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关于君主。宋仁宗之世在赵宋最为太平兴盛。套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应当是近代中华文明的巅峰典范。仁宗在位常被一些大臣批评，认为其缺乏决断力，过于相信士大夫外廷。仁宗解释道，不是我不想做主。问题是，我个人的决策不可能全部正确。不如把这个权力交付中书宰执，由他们公共商讨审议（“不若付之公议”）。即使他们错了，也有台谏来弹劾纠偏（“台谏公言其失”）。另一则记述显示出相当的宪制自觉：“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
　　第二个关于大臣。富弼是北宋四朝元老。仁宗时，辽朝忽大兵压境，要求宋割地相让。危难之际，富弼出使契丹，展开谈判。最终说服辽主退兵，以增加岁币否定了对方割地要求，换来南北之间数十年和平。回朝之后，仁宗给他升官，却被坚辞。富弼说，我这番去，详细了解了对方实力。真打起仗来，咱们并无胜算。政府一定不要因为和谈就放松警惕。接下来一段话十分精彩，“臣今受赏，彼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钺之诛。天下公论，其谓臣何！臣畏公论，甚於斧钺，愿收新命”。仁宗察其坚定，特为改命。
　　第三个是明朝一兵卒。天顺年间，锦衣卫都指挥门达陷害同僚袁彬。京城一个兵士杨埙，与袁无恩义，与特务头子无私怨，却上疏直言，说袁彬当年因功授职，“公论称快”。现在被人以莫须有罪名诬陷，司法机关不能秉公处理，结果“但伤公论，人不自安”。门达捉拿了杨埙，并让他“栽赃”其他官员。杨埙假装答应，在三法司审理中仍据实陈情。后来门达事败，案子得雪冤。这个故事被张弼写入《杨义士传》。当今一些语文教材里还收录做范文。
　　张弼有段议论，“义者无所为而为，合天下之公论者是也。使虽公论，发之以私，则其中巳不义矣！若埙者……特以公论所激，挺身以突虎口，其不死者幸也！勇于行义，何如哉！然此公论，具人面目者皆能知之，而高冠长裾、號称科第人物者，乃低徊淟涊，甘为之扫门捧溺！”
　　什么是公论？按上述故事，根本上指得到普遍认可的价值共识，特别能体现传承已久的道德精神，比如杨埙合乎公道人心的义举。这种价值共识表达一个文明共同体的公共认知，关系公共精神的成长。比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句老话，就显示公共表达上关乎超越之天，下应乎芸芸众生。人们日用常行、经年累月积累下来的常识，也汇聚成公论。比如仁义礼智信的道理伦常，是人道、天道、天理意义的公论。
　　在公共秩序中，公论还衍生出治理机制的维度。这就是前两个故事涉及到的。政治精英在治理过程中怎样把握公论，以避免个人信息以及理智上的不足与易错？仁宗诉诸行政与监察体制中的公共商讨审议与纠察，显示出了非凡的公共理性。这是其四十多年善治的重要制度保障。这种程序机制意义的公论，会表现为更为广阔的公共舆论，反映社会活跃的民情意见，此即富弼先生念兹在兹的“天下公论”！
　　“臣畏公论，甚于斧钺”，可见公论的力量甚至超过政府的奖罚刑令，成为富郑公等宋代精英心中的至高法则。《杨义士传》则显示一般民众间的影响力甚至超过缙绅辈。先贤指出，凡具人面目都能知公论，古人喜言“天下万世之公论”，认为无数世代的天下人能够形成一个价值、精神的共同体，人心应树立对公论的敬畏，这份大义真是值得今人重温。
　　公论对应着一个多中心的秩序机体，君主、宰相、台谏、士君子、贩夫走卒草莽辈，都可能成为公论载体。近世人常把公论称为天地之元气、国家之命脉。国家作为一个精神存在，君臣体制应主持公论，并引导约束公法。否则，公论不行，散落社会，会形成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公论之公，不全在官家；政府国是，应合天下公论。如仁宗时“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执政公卿，苟犯公议，一有台谏论列，则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得去者。”天下人透过公论推进政治的健康运作。
　　晚清张南皮说“民权不可僭，公议不可无”，并指国外自由党“犹言事事公道，于众有益”，应改称“公论党”。晚清设立资政院称：“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前此日本明治维新《五条誓文》首言“万机决于公论”。这都说明了现代宪治之契机离不开公论传统的启示与激励，温故知新，良有益也。
　　任锋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弘道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