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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年前，10月的某个深夜，罗宾·斯坦伯格（Robin Steinberg）光脚站在她纽约上西区的公寓里，准备告别她过往的生活。她的行李堆积在门口，冬天的大衣叠放在门厅，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55岁纽约客，斯坦伯格决定搬到俄克拉何马州的图尔萨市，开启一个新的法律援助项目。她系好了自己的鞋带，向她已成年的孩子们的卧室告别，她曾说这些房间是孩子们的“神龛”。当她将行李拖上车时，她告诉看门人自己就要哭了，“我不是一个擅长改变的人。”看门人安慰着她，并给了她一个告别的飞吻。
　　当斯坦伯格决定搬到图尔萨时，她甚至都不知道图尔萨是在美国的中西部还是西南部，或是在其他的什么地方，“圣经地带（Bible Belt）的纽扣”，她曾这样向朋友们形容图尔萨（圣经地带是美国的基督教福音派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俗称保守派的根据地，多指美国南部。——译者注）。在一次调查旅行之后她告诉我：“我见到了一个身穿瑜伽裤的女人，她腿上绑着一把枪，俄克拉何马原来是个允许公开携枪的州！”
　　斯坦伯格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南部度过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1997年，她与丈夫大卫·法戈（David Feige）以及其他6位同事一起，创立了一个向贫困阶层提供法律援助的非营利组织——布朗克斯捍卫者（Bronx Defenders）。相比只为客户代理单一案件，该组织旨在解决导一个人卷入刑事案件的潜在原因。律师们可能会通过持有毒品罪结识一名新客户，在帮他代理完刑事诉讼后，还会继续争取让他免受房东驱逐，为他申请公共福利，或者帮他的孩子填写入学表格。
　　作为布朗克斯捍卫者的执行主席，斯坦伯格如此解释该组织的理念：“我们会在法律框架内尽可能地帮助我们的客户，无论是在住房法庭、家事法庭还是移民法庭。”这种法律援助方式被称为“全面辩护”（Holistic Defense）。到2016年为止，布朗克斯捍卫者已经有超过300名雇员，每年代理三万多起案件。这个法律援助组织的扩张故事，也折射了美国的整体变迁。自从20世纪70年代毒品战争开始以来，美国整体人口的监禁率节节升高，只有在过去8年间才终于开始缓和。
　　可是当绝大多数人口群体的入狱率逐步下降时，却有一个人口群体的入狱率依旧在攀升：女性。
　　美国女性囚犯数之多令人震惊。过去40年以来，美国州立监狱中女囚的数目增长了800%，而地方监狱中关押的女性数目是20世纪70年代的15倍。这其中，绝大多数女囚并没有被定罪，但由于经济拮据，她们无力缴纳高昂的保释金，不得不在监狱中等候审判。这些被保释金困住的女性受到的刑事指控，大多是非暴力轻罪行为，例如店铺盗窃、持有毒品或者违反假释规定。在全美，大约俄克拉何马州拥有全美最高的女性监禁率，这些女性中85%都是母亲。俄克拉何马已经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对于司法系统改革的迫切要求，已经成为了一个超越两党之争的政治共识。有25万名孩子的母亲被关押在监狱中，而每9个黑人儿童中，就有一个人的父母正在或曾在监狱服刑。

　　俄克拉何马州拥有全美最高的女性监禁率，这些女性中85%都是母亲。俄克拉何马已经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对于司法系统改革的迫切要求，已经成为了一个超越两党之争的政治共识。

　　2018年初，数十万名美国群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特朗普政府在美墨边境针对移民儿童实施的“骨肉分离”政策。美国前第一夫人劳拉·布什（Laura Bush）公开发表批评，称这种强制将未成年子女与其父母分离的执法方式“冷酷无情”;时任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的共和党政治家杰夫·弗莱克（Jeff Flake）更是表示，这种政策严重违背了美国精神。面对外界指责，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克丝珍·尼尔森（Kirstjen Nielsen）在2018年5月出声反击，力称将非法移民与其子女分离，与逮捕任何违法的美国公民并将他们与其家人隔离并无不同：“在美国，我们管这叫执行法律。”
　　但对于被囚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而言，他们为这样的执法方式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报告显示，这些孩子患上焦虑症和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风险更高。在成年后，他们也更可能患上哮喘、偏头痛和高胆固醇等疾病，甚至更容易滥用处方类药物、吸食毒品和感染艾滋。同时，从经济学角度而言，母亲受关押的未成年男孩的辍学率相较于其他孩子高出25%，而这些男孩最终也更可能将自己送进监狱。因此，2016年，美国前司法部长洛丽泰·林奇（Loretta Linch）曾在白宫发言表示：“当我们关押一位女性时，我们其实关押了一整个家庭，并对她的孩子、她的家庭和她的社区造成不可磨灭的负面影响。”
　　俄克拉何马州拥有全美最高的女性监禁率，这些女性中85%都是母亲。俄克拉何马已经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对于司法系统改革的迫切要求，已经成为了一个超越两党之争的政治共识。
　　2016年，俄克拉何马州的共和党州长玛丽·富林（Mary Fallin）曾表示，“我們必须防止家庭的破裂”，并称如此之高的监禁率是“一代人的诅咒”。共和党人士、前俄克拉何马州众议院议长克里斯·斯提尔（Kris Steele）也批判道：“在一个破碎的司法系统上继续浪费更多的钱，不仅违反了保守派的理念，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政治行为。”
　　而作为图尔萨市本地赫赫有名的亿万富翁，油气大亨乔治·凯撒（George Kaiser）更是将监狱改革作为他慈善事业的重中之重。2006年以来，乔洽剀能家庭基金会（Georg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不断投入各项资源，试图结束图尔萨市世代盘踞的贫困。最开始，该基金会将重点放在幼儿早期教育之上，在各种项目上投入超过10亿美元。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如果不能够降低受助儿童母亲的监禁率，任何前期投入的人力物力都会付诸东流。2015年，乔治·凯撒家庭基金会的项目负责人艾米·桑提（Amy Santee）联系上了斯坦伯格：“我知道这听上去可能有点儿疯狂，你或许会拒绝我，但不知道你是否愿意将布朗克斯捍卫者的理念带来图尔萨市，帮助那些也是母亲的女囚？” 　　斯坦伯格答应桑提，她会认真思考一下这个提案的可行眭。几个月之后，她就召集了5位布朗克斯捍卫者的员工，说服他们与她一起搬到图尔萨市。她给这个项目取名“Still She Rises”。在她搬去图尔萨的那天，她告诉我：“我不是一个渐进主义者，我更热衷于从零开始的创业项目。”
　　在女性康复项目中，治疗师可以通过双向镜子观察女性与孩子的互动，并通过耳麦提供建议。这对于刚刚戒除毒瘾，或正在努力与孩子修复关系的母亲有很大帮助。

2

　　2016年11月9日，斯坦伯格召集了Still She Rises的第一个工作日会议，那是总统选举日当天的早晨，员工们都很兴奋。他们租用的办公室位于北图尔萨，而他们也打算在那里集中开始Still She Rises的工作。他们的办公室曾是沿街商业区里的一家录像租赁店，位于一个废弃的小额现金贷款店和一家专门为猫做绝育的宠物诊所中间。但办公室还没有完全装修好，他们只好在图尔萨市艺术区的一家共享办公室里进行会议，那附近有一家卖全素三明治和腰果芝士塔可饼的咖啡涫。“有这么多羊毛帽和大胡子，這根本就是布鲁克林嘛！”斯坦伯格笑道。员工们围坐在玻璃圆桌旁，桌子上放满了玉米糖曲奇饼干。有人在蓝色贴纸上潦草地写下了Still She Rises的核心议题，并贴在墙上：“为什么俄克拉何马州的女性监禁率这么高？”
　　斯坦伯格向员工们解释，俄克拉何马州的保障机制严重匮乏：现金援助缺失，儿童保育补贴很少，贫困家庭也没有好的医疗保障。2012年，俄克拉何马州否决了奥巴马医改（Obama Care）的关键条款，这里是全美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而黑人儿童在其生命第一年的死亡率更是白人儿童的两倍。
　　Still She Rises又把讨论指向了办公室的后勤管理，将一个个问题写在巨大的牛皮纸上：谁来补充卫生纸？谁来策划摆放在大厅里的女权主义阅读资料？在确定好需要购买的办公家具后，斯坦伯格补充道：“我们需要颜色鲜亮的枕头。”亚瑟.列文瑟（Asher Levinthal）是一名30岁的金发家庭辩护律师，戴着四四方方的绿色眼镜，他询问道：“我们的卫生间里会有婴儿换洗台吗？”另一个人提出应该向女性提供免费的卫生棉，大家都同意了。又有人提出，或许也该加上免费的尿布？
　　多年来，布朗克斯捍卫者已经在民权诉讼中赢得了几个备受瞩目的和解协议，其中一个指控针对纽约市警察局截停盘查（Stop and Frisk）的执法形式涉嫌种族歧视，还有一个诉讼直指纽约市众所周知的司法系统漏洞，即对于轻罪指控却故意长时间延迟审判。
　　在图尔萨，斯坦伯格希望采取类似的策略，她在会议室里走来走去，向员工们解释图尔萨本地的现金保释金制度，而她怀疑这种制度是违宪的。图尔萨市的保释金通常很高，而当地审前拘留率比全美平均水平高出83%。“这种制度对于女性的附加伤害几乎是即时的，她们很可能会立马失去工作，失去孩子。”斯坦伯格说道。相较于父亲被监禁的孩子，母亲被监禁的孩子进入寄养系统的可能性是前者的5倍，而他们一旦进入寄养系统，政府有权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即终止父母的法律权利。在俄克拉何马州，这样的司法程序对于4岁以下的孩子还会更快。所以当孩子的母亲无法承担高昂的保释金时，她们更有可能认罪，即使她们从头到尾都是无辜的。因为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更快地被放出监狱，与自己的骨肉团聚。
　　斯坦伯格说道：“但是有一项法院规定，如果你是一名私人律师，你可以只付一美元就将你的客户保释出狱。所以在他们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之前，我们将保释50名女性！”
　　“怎么可能？”一个律师大喊。
　　“你不敢相信，对吧？”斯坦伯格问道。
　　“我一定会尽全力保释出更多的母亲，越多越好！”团队里最年轻的律师马特·卡罗尔（Matt Carroll）说道。

　　到了黄昏时，桌子上摆满了空的健怡可乐罐和吃了一半的饼干，而那张巨大的牛皮纸上写满了有关社区推广计划的想法：“食物银行、邻里聚会、垃圾处理系统？”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民调即将结束，Still She Rises为选举之夜暂停了讨论。
　　“把你们图尔萨的朋友都带来我家吧，让我们一起目睹希拉里.克林顿成为下任总统！”斯坦伯格告诉大伙。
　　斯坦伯格的丈夫大卫.法戈为选举之夜派对订购了牛腩、小面包和烤豆子。大约8点，选举的早期结果出来了，斯坦伯格笑着对丈夫说：“你想再享受一下最后几分钟的父权制吗？”一个小时过后，法戈在心里排练了一下祝福Still She Rises一切顺利的敬酒词。但是房间里的欢呼声正在慢慢淡去，10点钟，CNN发布了一长串特朗普赢得的州，客人们看着手机上传来的结果，惊慌失措。唐纳德·特朗普即将成为总统。斯坦伯格21岁的女儿发短信问她：什么时候会搬去加拿大？斯坦伯格的同事们则坐在她的客厅里，一脸震惊。
　　最终，斯坦伯格发表了演讲。她说，他们不会搬到加拿大。事实上，他们在正确的时间来到了正确的地方，俄克拉何马州是全美最保守的州之一，“我们正处于旋涡之眼”，她说。奇欧尼·布朗成为S圳She Rises的首批客户之一。她不想失去身为父母的法律权利。“我的女儿很尊重我，”她说，“我也为她在学校里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 　　在特朗普就职典礼的前一周，Still She Rises开张了。律师们在图尔萨市周围张贴了标语：“你怀孕了？你是一名母亲？你要照顾你的家庭？让我们来帮助你。”消息迅速传开。一位女士在她的邮递员的催促下来到了办公室，他知道她已经挣扎了近10年，试图还清当年欠下的法庭费用。另一位女士也来了，她周围的朋友正在热烈地讨论Still She Rises，而她误以为这是一家夜店，但当她离开时，她找到了一位可以为她代理家庭纠纷的援助律师。还有一些女性在看到当地电视台播出的新闻片段后来到办公室，新闻里一个快餐店的收银员谈论了Still She Rises是怎么帮她支付过期的法庭费用和罚款的。
　　一天晚上，斯坦伯格在办公室里接到了一名当地官员的电话，告诉她有一个名叫奇欧尼·布朗（Kieonee Brown）的女性在没有律师陪同的情况下被侦查审问。斯坦伯格当天晚些时候在监狱里见到了布朗。布朗泪流满面地告诉她，自从被捕以来，她几乎没吃也没睡。她的祖母曾提议卖掉自己的房子为布朗筹集保释金，但是图尔萨市的司法系统规定，如果你支付了保釋金，你就不能拥有一名免费的公设辩护人，而布朗无法承担私人律师的费用。
　　斯坦伯格开始努力拼凑布朗的案情。2017年1月16日凌晨1点30分，作为助理护士的布朗和她的男朋友离开了她在北图尔萨的公寓，他们开车去了几个街区之外的他母亲家。布朗以为自己只会离开几分钟，于是她在确保5岁的女儿利欧尼（Lionni）已经熟睡后，将女儿一个人留在家中。当男朋友走进他母亲家时，布朗独自留在车里，不一会儿她听到了几声枪响，她走进房子一看，她的男朋友、男朋友的母亲以及男朋友母亲的伴侣全部中弹身亡。布朗让邻居赶紧报警，刚刚失去了男朋友的她惊慌失措，她担心自己的女儿，于是她恳求警察，“我要去找我的孩子。”
　　警官将布朗带到了一个审讯室，向她询问这起刚刚发生的枪击杀人案。过了一会儿，他们通知她，因为她将利欧尼独自留在公寓里，她将面临指控。在一份逮捕报告中官员写道，布朗撒谎，声称家里有亲属与孩子待在一起。他们补充道，布朗住在一个“高犯罪率地区”，而且她的公寓里并没有配备一台“5岁孩子在遇到紧急危险时，可以对外求救的电话”。她有许多尚未执行的轻罪通缉令，没有支付完的交通罚单，还在逮捕当晚使用了毒品。她将因为儿童疏忽罪的指控被转移到监狱，如果被定罪，她可能面临终身监禁。
　　斯坦伯格曾在纽约接手过许多类似的儿童福利案件，在那里，他们通过家事法庭来决定类似抚养权的家庭问题。但她几乎从来没见过，曾有母亲受到类似于布朗所面临的刑事指控，更别提布朗可能获得的判决会有多严厉。图尔萨的地方检察官史蒂夫.昆兹韦勒（Steve Kunzweiler）告诉我，他无法对正在处理的案件发表评论，但是他说：“由于疏忽了孩子，父母让孩子面临了潜在的伤害，而我们必须成为这些儿童的代言人。”他补充道，“我们非常努力地认识到人们的生活背景不同，但最终我们仍然有义务保护弱势群体，尤其是儿童。”
　　在斯坦伯格看来，布朗受到的严峻惩罚，部分原因在于她是一个穷人。警察们注意到布朗的租金已逾期未交，而她的房东也说她正处于被驱逐的边缘。房东还制作了布朗厨房的照片，厨房柜台上放着一个熏黑的香蕉和几片放在纸盒里的旧比萨饼，警方将这些照片作为布朗未能绐彩子提供“可食用食品”的证据，当地新闻上滚动播放着她的入狱照。
　　斯坦伯格将案件转交给了两位Still SheRises的律师——儿童福利法专家亚瑟列文瑟和刑事辩护律师露丝·汉密尔顿。两人很快发现，大约在一年前，布朗遭到了一个名叫肖恩·弗里曼（Shawn Freeman）的陌生人的袭击，后者曾自愿开车送布朗从麦当劳回家，然后强奸了她。布朗帮助警察逮捕了弗里曼，后者原来是一名连环强奸犯，他一直在假意好心给女性搭便车，袭击她们，然后声称自己是一名警察，以阻止她们报案。布朗曾自愿担任弗里曼案件审判中，图尔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关键证人。她告诉我，她因此承受的压力又让她开始吸毒。自青春期以来，布朗就一直在和毒瘾搏斗。
　　严重创伤是女性监禁的主要原因之一，毒品上瘾也是如此。86%的被监禁女性曾遭遇过性暴力，而大多数人也都有滥用药物的问题。两者之间经常存在恶性循环：毒品可以作为一种逃避创伤的途径，毒品成瘾却使女性更容易受到进一步的虐待。自小遭受性虐待的布朗，将可卡因视为自己逃避创伤的渠道，“可卡因于我而言，就像是一次次可以忘记痛苦的度假。”
　　为了避免在儿童疏忽案中受到审判，布朗将参加一个名为“女性康复”（Women in Recovery）的项目，这个项目也由乔治·凯撒家庭基金会资助。该基金会为毒品上瘾的女性提供了一种替代监禁的方法。如果地方检察官同意，布朗将接受近一年半的毒瘾戒除、心理治疗和职业培训，整个项目将花费大约2万美元，相当于一年监禁的费用。项目毕业生的累犯率不到5%。但该计划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为了参与这个计划，布朗不得不接受无协议认罪，正式承认有罪。如果她毒瘾复发，她可能会被直接送进监狱。

　　严重创伤是女性监禁的主要原因之一，毒品上瘾也是如此。86%的被监禁女性曾遭遇过性暴力，而大多数人也都有滥用药物的问题。两者之间经常存在恶性循环。

　　布朗决定承担风险，她绝对不想失去身为父母的法律权利。布朗说：“我的女儿很尊重我，我也为她在学校里的成绩感到骄傲。”她还谈到了女儿对健康食品的喜好，“她是唯一一个喜欢沙拉的孩子”，以及母女两人对《小医生大玩偶》（Doc McStuffins）的共同热爱，这是一部关于黑人女医生麦芬和她的毛绒玩具的动画片。
　　被逮捕后，布朗试图安慰利欧尼，妈妈为何会离开她，她告诉女儿她去度假了。布朗对女儿说：“宝贝别哭，你必须成为妈妈最坚强的女孩。”在布朗参加女性康复计划的第一天，利欧尼向她重复了这些话：“妈妈别哭，你必须成为一个坚强的女孩，就像我一样。”

3

　　斯坦伯格在曼哈顿东侧的彼得库珀村（Peter Cooper Village）长大。她说，她的母亲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一名煤矿工人和一名自助餐厅员工组成的天主教家庭的女儿”。她在一个红绿灯下遇见了斯坦伯格的父亲，他从一辆敞篷车里跳出来问她的号码。她在19岁那年怀孕了，而他穷尽一生试图戒除对可卡因、安眠酮和海洛因的依赖。斯坦伯格的父亲不止一次将全家的积蓄花在了这些人生弯路之上，而在49岁那年，他因为服用过量药物死亡。“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我会说他有躁郁症，”斯坦伯格告诉我，“有时他会无缘无故失踪好几天。”
　　当斯坦伯格还是个小女孩时，祖父会带她去本地的法院参观，观察案件是如何审理的。而她很早就表现出一种反权威主义——在一个夏令营里，她曾因为拒绝向国旗敬礼而惹上过麻烦。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她崇拜类似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一样的“女权主义巨人”。她有一本蓝色牛仔布剪贴簿，上面贴满了反战游行、拥护堕胎权、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以及马丁·路德金和马尔克姆·X暗杀事件的新闻报道。在纽约大学法学院求学时，她为南方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做研究，在三K党（Ku Klux Klan）集会上当了一整个夏天的卧底。她还曾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为纽约州北部一所监狱里被监禁的母亲提供法律援助。但在布朗克斯捍卫者，斯坦伯格95%的客户是男性，所以在许多方面，斯坦伯格将Still She Rises视为她女权主义本心的回归。
　　在图尔萨，她开始实践一种创新的法律干预——“前期”（Front-end）代理。这种法律干预措施在被告出庭之前就会开始，而拨打电话是前期干预措施中重要的一环。大多数时候，露丝·汉密尔顿会在早上8点上网，扫视县监狱的网站信息，寻找已获保释的母亲。然后，她会开车到这些女人的家，敲门并提出成为她们的代理律师。
　　某个春日的早晨，我和汉密尔顿一起驾车穿过倾盆大雨，驶向安吉莉卡·赫恩（Angelica Hearn）的家中。2天前，汉密尔顿帮助身为4个孩子的母亲的赫恩办理了保释。赫恩在加油站和另一个女人发生了争执，警察声称她试图从衣服下掏出一把枪。赫恩否认了这一点，当我们到达她家时，她向我们展示了那天晚上她身穿的大象印花连衣裙，试图证明裙子底下根本没有可以藏匿枪支的空间。“等我穿上这条裙子你们就懂了，”赫恩说，“这条连衣裙侧面可是开衩的！”
　　3年前，赫恩因为交通逮捕令被捕^狱，在警员们意识到他们抓错了人之前，她已经被关了一个礼拜。在当地律师的帮助下，赫恩提起了民事诉讼，但这个案件却一直停滞不前。她的入狱照依然显示在mugshots.com之上，旁边标记着“被错误逮捕的被告”。在遇到Still She Rises之前，赫恩考虑过缺席某次法庭庭审，她害怕政府会抢走她的孩子，她既没有车，也无力承担保姆费用。汉密尔顿告诉她：“如果你无法赶去某次庭审，请告诉我，我会开车带你去法院。”
　　赫恩告诉我们，她以前一直生活在路尽头某间稍大一点儿的房子里，但那个房子现在已经变得不再适合居住。如今，她和她的前房东陷入了有关租金的纠纷中。
　　“那么，现在谁住那里？”汉密尔顿问道。
　　“老鼠！”赫恩说，“它们把我从那里赶出来。我说，去你们的，你們自己独占这个狗窝吧！”
　　麦乐迪·康恩的案件是“将家庭暴力幸存者也控诉入罪”的司法趋势的——例。

　　为了防止被驱逐，赫恩一直用食品券向她现在的房东抵债。“这是我为孩子必须做出的牺牲，”赫恩说，“我不希望他们无家可归。”在全美范围内，曾被监禁过的人比从未入狱的人无家可归的可能性高出10倍。对于非白人女性，可能性还会更高。在俄克拉何马州，法律禁止曾获毒品重罪的人在至少3年内申请公共住房，而且房东有时还会收取“重罪保证金”，在租房押金上加收额外费用。根据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驱逐实验室（Eviction Lab）的数据显示，图尔萨拥有全美最高的住房驱逐率之一。赫恩每个月可以获得733美元的社会保障金，但是她说：“保释金担保人每个月要拿走500美元，而租金是600美元，这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
　　当赫恩在为女儿的金枪鱼三明治切洋葱时，她和汉密尔顿谈到了自己曾被诊断为精神疾病，其中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源于早期儿童虐待）和躁郁症（这是可以治疗的，但赫恩难以找到持续的医疗服务）。汉密尔顿表示，Still She Rises将会为赫恩解决住房纠纷，并安排—名护工为她寻找可靠的心理咨询师。
　　会谈中的某一刻，赫恩看着汉密尔顿摇了摇头。“我发誓，你是上帝派来拯救我的。”她说，“你的名字是露丝对吧？你一定是上帝派来的。”
　　后来当我们走回汽车时，汉密尔顿说：“赫恩需要很多帮助。她需要精神科医生的支持，需要住房补贴，也需要有人帮忙跟进她的民事诉讼。”但是在监狱里，赫恩不可能获得这些支持，根据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超过三分之二被监禁的女性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而大约8370的患者无法获得必要的治疗。
　　加油站事件的指控最终被撤销，但赫恩却因为违反缓刑规定被判处3年徒刑。她被送往玛贝尔·巴瑟特惩教中心，那里超过9070的女性患有心理疾病，而她的孩子则被安排让亲属监护照养。

4

　　在许多个工作日的晚上，Still She Rises的工作人员会在下班后聚集在一起度过欢乐时光。在当地的精酿啤酒吧里，他们相互分享着从法庭、监狱或家访中知道的故事。谈话经常会驶向不同的方向，例如那些“生活在俄克拉何马州的纽约人才会注意到的奇怪事情”。有一个经常被谈论的话题就是客户服务，“如果你在家具店里买了一张沙发，店里伙计会自己花钱把沙发送到你家里，”列文瑟在某晚聚会中提到，“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对客人友善一些！” 　　另一个常聊的话题被斯坦伯格称为“俄克拉何马州的炸弹”。例如，在斯坦伯格和丈夫法戈搬进了他们的房子以后，他与邻居进行了友好的交谈，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房子的建筑结构。然后那个女人又聊到了后院里的某个小屋子，“我一直都很喜欢奴隶宿舍！”
　　Still She Rises团队的一半成员，生活在某个由小学改建而成的公寓大楼，教室已经被改造成卧室，但银色储物柜仍然徘列在走廊内。在那儿的生活有点儿像《下课铃声响起》（Saved by the Bell）遇上《老友记》，当一群热情的20岁出头的暑假实习生前来参加烧烤派对时，这种氛围变得更加明显。实习生们制作了一个名为《享乐计划》的谷歌文档，其中列满了他们在图尔萨要完成的目标，包括“游泳之旅”、“岩石攀岩”和“骑自行车环山旅行”。一位实习生创建了名为#Oklahomo#的标签，以此庆祝如何用最gay的方式来享受图尔萨的夏天。（标签置顶：“开一辆小破车去汽车电影院看电影，然后向本地的皮卡车鸣笛求爱。”）
　　一天早上，工作人员们聚到一起参观格林伍德文化中心（Greenwood Cultural Center），这是一间纪念图尔萨市黑人伤亡的历史博物馆，近一个世纪前，这里曾遭遇了全美历史上死伤最严重的种族屠杀之一。“这就是黑人华尔街。”导游阿丽莎·拉蒂默（Alicia Latimer）向Still She Rises的工作人员们介绍道。在20世纪初的石油繁荣期间，格林伍德隔离社区里的企业家们共同努力，将该社区变成了全美最富有的非裔美国人聚集地。然后，在1921年6月1日，由于某个未经证实的黑人擦鞋工人袭击白人妇女的谣言，白人匪徒们焚烧了35个格林伍德的街区。“1256所房屋被烧毁。”拉蒂默说。美容院、花店和银行化为灰烬，一家由前奴隶从零建造的酒店也被毁了。这场袭击夺去了三百多人的性命，让超过一万人无家可归。

　　汉密尔顿将康恩的案件视为“将家庭暴力幸存者也控诉入罪”的司法趋势的一例。俄克拉何马州经常起诉女性“未能保护”，她们的孩子，即使这些女性自己也是受害者。

　　几十年来，俄克拉何马州的领导人依旧在大范围内否认这场暴乱造成的破坏，而这种破坏到现在还在影响着图尔萨市的人口种族差异。Still She Rises的许多客户每年的生活费预算不到1万美元。根据图尔萨卫生局的调查显示，图尔萨最富有和最贫穷的邮政编码区的居民预期寿命差距高达12年。
　　参观中的某一刻，斯坦伯格问拉蒂默：“你可以给我们一条建议吗？”
　　拉蒂默回答道：“请不要对别人的人生评头论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5

　　一天下午，汉密尔顿和我开车前往图尔萨监狱，一名县警长的副手将我们带到某个狭窄的走廊，走廊通向一个俯视单间牢房的双层环形监狱。我们在那里见到了麦乐迪·康恩（Melodie Conn），她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囚，一头红发，身上的小麦色美黑喷雾稍显有些褪色。
　　“你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你的入狱照。”待我们坐下后，汉密尔顿热地与康恩闲聊。
　　“这些女孩用有色饮料和果冻制作化妆品。”一位公共事务官员赞许地告诉我们。而墙上的标语上写着：“禁止共用梳子。”
　　但不久，康恩就泪流满面。“他们把我的脸在新闻上滚动播放。”她告诉汉密尔顿，当她6岁的女儿试图安慰她时，她在福克斯23台（Fox23）上看到了自己的镜头，电视里她戴着手铐跪在家门口的草坪上。这是她第一次被捕，她被指控“窝藏逃犯”，逃犯是她的前男友。
　　康恩告诉我们，在他试图将她掐死之后，她早就离开了這个前男友。“你知道有多少次我打电话给警察，但他们却没有来吗？”她问道。她和她最好的朋友有一个秘密短信代码：如果她给朋友发“菠萝”，那就意味着她的朋友要马上打电话给911救她。康恩告诉我们，她的前男友被指控枪支罪，当警察要抓捕他时，他正好在她家里，因为害怕前男友会伤害她，她只好同意开车带他逃脱。但他们开出没几米远，警察就在康恩女儿的面前逮捕了她。半个小时后，本地新闻团队到达了她家门口，而她的女儿一直边哭边紧握着康恩被铐住的双手。当警察进入康恩家时，他们看到了一个空空如也的碗柜和一只脾气暴躁的豚鼠，于是他们打算指控康恩儿童疏忽罪。第二周，儿童福利工作者从学校里带走了她的女儿。
　　“很多人觉得家暴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总是有办法可以逃脱的。”康恩说，“但他知道你在哪里工作，你女儿在哪里上学。”实际上，离开施虐者是女性可能做的最危险的事：大约75%的家庭暴力凶杀案，发生在一个女性与施虐者分手或者试图结束亲密关系时，而家庭暴力受害者平均要试图逃离7次才能成功。
　　由于监狱过度拥挤，康恩睡在一艘“船”上，这是一种类似于塑料桶的临时家具。“你能告诉我妈妈，我睡在这个鸟不拉屎地方的一艘船上吗？但让她放心，这里还没有《原始监狱》（Lockup：Raw）里那么糟糕。”康恩指的是一档关于监狱生活的真人秀节目。
　　汉密尔顿承诺康恩会向她母亲转达这条消息。汉密尔顿知道监狱并不安全，图尔萨市最近与一名17岁的女孩达成了和解，这个女孩在监狱里被一个男性警卫强奸。而另一名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年轻女囚，则被铐在称为“浴室”的牢房里，她无法逃脱，只能任由男性囚犯们任意侵犯。
　　当我们开车回到Still She Rises办公室时，汉密尔顿告诉我，俄克拉何马州的法律制度往往会加剧恶化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你会在这里看到一个处于家庭暴力威胁下的女性，或者一个药物成瘾的女性，但所有地方检察官想做的就只是惩罚她们。”她说，“我正在读《使女的故事》，或许我只是被某种反乌托邦的绝望情绪驱动着。”
　　汉密尔顿将康恩的案件视为“将家庭暴力幸存者也控诉入罪”的司法趋势的一例。俄克拉何马州经常起诉女性“未能保护”她们的孩子，即使这些女性自己也是受害者。有一位名叫海蒂·玛丽·本杰明（Heidi Marie Benjamin）的21岁图尔萨女性，在她的男友杀害了她襁褓之中的孩子以后，她却因未能防止虐待被判处14年徒刑。“这是你自己造的孽。”法官告诉本杰明，“你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自己和你的儿子。”图尔萨助理地方检察官萨拉·麦卡米斯（Sarah McAmis）告诉当地媒体，她对审判结果感到“非常满意”，尽管她一直努力将本杰明终身监禁。该州有数十名女性因类似指控而被监禁，有时她们接受的刑期比施加虐待的男性还要长。在一个备受瞩目的案件中，一位名叫唐达尔·霍尔（Tondalao Hall）的女子被指控未能保护她的孩子，因为她暴虐成性的男友将他们女儿的腿和肋骨重伤骨折。霍尔的男友达成了认罪协议，只获得了8年的缓刑，不用再服刑，而霍尔则被判处30年徒刑。 　　在我们拜访后不久，麦乐迪·康恩在等待庭审期间交纳了保释金出狱。一个周六，我在Still She Rises的办公室见到了她。她被安排参加一个关于家庭暴力幸存者的课程，她说她学到了很多东西。她也参加了一个关于她和她前男友关系的评估测试。课程最后，一位顾问很艰难地告诉她：“你的前男友很可能会杀了你。”
　　康恩告诉我：“没有人会对自己说，这个男的看上去可能会狠狠打我一顿，所以今晚我要和他一起回家！”她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也目睹了家庭暴力，她说：“我知道我必须承担起责任。让我的孩子看到发生在我身上的暴行，本身对他们也是一种伤害。”康恩已经开始了所谓的“改善行动”，她告诉我，第一步是“阅读很多关于自爱的书籍”，第二步是做一些关于“家庭暴力自我治疗”的调查，并加入在线互助团体。
　　汉密尔顿告诉康恩，检察官一直很坚持对她的两个指控：儿童疏忽和窝藏逃犯。“他们提出最新的协议是5年缓刑，”汉密尔顿说道，“但你会有两个重罪记录。”如果康恩想对这些指控提出质疑，她的女儿将不得不在法庭上做证。康恩无法忍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宝贝女儿上庭做证，她决定认罪。
　　“我真的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认罪协议。”汉密尔顿警告康恩。
　　“有时候人必须要随机应变并作出牺牲。”康恩回答。

6

　　地方检察官史蒂夫·昆兹韦勒喜欢用打屁股的比喻来解释监禁女性。与昆兹韦勒在图尔萨法院会面前，我就读过关于他的文章，我知道他喜欢听音乐，包括重金属乐队Metallica（《Enter Sandman》）和摇滚乐队Loverboy（《Turn Me Loose》）。我也了解到他在办公桌抽屉里放了一个风琴式文件夹，封面贴着“我为什么这样做”的标签，里面放满了由他代理并赢得审判的受害者的照片。
　　当我遇到高大魁梧的昆兹韦勒时，他正在喝着福来鸡（Chick-fil-A）的冰茶。“我的妻子说我通过非黑即白的滤镜看待事情。”他告诉我，“我对她说，‘这是应该的，你要么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么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1989年，昆兹韦勒在检察官办公室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不久之后一位当地法官告诉他，检察官的任务不仅仅是执行规则，更是“向人们传授他们从未学过和他們不知为何已经忘记的道德”，昆兹韦勒认为这个建议很有道理。后来，他意识到他对刑事被告的态度和他教育女儿的方式很像。他告诉我育儿有三种阶段：“有的时候你的孩子需要被口头教育，有的时候他们需要被关禁闭，而有时候他们则需要被打屁股。”
　　我问他，这种方式该怎么适用于法庭？
　　他以一个毒品上瘾的母亲为例，她第一次被抓住时，或许她应该被口头教育。如果她毒瘾复发，她应该被关禁闭——也就是一些监狱时间。但如果她继续与毒品上瘾抗争呢？“破坏任何真正的纪律制度都必须付出严重的代价。”昆兹韦勒说，“有些情况就需要直接跳到打屁股。”

　　昆兹韦勒意识到他对刑事被告的态度和他教育女儿的方式很像。他告诉我育儿有三种阶段：“有的时候你的孩子需要被口头教育，有的时候他们需要被关禁闭，而有时候他们则需要被打屁股。”

　　“如果你猥亵孩子？再见！”他捶打着双手，就像在打屁股或抨击牢房大门一样。
　　“如果你谋杀某人？再见！”他又一次捶打着双手。
　　昆兹韦勒支持“女性康复”计划，并渴望在工作中与Still She Rises找到共通点。但斯坦伯格的一些选择使他感到不满。“鉴于俄克拉何马州女性监禁率如此之高，我知道我们必须帮助女性。”他说，“但他们选择帮助哪些女性？他们代理的一些案件实在让我无法苟同。”他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居然选择代理某个刺伤另一个女性的女孩！而在这个案件里，需要帮助的女性是那个被刺伤的女人。她也是一个母亲，如果他们可以为她做些什么，不也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故事吗？”
　　他继续解释道，女性权益也是他观点的组成部分之一：“如果女性是平等的，那么她们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就像一些女性就必须被惩罚。”斯坦伯格后来将这种意识形态描述为“复仇式的公义”。但她确实与昆兹韦勒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昆兹韦勒同意他的检察官办公室向那些被判犯有轻罪的人收取的费用是“过分且不道德的”。昆兹韦勒告诉我，当立法机构削减了他的预算后，这些费用的上升却是有必要的。“我不应该成为一个讨债人。”他说，“然而，我却慢慢地变成了这个角色。”
　　一个小时后，昆兹韦勒告诉我他必须结束我们的谈话。他要前往当地一名白人警察的庭审现场，该警察被指控枪击自己女儿的黑人男友。昆兹韦勒告诉我，就在几周之前，他一直忙于针对图尔萨警官贝提·乔·谢尔比（Betty Jo Shelby）的起诉，她在2016年开枪打死了一位站在自己车旁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受害人名叫特伦斯·库彻（Terence Crutcher）。（当时另一名在直升机上的警察看到了库彻，“他看上去像个坏人”。）昆兹韦勒的办公室对谢尔比提出了一级过失杀人指控，但她已被无罪释放。
　　“出于某种疯狂的原因，我们似乎成为了这起案件的舆论中心。”他叹了口气说道。
　　“你为什么这么想？”当他走进电梯时，我问道。
　　电梯门快要关上了，昆兹韦勒耸了耸肩：“运气不好？”

7

　　斯坦伯格和她的团队一直在搜集俄克拉何马州法院系统征收的费用清单。在旷课法庭，如果你的孩子逃了太多的课，你必须支付罚款。在家庭法庭，如果你不自旨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你必须支付翻译的费用。一些Still She Rises的客户被抓到偷窃婴儿配方奶粉和尿布，她们被送到某家汽车旅馆里的一所“预防盗窃学校”，这所学校拥有法院的授权，老师向学生收取65美元的课程费用。参与者必须完成一个“生命之轮自我评估”，要求她们按照“从0到2”的等级评定自己的日常表现，如灵性（“与神的交流”）、体能（“适当的体重”）和性生活（“要质量而非数量”）。 　　有一天在Still She Rises的办公室里，我遇到了一位名叫琳达·米昌姆（Linda Meachum）的56岁女子，她告诉我她因为“一些瞒骗罚单而入狱”。

　　“我经历过很多这些女性曾经历过的事情，”德玛丽亚曼德，一位在Still She Rises工作的图尔萨女士说，“我的根就在这个社区。”
　　“那是什么？”我问道。
　　“我养了太多狗。”
　　“这真的是一种罚单吗？”我问道。
　　Still She Rises的一位律师马特·卡罗尔（Matt Carroll）向我展示了这张罚单的副本。在罚单上面，一名警官潦草地写道“太多狗”，并对米昌姆罚款300美元。
　　米昌姆告诉我，她一直在试图克服对于可卡因的毒瘾，因为家庭暴力她还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症。为了安抚自己，她领养了几只流浪狗。她的狗狗们Lady、Bruno和Sweetie，让米昌姆想起了自己在密西西比州一个农场里长大的经历。她为它们做饭，并允许孙子孙女们把狗狗们的脚趾涂成绿色，而她也是这些孩子的主要监护人。
　　米昌姆多年来未能付清法庭费用和罚款，而这主要与她的毒瘾有关。她没能遵守关于持有毒品罪的缓刑条款，条款规定她必须定期进行药物测试，每月必须向地方检察官支付监管费用。“作为一名北图尔萨的黑人女性，我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她告诉我，“我在2012年开始上大学，准备学习园林绿化和植物科学研究。我的女儿有一个孩子，我当时正在试图完成大学学业，却因为在限速35英里的地方开到了43英里而得到了一张超速罚单。我没有被抓进监狱，但他们把我的车扣下了，我没有倒可交通工具，也就无法继续上学。”她还借了一笔学生贷款，但她也无力偿还这笔钱。
　　她最近变得很绝望。她听说当地教堂正在进行寻找复活节彩蛋的活动，而有些塑料蛋里面装着钞票和零钱。“我找啊找，找那些藏着钱的彩蛋，我找到了25個，”她说，“于是我躲在壁橱里检查那些塑料蛋里究竟有没有钱，但我找到的那25个彩蛋里，没有一个藏着钱。”
　　米昌姆不想去毒瘾康复中心，但她知道这是必要的。俄克拉何马州大多数的成瘾治疗中心都有等待名单，而这些等待名单可以持续数月甚至数年。乔治凯撒家庭基金会的艾米·桑提告诉我，在图尔萨，“人们几乎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寻求药物滥用和心理疾病的帮助”。而在全美范围内，女性收监替代计划更是远远少于男性。例如，在怀俄明州，男性初犯可以选择参加为期6个月的“训练营”而不是锒铛入狱，但该计划不适用于女性。正如马萨诸塞州的智库监狱政策倡议（Prison Policy Initiative）所报道的那样，“首次入罪的女性需要面临多年的监禁，但男性初犯却可以迅速回归社区。”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2个月后，我再一次遇见了米昌姆，她仍然在排队等候入院进行毒瘾治疗。“在接收像我一样的病例之前，康复院有自己的优先考虑，比如孕妇。”她告诉我，“但没关系，我也不想离开我的宝贝孙子孙女们。”她和她的孙子孙女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政府。“我是市长，”米昌姆告诉我，“我最年长的孙辈是助理市长。”
　　最后，终于有一个成瘾中心有了空位，Still She Riscs答应会开车送米昌姆去一个小时以外的马斯克吉市入院治疗。在她准备离开时，她知道必须找个人担任这个小家庭政府的市长，于是米昌姆举行了换届选举。“我那个10岁的孙女的投票箱被塞满了！”她告诉我，“她获得了55票。”米昌姆决定接受选举结果。她的孙女成为了新任小市长。

　　一些会议组织者最近在推动国会议员通过《女性囚犯尊严法》和一些其他法案，这些法案都建议联邦政府在决定女性囚犯关押地址时，也要考虑她孩子的地理位置。

8

　　一天下午，俄克拉何马州众议院代表，同时也是Still She Rises支持者的瑞吉娜·古德温（Regina Goodwin）带我去见她的叔叔吉姆·古德温（Jim Goodwin），一位民权活动家和律师。Jim拥有《俄克拉何马之鹰》（The Oklahoma Eagle），一份从20世纪30年代就由古德温家族管理的社区报纸（这份报纸是在1921年屠杀中被烧尽的《图尔萨星之报》的衍生）。在吉姆.古德温的办公室里，有一只叽叽喳喳的长尾鹦鹉，旁边是牛仔明星罗伊罗杰斯（Roy Pogers）真人大小的海报。吉姆·古德温坐在橡木桌后看着我，“告诉我，根据你在这里的观察，当我谈起北图尔萨时你会想到什么？”
　　我停顿了一下，然后重复了我在Still She Rises第一次见面会上学到的事情。
　　“北图尔萨的贫困率很高，”我说，“黑人女性的身体健康差距很大。”
　　“还有吗？”吉姆问道。
　　“没有无障碍的杂货店，”我说，“而且很少有社会救助保障。”
　　“还有吗？”Jim再次问道，“请继续。”
　　我放慢了速度，开始体会他正在为我引导的方向。
　　他说，太多的人认为他的社区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一旦我告诉你我来自哪里，你就会马上评估我，让我在自述以前处于不利的位置。”他对我说。他转头告诉他的侄女，“白人没有解决方案，”他说，“解决方案只能来自和你一样的人。”
　　2016年，瑞吉娜·古德温与同僚共同撰写了两项法案，将轻级持有毒品重罪和财产犯罪重新归类为轻罪。同年晚些时候，当地选民投票通过了一项选票议案，同意将公积结余用于提供戒毒服务。许多共和党选民以财政理由支持了这些议案。俄克拉何马州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服务部的专员特里怀特（Terri White）告诉《俄克拉何马州日报》：“用于门诊心理辅导和药物滥用康复的花销是平均每人每年2000美元，而在监狱里每人每年要花费19000美元。这是非常简单的数学。” 　　最近，Still She Rises开始雇用更多图尔萨当地人，德玛丽亚曼德（D’Marria Monday）就是其中之一，她是一个从小听黑人华尔街故事长大的本地母亲。当她还是个小女孩时，曼德每个夏天都会帮助她的祖母，在1921年大屠杀中烧毁又重建的黑人教堂里卖柠檬塔甜点。2005年，24岁的曼德怀孕7个月，她和其他20个人在得克萨斯州的一项联邦毒品同谋指控中被捕。曼德被判处至少10年的强制性最低刑期，她在入狱前不久生下了她的儿子，并将孩子托付给母亲照顾。
　　曼德在2013年被释放出狱，她回到了家乡图尔萨。“在我回家之前，我下定决心要成为解决问题的一员，”她说，“作为一名社会活动者，我当时打算在北图尔萨工作。”她与其他州的几个妇女交谈后，发现她们在监狱里分娩时依旧被锁上了手铐脚镣，这是她差点儿没有躲过的命运，于是她目前在试图通过立法来禁止这种酷刑。“我吸收着那些故事，再用她们的痛苦来激发自己决心解决问题的热情。”曼德告诉我。在一个邻里聚会上，她认识了瑞吉娜.古德温，并说服她应该共同起草一项法案，来结束俄克拉何马州的类似操作。
　　“这真的发生了吗？”古德温问道。“实在是太野蛮了！”
　　“是的。”曼德说，并将古德温介绍给了聚会上某个分娩期间在狱中被铐住的女性。她就在聚会上向古德温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曼德和古德温开始合作撰写法案，5月这项法案就通过了。
　　有一天，在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上完课后，曼德开车来到了Still She Rises的办公室，试图说服这个团队雇用她。“我经历过很多这些女性曾经历过的事情。”她告诉Still She Rises，“我知道北图尔萨的问题所在，我的根就在这个社区。”她被聘用为一名客户权益专员。
　　在她最开始工作的时候，曼德开车送一名女性参加戒毒康复计划，并帮助另一名被断电的女性家里重新通上电。她经常担任母亲和儿童福利官员之间的联系人。最近，她一直在思考一些新的法案，其中一个法案的设想来自2018年秋天她在全美被监禁女性和曾被监禁女性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Incamcrated and Formcrly Incamcrated Women and Girls）研讨会上的讨论。来自马萨诸塞州和田纳西州的女性已经草拟了法案，鼓励法官为被控非暴力罪行的儿童监护人，行使入狱以外的替代方案。一些会议组织者最近在推动国会议员通过《女性囚犯尊严法》（Diginity for Incarcerated Women Act）和一些其他法案，这些法案都建议联邦政府在决定女性囚犯关押地址时，也要考虑她孩子的地理位置。
　　曼德知道在被监禁期间与孩子分开是什么感觉，虽然她在得克萨斯州被捕，但她却在佛罗里达州服刑。“我离儿子太远了，”她告诉我，“我错过了他的第一颗牙齿、他的第一句话和他上学的第一天。”Still She Rises的等候室里张贴着一首诗，作者是一位名为J.H.的被监禁的母亲：
　　直到我们再次见面
　　我会珍惜你在我心中成长的每一天
　　和19个小时分娩的痛苦
　　直到我们再次见面
　　我永远不会忘记
　　他们允许我和你一起度过
　　那两个小时的时间

9

　　在Still Sine Riscs成立一周年纪念日，我回到了俄克拉何马州，拜访那些我曾跟踪采访过的女性。麦乐迪·康恩首先到达了办公室，她开着一辆引擎噼啪作响的车，她的女儿给这辆车取名为蓝莓女士。康恩看上去很累，她一直在卖血，来支付法庭费用，但血浆市场竞争激烈。“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她说，“我早上5点起床，7点就到达我的血浆贩卖点。”
　　康恩正在努力找到稳定的工作。“这些指控给我带来了不好的名声，”她说，“找到住房很难，找到工作更难。”她的女儿正在被一名亲戚监护，而最近的每次探访都令她无比痛苦。女儿在学校里表现不好。前一天晚上她给康恩画了一只小狗，并在画旁恳求般地写道：“妈妈，带我回家。”
　　琳达·米昌姆接着到达了办公室，她从头到脚身穿紫色，包括她的头带、休闲裤、衬衫和耳环。她随身携带一个紫色的活页夹，里面夹着她的自传，名为《生活故事》。（第一页的说明写着，这本自传应该听着盲人歌手Stcvic Wondcr的歌曲《为城市而活》（Living for the City）配合阅读。）撰写自传是毒瘾康复中心布置的一项任务，她解释道，她从7岁的第一口桃子味白兰地写起，再到十几岁时的堕胎，以及那段刺激她毒品上瘾的家暴关系。撰写自传的过程让她几十年来第一次感到充满希望。“但我仍然有大量的法庭费用。”她说，“而且如果我无法偿还，他们会抓住我的。”她问汉密尔顿她究竟还欠多少钱，汉密尔顿算了算：2858.8美元，再加上4年的利息和附加费用。米昌姆叹了口气。“好吧，我在门口看到了一个标语：在任何时候，一个女性都可以崛起，”她说，“我会崛起，我正在崛起。”（米昌姆最近因未能支付法庭费用被送回监狱。）
　　斯坦伯格也有新的进展，她正在全国范围内扩张她的保释项目。“保释系统充满了性别歧视。”斯坦伯格说，“数据表明，更高比例的女性負担不起保释金，而且作为孩子的主要看护人，女性通常面临着更多的经济压力。”当天晚些时候，我和斯坦伯格的“保释干扰者”（Bail Disrupters）一起去了图尔萨监狱，等待一名年轻的母亲被释放。当这位母亲走到阳光下，她大喊起来：“太棒了！我可以看到外面的天空了！”6月，Still She Rises与一个名为Civil Rights Corps的全美组织合作提起集体诉讼，指控图尔萨县和图尔萨警长办公室实施一种“基于经济能力的拘留计划”，以此不公正地惩罚那些生活拮据的被告。
　　我还拜访了奇欧尼布朗，她在为那起强奸案审判做证后重新染上了毒瘾。（被告已经被判终身监禁。）她脚上戴着脚踝监视器。我们在女性康复项目的餐厅见面，墙上有一张海报，“你的故事可以改变别人的故事。”她正在参加一个育儿班，她有机会和女儿一起玩娃娃，并一起参与了一个名为“清理你的房间”的游戏。游戏中女儿一直问她：“妈妈，为什么我们不能住在一起？”
　　在我拜访她的2个月后，女性康复项目在布朗的房间里发现了一部手机，这违反了相关规定。她的一些电话记录显示她试图联系她的女儿。露丝·汉密尔顿告诉我，布朗可能会被终止参与这个项目，而且，由于她曾同意无条件认罪，她几乎肯定会入狱。
　　但事情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汉密尔顿给一些人打了电话，包括连环强奸案中的两位检察官。布朗是他们最好的证人之一，但他们会为布朗求情吗？汉密尔顿告诉他们：“我在她身上看到了许多可能性，我希望你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希望。”其中一名检察官参加了布朗的听证会，劝说法官允许布朗重回正确的道路之上，帮助她可以最终戒除毒瘾。法官同意了。目前，布朗被允许留在女性康复项目中。
　　“或许这里的事态终于发生了变化。”汉密尔顿说。她承认，这件事很小，但这是件很好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