价值极力彰显，竭力发现被压迫妇女身上的亮点；对有着悲惨遭遇的女性充满同情，尊重她们的人格尊严：对敢于冲破N建礼教的女性竭力讴歌，尊重她们的愿望与追求。
但是司马迁毕竟生活在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西汉时期，思想观念有着时代与历史的局限。因此，他虽然为一些妇女立传，却局限于上层贵族妇女且有着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情结，这是任何一位史学家都难以跨越的极限。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u)，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②班固，汉书，司马迁传[u)。延吉：延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参考文献：
n]孟悦，历史与叙述[u)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2]张大可。司马迁讦传[u)，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3]寿静心，女性文学的革命[u)，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王钟陵，诗经鉴赏[则。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7，
[5)杨伯峻，孟子译注[u)，北京：中华书局，1981
(责任编校：刘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