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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当今世界,地缘板块之变、国家转型之痛、发展方式之争、力量重组之显、有效治理之难,无不表明一个全球政治的“再平衡时代”已然到来。这种“再平衡”也成为亚太地缘政治环境的鲜明特色。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促动下,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地区国家都在推进自我版本的再平衡战略,传统意义上的“小国”也在努力找寻和利用新的战略机遇。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周边外交既不能拒变,更不能恐变,应全面认识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和可塑性,应深刻理解大多数地区国家对“战略自主性”的内在追求,要将应对的基点从“维稳防变、被动接招”调整为“顺势而为、谋势而动”,主动引导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出现对中国总体有利的新均衡。
简言之,这种仍处于演变之中的新均衡就是,有些国家离中国远了一些,而有些国家则离中国近了一些;某些国家选择与中国对抗到底,某些国家则愿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接纳一个“强中国”;一些国家谋求挑动中美恶斗,而另一些国家则希望在中美之间扮演“调和者”的角色。目前看,日本、菲律宾似乎是前者,韩国、澳大利亚似乎是后者。
这种新均衡还有另外两大突出特征。一是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开始在“印度洋-太平洋”这一地缘框架中审视、修正和推进自己的对外战略,南中国海、东南亚和孟加拉湾成为印太亚洲的地缘重点。二是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倾向于采取一种“联而不盟”的对外策略,都希望在变动不居的亚太地区权力游戏中使自己获取实利的同时留有余地,最大程度地增加腾挪折冲的战略空间。
举例来说,澳大利亚和韩国都在施展以“倚美联中”为突出特征的“中等强国”外交。2009年,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发布《国防白皮书》毫不讳言地将中国称为“潜在威胁”,但2013年吉拉德执政时期的《国防白皮书》则表示,澳政府不将中国视为对手,支持中国和平崛起。而韩国朴槿惠政府对韩中关系的重视甚至引起美国的不满。
但应清醒地看到,“近华”不一定是“亲华”,中国也需要改变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简单二元观念。对于大多数亚太国家来说,它们既不愿看到中美关系过于好从而受制于中美共治,也不愿因中美关系过于坏而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这种“两面下注”的政策心理和对外行为是一种能为人所理解的常态。
如果一些国家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找到“舒适”的位置,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更稳定、更持久、更具可预测性,某些大国在其间搬弄是非、挑拨使绊的余地或许会更加有限。面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新均衡,中国外交必须把握好强势与灵巧、刚性与韧性、争利与谋势的辩证关系,要始终牢记国际政治中“均衡”之要义——有进有退,亦攻亦守,有所为有所不为,胜者不可全得,霸主日久必衰。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周边外交既不能拒变,更不能恐变,应全面认识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和可塑性,应深刻理解大多数地区国家对“战略自主性”的内在追求,要将应对的基点从“维稳防变、被动接招”调整为“顺势而为、谋势而动”,主动引导亚太地缘政治格局出现对中国总体有利的新均衡。
简言之,这种仍处于演变之中的新均衡就是,有些国家离中国远了一些,而有些国家则离中国近了一些;某些国家选择与中国对抗到底,某些国家则愿意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接纳一个“强中国”;一些国家谋求挑动中美恶斗,而另一些国家则希望在中美之间扮演“调和者”的角色。目前看,日本、菲律宾似乎是前者,韩国、澳大利亚似乎是后者。
这种新均衡还有另外两大突出特征。一是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开始在“印度洋-太平洋”这一地缘框架中审视、修正和推进自己的对外战略,南中国海、东南亚和孟加拉湾成为印太亚洲的地缘重点。二是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倾向于采取一种“联而不盟”的对外策略,都希望在变动不居的亚太地区权力游戏中使自己获取实利的同时留有余地,最大程度地增加腾挪折冲的战略空间。
举例来说,澳大利亚和韩国都在施展以“倚美联中”为突出特征的“中等强国”外交。2009年,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发布《国防白皮书》毫不讳言地将中国称为“潜在威胁”,但2013年吉拉德执政时期的《国防白皮书》则表示,澳政府不将中国视为对手,支持中国和平崛起。而韩国朴槿惠政府对韩中关系的重视甚至引起美国的不满。
但应清醒地看到,“近华”不一定是“亲华”,中国也需要改变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简单二元观念。对于大多数亚太国家来说,它们既不愿看到中美关系过于好从而受制于中美共治,也不愿因中美关系过于坏而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这种“两面下注”的政策心理和对外行为是一种能为人所理解的常态。
如果一些国家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找到“舒适”的位置,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更稳定、更持久、更具可预测性,某些大国在其间搬弄是非、挑拨使绊的余地或许会更加有限。面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新均衡,中国外交必须把握好强势与灵巧、刚性与韧性、争利与谋势的辩证关系,要始终牢记国际政治中“均衡”之要义——有进有退,亦攻亦守,有所为有所不为,胜者不可全得,霸主日久必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