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1903—1999），是我国著名音乐家，他的歌曲作品《游击队歌》《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在民间广为流传，他的钢琴作品《牧童短笛》和交响乐作品《森吉德玛》以及艺术歌曲《嘉陵江上》等更是音乐史上的经典曲目。他既是一个修养全面、作品甚丰、国内外知名的音乐家，也是一位1926年便参加革命，有性格、有骨气的革命斗士。他曾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是第一位当选为国际音乐理事会终身荣誉会员的中国音乐家。在近80年的音乐生涯中，他创作了260余部（首）多种体裁的音乐作品，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1993年，在贺绿汀从事音乐工作70周年之际，江泽民题词：“谱写生活的强音，讴歌人民的事业。”

　　我曾有幸与贺绿汀有过多次交集，在学习音乐和创作方面，他给予了很多影响和帮助，让我终身受益。

在家乡的亲切会见

　　我与贺绿汀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我们俩的共同故乡——湖南邵东县（现为县级市）。那是1960年的一个晴朗的秋日，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的贺老，风尘仆仆地在西南地区采风，听说是为创作大型歌剧《刘三姐》做准备，同时顺路回家乡搜集民间音乐素材，看望家乡的亲友。到了邵东，他向有关领导了解家乡建设和民生情况，同时提出要为家乡培养音乐人才的问题。
　　我当时还在县城的两市塘完全小学念五年级，因为能拉几首当时流行的刘天华的二胡曲，被县里推荐去见贺老。到了县委招待所贺老的住地，我拉了几首《良宵》《光明行》之类的二胡练习曲。贺老听完，居然鼓励了几句。他还特地让我唱几首家乡的民谣给他听。我稍加思索，便放声唱起了孩童们在田间对骂式的童谣，惹得在座的各位哈哈大笑。这次短暂的会见，给了我巨大的动力，激发了我学习音乐的热情。会见后，大家合影留念。

热心扶助年轻人学音乐

　　1977年春节刚过，我从基层部队借调到解放军366医院（现在的湖南省武警医院），协助医院组建下乡医疗队和文艺演出队。当时，被安排住在位于岳麓山下的医院招待所里。
　　一天中午，一位中年“不速之客”走进我的房间。这位中年人叫张绍连，他是一位山区中学的普通音乐教员，曾与贺老就学习音乐的问题多次通信。对这位乡村教师的来信，贺绿汀基本上做到了逢信必回，对他寄来的习作也作了不少修改。贺老还给他寄去家中珍藏的、他亲自翻译的亨德米特所著《传统和声学》。这次，他专程去上海看望并求教于贺绿汀。
　　刚落座，他便递上了一封书信——是贺老托他带来的。我心中一阵激动，迫不及待地打开来看：
　　刘剑锋同志：
　　你1977年2月12日的来信及《湘江夜航》（注：由本文作者编曲、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曲艺作品集）都已收到。你对民间音乐的研究，在你的作品中，已表现出很好的收获。
　　你们想学习一般的音乐理论知识以至音乐方面的技术知识，不一定要到上海来。长沙的师范学院有个音乐系（注：当时是艺术系），里面的教师中老音专（注：指上海音专）及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生都有，他们完全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介绍你和张绍连同志两人去找该音乐系的老教授刘已明同志。你们要学些什么，完全可以向他说明，他可以帮助你们的。
　　……
　　贺绿汀
　　1977年2月22日
　　1973年初，曾受“文革”迫害的贺绿汀，终于被“解放”出来。听到这个喜讯后不久，我便写信给他。希望能在适当时候，到他身边去，系统地学习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术。他曾让他的助手王强给我回过两封信。这次，让去上海看望他的张绍连带回了这封亲笔回信。
　　看完贺老的回信，我立即和张绍连商量，抓紧时间去拜访刘已明老师。刘已明老师是湖南耒阳人，曾担任湖南师院艺术系主任，并兼任湖南省音协主席职务，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资深教授。见到刘老师，我们说明来意，并递上了贺绿汀的亲笔信。就这样，我俩在之后两年跟随刘老师学习了很多音乐基础知识。

在北京与贺老见面

　　1977年六七月间，贺绿汀在北京为诗人白桦执笔创作的、反映贺龙元帅生平的话剧《曙光》谱写音乐。我那时也正好在北京参加全军第四届文艺汇演。闻讯后，我马上到他下榻的文化部招待所去拜访，见到了贺老和他夫人、音乐教育家姜瑞芝。
　　落座不久，賀老便把他为《曙光》谱写的主题歌总谱给我看，随即坐在钢琴旁，边弹奏边哼唱了起来。他的声音并不洪亮，更谈不上圆润，但感情却是那样地投入，一下子就把我带回了那风雨如磐的战斗岁月。唱完主题歌，他迫不及待地让我谈感受、提意见，还兴致勃勃地谈起了他与贺龙元帅过去的交往和友谊。后来，他还拿出了他不久前为湖南业余词作者汪道哉谱写的《韶山银河》的歌谱，他让我对谱视唱，而他则弹琴伴奏。琴声伴着歌声，在招待所里荡漾开来。
　　临行前，我向他们发出邀请，欢迎他们观看广州军区业余演出队的彩排，帮助我们再在艺术质量上提高一步。没想到，贺老竟然答应了我的邀请。他还告诉我，他在延安的那些年里，曾在“联政”（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当过音乐指导，这支文艺队伍就是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的前身。他很留恋当年的战斗生活，对军队一直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
　　那天下午，我到国家文化部招待所接他。他还特地邀请了另一位著名作曲家、歌剧《白毛女》的曲作者之一瞿维一同前往。
　　他们几位专家自始至终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我们的演出。在演出的过程中，贺老不时与我们的领队肖民（歌曲《人民军队忠于党》的曲作者）等人交谈，有时低头思索，有时哈哈大笑，有时鼓掌叫好。在我们演出湖南花鼓戏表演唱《三考女民兵》时，贺绿汀和夫人竟然随着节目的节奏哼唱起来——他们俩对湖南花鼓戏的曲调实在是太熟悉了。 　　演出后，贺绿汀等人兴高采烈地上台与大家见面，贺老高兴地说：“生活气息浓，兵味浓，民族风格浓，这‘三浓’是你们演出的特点。多少年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出了！”“节目基础都很好，再精益求精地熟练一下，就会更精彩！预祝你们参加会演获得成功！”他那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话语，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会演结束就要返回广州了，我又电话联系贺老，得知他患病住院了。于是，我和战友急忙赶赴离我们驻地不远的北京医院去探望他。临行时，他握住我的手说：“感谢你们来探望。今天我穿了病号服，也没刮胡子，不便合影，就送给你一张照片作留念吧。”这张照片，我至今一直珍藏着。

在广州的两次会面

　　1979年10月19日，广东省文联会议室座无虚席。音乐界人士纷纷从全省各地甚至从外省赶来，就是想一睹著名作曲家、音樂教育家贺绿汀的风采，也可以聆听他的海外见闻和对当下音乐的真知灼见。笔者也闻讯赶去。
　　上午9时许，贺绿汀准时来到会场，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贺老抱拳表示感谢。贺绿汀首先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音乐理事会第十八届年会的情况。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9月18日，贺绿汀率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赴澳大利亚的珀斯市参加年会。会上，正式宣布国际音乐家理事会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国，贺绿汀代表中国音乐家代表团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的发言，引起与会人员的高度关注，因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音乐界在国际音乐家理事会上的首次发言。贺绿汀说：会下，不少与会代表主动与他握手交谈，态度相当友好。澳大利亚的新闻媒体也重点介绍了中国的情况。那时，大多数国家的音乐家对中国的现状不了解，都想通过参加会议的中国音乐家了解更多的情况。
　　贺绿汀说，这次去开会收获不小。会上与各国音乐家建立了联系，传递了信息，沟通了感情;还参观了几所院校，通过卫星了解了不少国家的音乐资料，可谓开阔了视野，汲取了营养。途经香港时，又与香港音乐界人士进行了友好交流。今天，能与广东的音乐同仁们见面，感到特别高兴。
　　接着，他谈了对我国音乐事业发展的看法。他认为，首先，要注意音乐的民族化。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音乐遗产相当丰富。这次，中国代表团带去了两支新疆维吾尔族的《十二木卡姆》套曲，就引起了国际音乐家理事会和各国音乐家的浓厚兴趣。中国音乐家协会曾经号召搜集民歌和民间戏曲、曲艺音乐，但如何准确科学地记录下来，却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我们下功夫把每个剧种、曲种、民歌、民间乐曲的音乐记录好、整理好，将是造福民族的大好事。
　　另外，音乐要注重现代化。要善于借鉴外国音乐的现代化手段发展中国音乐。记录民间音乐最好要用五线谱，因为简谱没有绝对音高，可能造成不太准确的现象。音乐现代化大有可为，就看我们音乐工作者争气不争气。
　　他还谈到音乐院校的建设和教学问题。贺绿汀的报告有两个多小时，大家听得聚精会神。报告结束时，在步出会议室的走廊里，我向他招手示意，他热情地与我握手告别。
　　1986年1月，贺绿汀夫妇应王震将军邀请，到湛江、海南疗养。广州军区首长得知此消息，也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在广州小住。到达广州后，他们下榻珠江宾馆东楼。当时，我在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处当干事，主管军区文艺团体的事务。我得到他到达广州的消息，便赶到宾馆探望。我问他：“您在广州有什么要我做的？”他说：“我正在写作一个器乐组曲，想要用钢琴试试效果。另外，请你联系你们军区当时在延安‘联政’宣传队的战友们，见见面、叙叙旧。”
　　当天下午，我就联系我们军区战士歌舞团，给他抬去了一台立式钢琴。钢琴刚一放好，他便打开琴盖畅快地弹起来，一连串欢快的琴声瞬间在宾馆响起。
　　贺老有时间在广州逗留，对我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晚上，我趁着他还不太忙，便带了几首自认为还拿得出手的歌曲习作，请他指正。他戴着老花眼镜仔细看着，嘴里还哼唱起来。他还在独唱歌曲《愿把青春架彩桥》的谱子上用铅笔改了几处。他恳切地对我说：“这首歌写得很有激情，也有特点。回去你再琢磨一下，特别是要请演员试唱一下，听听效果再加工。”接过贺老递给我的歌曲稿，我心头不禁涌起一股热浪：能得到大师如此热情的鼓励和指点，真是难得！

　　第二天下午，我陪同广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表演艺术家李长华和战士歌舞团团长、著名舞蹈编导查列去看望贺老。甫一进门，李长华和查列向贺老夫妇敬军礼致意，贺绿汀夫妇立即与他们热烈握手，房间里马上热闹起来—老战友见面，真是有说不完的话。他们回忆起1944年至1946年间在延安时，在“联政”宣传队一起工作、战斗的情况，兴致盎然。那时，贺绿汀在宣传队担任音乐指导，创作了《烧炭英雄张德胜》《徐海水锄奸》等歌曲、歌剧，为中共七大创作了歌舞联唱《扫除法西斯》和民歌合唱《东方红》等，其间，还编写了管弦乐作品《森吉德玛》。特别让队员们难忘的是，贺绿汀抽空给大家上乐理、和声课，让宣传队员们受益匪浅。
　　交谈中，他们还回忆起当时的一件小事：那时，宣传队人员不多，要求大家“一专多能”，有的演员兼乐手，乐手也要兼演员。有一次演出，乐队只剩下贺绿汀一个人，除了演奏小提琴，他还要兼配效果、枪声。有一个节目演出时，贺绿汀只注意到演员如何演唱他的作品，而忘了拉乐曲过门。台上的演员没法继续往下演，急眼了，于是小声对台侧的贺绿汀说：“老贺，过门！老贺，过门！”结果，引起台下一片笑声。说到这段往事，大家开怀大笑。

在上海拜访贺老

　　1993年5月，我带着两位军队艺术家到上海招生。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专程拜访了贺老。根据当年他给我的地址，我们找到了他的寓所，那是位于泰安路的一栋独立的花园别墅。此处闹中取静，院内花草繁茂，真是一个供老艺术家工作、休息的好去处。
　　当时，贺老刚从医院回来不久，大部分时间在楼上休息。听说我们来了，便起身下楼见面。
　　我们先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他回答说：大风大浪都过去了，年纪大了，有点毛病，算不了什么！接着，他主动问起了我们广州军区的文艺工作及他当年在延安带过的几位学生的情况。我们一一作了汇报。临行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亲切地嘱咐：“当了领导，可不能丢掉写作哦！”我连忙颔首称是。这是我最后一次见贺老。
　　2003年7月20日，笔者应邀参加了在湖南省邵阳市举办的“纪念人民音乐家贺绿汀诞辰100周年大会”。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文选德以及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朱钟堂等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晚上，举行了《邵阳·故乡的怀念——纪念人民音乐家贺绿汀诞辰100周年音乐会》。前一日，在邵阳郊外资水之畔的松坡公园（公园以蔡锷将军的字“松坡”命名），举行了贺绿汀骨灰安放仪式。在庄严肃穆的音乐声中，贺老的骨灰被缓缓安放在群山环绕、草木葱茏的故乡大地里，而贺绿汀的精神财富，更润泽着亿万中华儿女的心田。（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