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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特姑娘”的故事是西方文学和艺术中的常见题材，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以此为题材的诗歌、绘画作品更是佳作迭出、情态各异。
“夏洛特姑娘”是中世纪骑士传奇《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在亚瑟王的王宫所在地卡麦勒城附近，有一座盛开着百合花的小島，名叫“夏洛特”。有一位美丽的少女被仙女囚禁在島上的高塔中，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存在。囚禁她的仙女告诉她，亚瑟王的王宫有一个魔咒将会降祸于她，但是却没有告诉她这个魔咒究竟是什么。因为被诅咒，她不能离开房间一步，并且不能直接向窗外看。整年有镜子挂在她眼前，她只能通这面镜子的反射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就在那面清澈的镜子里，有人世间的种种影像出现。她一边把所看到的影像织到挂毯上，一边唱歌，如此，日复一日……透过镜子，她看见了粗鲁的庄稼汉、穿红斗篷去市场的村姑、一群快活的姑娘、骑马缓行的教士、长着鬈发的小羊倌或留长发的红衣小侍从，还看见联袂并辔的骑士……对于这些她都无动于衷，只是不停地把所看到的影像织到挂毯上。但是，当看到一对新婚的恋人经过时，她说：“我有些厌倦这些影像了。”
偶然的一天，骑士兰斯洛特——亚瑟王最优秀的骑士——从城堡的窗下骑马经过，夏洛特姑娘终于忍不住朝窗外看了一眼：兰斯洛特骑马走在麦浪中间，黄铜的盔甲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他在河边唱着愉悦的歌，策马奔向卡麦勒城。夏洛特姑娘离开了织机，走出房间。她看见了盛开的百合，她看见了钢盔和羽毛，望向卡麦勒城，先前已经织成的挂毯突然散开了，丝线乱飞，魔镜也片片碎裂。“诅咒已降临我身”她喊道。
狂风吹动阴郁的树林，暴雨倾盆，她在柳树下找到一只小船，在船首处，她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夏洛特姑娘”。暗淡的河流仿佛预示了她的悲惨命运，她松开锚链，躺下，宽阔的河流将她冲向远方。雪白的衣裙随风飘动，就这样，她任由小船向卡麦勒城的方向漂去。山丘与原野上的人们，听到了她最后的歌。那是忧伤而神圣的颂曲，声音渐渐低沉，直到她的血液慢慢凝固，她的眼眸也和黑夜一样悄悄地黯淡无光。她被潮水冲到岸边，在自己的歌声中死去。
消息在卡麦勒城中悄悄地传开了，骑士、平民、王公贵族纷纷涌向码头。在船首他们读到了她先前刻下的名字。她是谁？这里发生了什么？近旁明亮的宫殿中，欢乐声消失了，人们因恐惧在胸前划着十字，包括所有的骑士。除了兰斯洛特，他陷入沉思之中，说：“她有一张可爱的脸，愿上帝的慈悲与她同在。”
故事本身很简单，朦胧神秘而且充满了各种中世纪常见的意象：被囚禁于高塔之上的少女、诅咒、骑士、爱情、死亡……其中惊鸿一瞥的骑士兰斯洛特，即是欧洲中世纪亚瑟王传奇中圆桌骑士之一，被后人认为是最伟大、最受亚瑟王信任的骑士，为亚瑟王的诸多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且被委以保护亚瑟王的王后的重任。但是因为兰斯洛特与王后桂妮温之间产生了爱情——中世纪典型的骑士和贵妇人之间纯洁无瑕的爱情——最终与亚瑟王反目，而当亚瑟王处于危难之中的时刻，他又能尽弃前嫌，回来援助亚瑟王，被视为骑士精神的典范。故事的女主人公夏洛特姑娘，在形象上是典型的中世纪女性。中世纪的女性通常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无助、恐慌、日复一日等待着拯救，她们一般拥有高贵的身份和倾城的美貌，同时具有苍白、柔弱、童贞等特点……这就是之后传统的被动型女性的原型。虽然实际上中世纪女性远比这要自由勇敢，但是塑造这类形象有规范当代女性行为的作用，用伊丽莎白·尼尔森（Elizabeth Nelson）的话来讲，夏洛特姑娘“完美地代表着维多利亚时期理想女性的形象：纯洁、被围绕、精神化、神秘并且致力于她们女性的任务”。
少女至死不渝追求的是一种“无望的爱情”，明知无望而以生命为代价去追求的行为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因而蕴藉无限，予以诗人、画家无限的灵感。维多利亚时代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用他的生花妙笔娓娓道来，如泣如诉。《夏洛特姑娘》这首诗是丁尼生的主要作品《国王叙事诗》中，最令人为之动容的一首诗。据说为了更传神地描述这个故事，作者在十多年间数次修改这首诗。
丁尼生的诗歌点亮了拉斐尔前派画家的艺术灵感，而拉斐尔前派影响所及之处，又涌现出大量以夏洛特姑娘为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这一题材的绘画作品无不具有强大的艺术张力。拉斐尔前派是19世纪中期英国兴起的一个艺术流派，主要成员包括但丁·加百列·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威廉·赫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1827—1910）、约翰·艾弗里特·米莱斯。这些年轻的画家推崇拉斐尔时代以前的绘画艺术和审美取向，给19世纪的英国艺术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拉斐尔前派有着诗画结合的艺术传统，他们的绘画作品和文学联系得异常紧密，其中很多画家自己也有诗歌创作，堪称诗画兼工。罗塞蒂和亨特都为丁尼生的这首诗作过插图，但是因为过于鲜明的个人风格，这两位画家的插图作品并未受到丁尼生的欣赏与肯定。其中，以“拉斐尔前派最忠实的成员”著称的亨特还有以此为题材的油画作品，这幅画从1886年开始绘制，直到1905年才最终完成，耗费了画家近二十年的光阴和心血。亨特的版本选择的是诅咒降临的一瞬间：魔镜破碎、丝线飞舞。由于透视，人物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空间，用色也异常艳丽明亮，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效果。
这个充满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很快就成为了拉斐尔前派及其追随者们最钟爱的绘画主题。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早期，就有超过五十件作品表现这一题材。对这一题材最感兴趣的要数英国画家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British，1849—1917），沃特豪斯同时受到了拉斐尔前派和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其作品多以神话、历史故事、文学作品为题材。沃特豪斯一生之中共有三幅以“夏洛特姑娘”为题材的油画，分别选取故事中不同的瞬间，风格题旨也各有不同。此外，英国画家约翰·阿金森·格雷姆肖（John Atkinson Grimshaw，1836—1893）以及阿瑟·修斯（Arthur Hughes）也有此类题材作品。
诗歌可以叙事，可以抒情，可以娓娓道来整个故事，但是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作品，却只能凝固在一瞬间，截取一个画面来表达故事中的某一时刻，选取不同的时刻，效果自然大不相同。作为19世纪中后期重要的艺术流派，拉斐尔前派钟情于各种凄美的爱情故事，例如但丁和贝雅特丽采，奥菲莉娅，当然，还有“夏洛特姑娘”。这类女性以及其凄美的故事恰恰是拉斐尔前派最乐于表现的。不得不说，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与拉斐尔前派的艺术追求——“你们制造越多的机器，我就画出越多的天使，用他们的翅膀守护美”——那略带悲剧色彩的精神相暗合：面对一个逐渐开始由机器主宰的时代和实利主义的时代，既无法接受，也无力改变。对于艺术、爱情和美，虽无望，但仍追求，至死不渝。
在西方诸多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之中，夏洛特姑娘不能用“著名”来形容，因为我们不难看出，“The Lady of Shalott”并不是女主人公的名字，故事中，“夏洛特”是个地名——一座盛开着百合花的孤島。但正是这样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女性形象，关于她的简短而略显单薄的故事，成就了桂冠诗人丁尼生笔下绝美的诗歌，也启发了拉斐尔前派及后世受其影响的画家们的艺术灵感，凝固成画家们笔下光彩夺目的瞬间。简言之，“夏洛特姑娘”题材绝对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艺术中一道神秘美丽的风景线。
“夏洛特姑娘”是中世纪骑士传奇《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在亚瑟王的王宫所在地卡麦勒城附近，有一座盛开着百合花的小島，名叫“夏洛特”。有一位美丽的少女被仙女囚禁在島上的高塔中，几乎没有人知道她的存在。囚禁她的仙女告诉她，亚瑟王的王宫有一个魔咒将会降祸于她，但是却没有告诉她这个魔咒究竟是什么。因为被诅咒，她不能离开房间一步，并且不能直接向窗外看。整年有镜子挂在她眼前，她只能通这面镜子的反射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就在那面清澈的镜子里，有人世间的种种影像出现。她一边把所看到的影像织到挂毯上，一边唱歌，如此，日复一日……透过镜子，她看见了粗鲁的庄稼汉、穿红斗篷去市场的村姑、一群快活的姑娘、骑马缓行的教士、长着鬈发的小羊倌或留长发的红衣小侍从，还看见联袂并辔的骑士……对于这些她都无动于衷，只是不停地把所看到的影像织到挂毯上。但是，当看到一对新婚的恋人经过时，她说：“我有些厌倦这些影像了。”
偶然的一天，骑士兰斯洛特——亚瑟王最优秀的骑士——从城堡的窗下骑马经过，夏洛特姑娘终于忍不住朝窗外看了一眼：兰斯洛特骑马走在麦浪中间，黄铜的盔甲在阳光下熠熠闪光，他在河边唱着愉悦的歌，策马奔向卡麦勒城。夏洛特姑娘离开了织机，走出房间。她看见了盛开的百合，她看见了钢盔和羽毛，望向卡麦勒城，先前已经织成的挂毯突然散开了，丝线乱飞，魔镜也片片碎裂。“诅咒已降临我身”她喊道。
狂风吹动阴郁的树林，暴雨倾盆，她在柳树下找到一只小船，在船首处，她刻下了自己的名字——“夏洛特姑娘”。暗淡的河流仿佛预示了她的悲惨命运，她松开锚链，躺下，宽阔的河流将她冲向远方。雪白的衣裙随风飘动，就这样，她任由小船向卡麦勒城的方向漂去。山丘与原野上的人们，听到了她最后的歌。那是忧伤而神圣的颂曲，声音渐渐低沉，直到她的血液慢慢凝固，她的眼眸也和黑夜一样悄悄地黯淡无光。她被潮水冲到岸边，在自己的歌声中死去。
消息在卡麦勒城中悄悄地传开了，骑士、平民、王公贵族纷纷涌向码头。在船首他们读到了她先前刻下的名字。她是谁？这里发生了什么？近旁明亮的宫殿中，欢乐声消失了，人们因恐惧在胸前划着十字，包括所有的骑士。除了兰斯洛特，他陷入沉思之中，说：“她有一张可爱的脸，愿上帝的慈悲与她同在。”
故事本身很简单，朦胧神秘而且充满了各种中世纪常见的意象：被囚禁于高塔之上的少女、诅咒、骑士、爱情、死亡……其中惊鸿一瞥的骑士兰斯洛特，即是欧洲中世纪亚瑟王传奇中圆桌骑士之一，被后人认为是最伟大、最受亚瑟王信任的骑士，为亚瑟王的诸多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且被委以保护亚瑟王的王后的重任。但是因为兰斯洛特与王后桂妮温之间产生了爱情——中世纪典型的骑士和贵妇人之间纯洁无瑕的爱情——最终与亚瑟王反目，而当亚瑟王处于危难之中的时刻，他又能尽弃前嫌，回来援助亚瑟王，被视为骑士精神的典范。故事的女主人公夏洛特姑娘，在形象上是典型的中世纪女性。中世纪的女性通常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无助、恐慌、日复一日等待着拯救，她们一般拥有高贵的身份和倾城的美貌，同时具有苍白、柔弱、童贞等特点……这就是之后传统的被动型女性的原型。虽然实际上中世纪女性远比这要自由勇敢，但是塑造这类形象有规范当代女性行为的作用，用伊丽莎白·尼尔森（Elizabeth Nelson）的话来讲，夏洛特姑娘“完美地代表着维多利亚时期理想女性的形象：纯洁、被围绕、精神化、神秘并且致力于她们女性的任务”。
少女至死不渝追求的是一种“无望的爱情”，明知无望而以生命为代价去追求的行为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因而蕴藉无限，予以诗人、画家无限的灵感。维多利亚时代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用他的生花妙笔娓娓道来，如泣如诉。《夏洛特姑娘》这首诗是丁尼生的主要作品《国王叙事诗》中，最令人为之动容的一首诗。据说为了更传神地描述这个故事，作者在十多年间数次修改这首诗。
丁尼生的诗歌点亮了拉斐尔前派画家的艺术灵感，而拉斐尔前派影响所及之处，又涌现出大量以夏洛特姑娘为题材的绘画作品，表现这一题材的绘画作品无不具有强大的艺术张力。拉斐尔前派是19世纪中期英国兴起的一个艺术流派，主要成员包括但丁·加百列·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威廉·赫尔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1827—1910）、约翰·艾弗里特·米莱斯。这些年轻的画家推崇拉斐尔时代以前的绘画艺术和审美取向，给19世纪的英国艺术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拉斐尔前派有着诗画结合的艺术传统，他们的绘画作品和文学联系得异常紧密，其中很多画家自己也有诗歌创作，堪称诗画兼工。罗塞蒂和亨特都为丁尼生的这首诗作过插图，但是因为过于鲜明的个人风格，这两位画家的插图作品并未受到丁尼生的欣赏与肯定。其中，以“拉斐尔前派最忠实的成员”著称的亨特还有以此为题材的油画作品，这幅画从1886年开始绘制，直到1905年才最终完成，耗费了画家近二十年的光阴和心血。亨特的版本选择的是诅咒降临的一瞬间：魔镜破碎、丝线飞舞。由于透视，人物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空间，用色也异常艳丽明亮，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效果。
这个充满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很快就成为了拉斐尔前派及其追随者们最钟爱的绘画主题。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早期，就有超过五十件作品表现这一题材。对这一题材最感兴趣的要数英国画家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British，1849—1917），沃特豪斯同时受到了拉斐尔前派和新古典主义的影响，其作品多以神话、历史故事、文学作品为题材。沃特豪斯一生之中共有三幅以“夏洛特姑娘”为题材的油画，分别选取故事中不同的瞬间，风格题旨也各有不同。此外，英国画家约翰·阿金森·格雷姆肖（John Atkinson Grimshaw，1836—1893）以及阿瑟·修斯（Arthur Hughes）也有此类题材作品。
诗歌可以叙事，可以抒情，可以娓娓道来整个故事，但是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作品，却只能凝固在一瞬间，截取一个画面来表达故事中的某一时刻，选取不同的时刻，效果自然大不相同。作为19世纪中后期重要的艺术流派，拉斐尔前派钟情于各种凄美的爱情故事，例如但丁和贝雅特丽采，奥菲莉娅，当然，还有“夏洛特姑娘”。这类女性以及其凄美的故事恰恰是拉斐尔前派最乐于表现的。不得不说，这个故事所要表达的与拉斐尔前派的艺术追求——“你们制造越多的机器，我就画出越多的天使，用他们的翅膀守护美”——那略带悲剧色彩的精神相暗合：面对一个逐渐开始由机器主宰的时代和实利主义的时代，既无法接受，也无力改变。对于艺术、爱情和美，虽无望，但仍追求，至死不渝。
在西方诸多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之中，夏洛特姑娘不能用“著名”来形容，因为我们不难看出，“The Lady of Shalott”并不是女主人公的名字，故事中，“夏洛特”是个地名——一座盛开着百合花的孤島。但正是这样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女性形象，关于她的简短而略显单薄的故事，成就了桂冠诗人丁尼生笔下绝美的诗歌，也启发了拉斐尔前派及后世受其影响的画家们的艺术灵感，凝固成画家们笔下光彩夺目的瞬间。简言之，“夏洛特姑娘”题材绝对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艺术中一道神秘美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