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沙漠蝗（Schistocerca Gregaria）肆虐东非、中东与南亚。虽然蝗虫喜旱怕湿，但是当沙漠降下异常大雨时，萌发的植物会成为它们大量繁殖的食物。
　　明代徐光启指出，蝗灾起于“骤盈骤涸之处”的水土变化，因此治蝗必须注意所谓“涸泽”之地。这是正确的看法（但他推测蝗虫来自水中的虾则不正确）。其实要了解蝗虫的习性实属不易，昆虫学家直到20世纪才完全搞清楚—当蝗虫大量繁殖之后，外观与习性会发生剧烈变化。
　　当沙漠蝗借着“沙漠变湿”的契机大肆繁殖，拥挤扎堆引发体内生理变化，它们的外表不再是清新的翠绿而是变成黄黑色。中国较常见的东亚飞蝗也会由绿变褐，它们从四处零星蹦跳的小家伙变成遮天蔽日的黑色风暴。
　　人们一直不知道蝗灾中的蝗虫其实是从普通长相所变，直到1921年蝗虫学家鲍里斯·尤瓦洛夫的研究发表，他形容蝗虫的变化就像水有气态、液态、固态的“相变”一样。
　　过去世界各地的人，都把“变身”以后的蝗虫当成一种不同的生物。西非马里的多贡人，把成群的沙漠蝗看成一种特殊品种的“肮脏蚂蚱”（Kaya-mosu）;早期的美國移民不熟悉蝗虫，只因成群出土的鸣蝉数量很多，也把鸣蝉唤作“蝗虫”。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追踪，“骤盈骤涸”的现象在这次大蝗灾里，最初发生在阿拉伯半岛的鲁卜哈利沙漠，尤其是也门境内;2018年5月和10月的两个热带气旋“梅库努”与“鲁班”，带来了600毫米以上的雨量;但由于也门陷于内战难以应付，控蝗发生了缺口。

大旱之后望见“云霓”？

　　从粮农组织的监测系统来看，直到2018年年底的阿拉伯半岛与东非，尽管经过几个热带气旋冲击，起初还没有蝗灾的迹象;倒是西北非、中非与红海沿岸地区由于有不少降雨，所以不停在喷药压制新生蝗虫（这些地区对2012年的蝗害还记忆犹新）。气旋之后索马里的西部出现过小规模蝗群，但很快被压制下去。
　　蝗虫其实已经在也门的沙漠地带慢慢繁殖了。2019年1月蝗虫通过沙特地区飞往伊朗，4月时伊朗与巴基斯坦已经需要努力灭蝗;也门与沙特的蝗群同时还在不停扩张，向南亚与东非两边输送。到了2019年下半年时，东非许多地区出现异常降雨（超过正常值的400%），蝗害开始暴发，巴基斯坦与印度的灾害也进入高峰。
　　印度洋偶极（Indian Ocean Dipole）效应把也门、东非的暴雨和去年的澳洲大火连结在了一起。由于气候暖化造成印度洋温度升高，加上大气对流的相应作用，东西两侧的海水温度出现两极分化。当靠近阿拉伯半岛与东非的海水趋暖，而靠近澳洲的一侧偏冷，会造成东非一边异常降雨，苏门答腊、澳洲等地则面临足以造成大火的严重干旱。
　　印度洋偶极时不时会来回反转。2010—2011年发生相反的负偶极效应时，东非经历了6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与饥荒，澳洲则遭遇热带气旋袭击，发生了50年来最严重的水灾。
　　近年来偶极的震荡频率快速增加，很多气候事件与蝗灾一再重演。比如，2006—2007年东非与也门等地遭遇强降雨，另一边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发生森林大火，澳洲严重干旱，也门、肯尼亚与巴基斯坦等地发生了较小的蝗灾，而当年蝗虫的移动路线就和这次十分相似。

　　近年来偶极的震荡频率快速增加，很多气候事件与蝗灾一再重演。

　　或许，人们太过相信知识能转化成力量，但就目前失败的气候治理而言，人类被提醒了“知”与“行”之间的严重落差。蝗灾就像气候变迁这个巨大漩涡中的次生风暴。最先发现印度洋偶极现象的气象学家山形俊男认为，按照目前的趋势，印度洋偶极这类极端天候恐怕只会越来越多，人类只能从现在开始努力做好抗灾准备。

战争对蝗灾的推波助澜

　　可能有些人觉得，蝗灾与气候暖化间的关系没那么绝对，毕竟蝗灾自古以来经常发生，而且全球气候变迁的效应诡谲莫测。不过说到战争，虽然并未创造出蝗虫，却直接摧毁了人们合作灭蝗的能力，这种明确的关系或许比暖化更加质问人的良知。
　　进入21世纪后，人们已经目睹了好几次与战争有关的蝗灾。2011年北非的利比亚陷入内战，严重削弱了其原有的控蝗能力，偏偏接下来南部的沙漠城市加特（Ghat）一带遭逢大量降雨，在撒哈拉这片平常“年雨量不到10毫米”的地区，降雨量接近100毫米。于是沙漠蝗大肆繁殖，接着挥军西进阿尔及利亚，南下撒哈拉沙漠南沿的毛里塔尼亚、马里、尼日尔、乍得诸国。
　　战争放纵了这批蝗虫的扩散。利比亚与阿尔及利亚的灭蝗队欲振乏力，从利比亚战败后撤退至马里境内的图阿雷格族残军，又阻止马里的灭蝗工作。这些蝗虫不仅破坏各国的农业与粮食供应，造成土地荒漠化，而且生计受创的图阿雷格人与难民为了求生，进一步与南方的农民争夺水源与土地，这又给暴力冲突火上添油。马里内战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还未停歇。
　　在这一次的东非蝗灾里，也门和索马里两国的内战也都起了助推作用。也门从2015年打到现在的内战，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国家的灭蝗措施停摆造成蝗害。蝗害使原本因战火受损的粮食生产受到进一步打击，唯一差可告慰的是人们还能捕捉蝗虫来果腹。内战开打之前并非如此，在2007年与2013年发生蝗灾时，也门政府与国际组织快速采取措施扑灭蝗虫。 　　不仅是也门，现在索马里的内战也在帮助蝗灾肆虐。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Al Shabaab）阻止灭蝗队进入其控制区喷洒杀虫剂。即使邻国努力扑杀，新一轮的蝗虫仍然可以在索马里繁殖。粮农组织指出，今年肯定还会多雨，如果不加以阻止，半年后蝗虫数量可能是现在的400倍。

　　今年肯定还会多雨，如果不加以阻止，半年后蝗虫数量可能是现在的400倍。

　　战争之外，外交冲突也在帮倒忙。2019年蝗群从也门向东移动，首先进入的就是伊朗境内，随后才继续往东扩散到巴基斯坦与印度。而伊朗无力快速应对蝗灾的原因，就是美国的制裁使得伊朗无法获取杀虫药剂，而且治蝗经费也不足。
　　在这种恶劣的局面下，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合作控蝗似乎是让人最感欣慰的消息。合作其实不是最近才发生，而是一直都存在着，尤其是1958年伊朗的蝗灾向东蔓延到巴基斯坦和印度，20世纪60年代粮农组织就推动了西南亚洲多国控蝗委员会，催生了跨国的灭蝗合作制度。
　　不幸的是，这些跨国监管机制没能避免也门与索马里这样的脆弱环节崩溃。这不是单靠粮农组织所能处理的，这是国际政治的灾难。

从蝗虫看见人类自己

　　人们面对蝗灾的侵袭，总不外乎几种基本态度。一种是竭力奋战驱赶消灭蝗虫，在非洲、南亚的农村仍然用敲锣打鼓、浓烟、壕沟来对付蝗虫，同时官方早已开始采用遥感技术、eLocust3电脑等互联网设备来追踪蝗群，用杀虫剂、病毒（如蝗痘病毒）和“绿僵尸”真菌来扑杀蝗虫。
　　另一种则是咬牙承受并反思灾害。许多宗教信徒认为蝗灾是天罚，只能承受而不能加以对抗。例如许多地方的伊斯兰信徒，以及古代欧洲的天主教徒都会如此解释;在印度南部有种仪式，会抓来一只蝗虫，加以善待然后放飞，祈求蝗群因此离去;西非加纳的西萨拉人会用各种巫术请求神灵庇护;我国古代的蝗神庙表现的也是这种恐惧和敬畏的态度。
　　当然，如果蝗虫已经形成巨大的群体，即使最先进的技术都是缓不济急的，更不用说是敲锣打鼓、张网或壕沟了。在这种时刻，人们也只能在内心要求自己戒慎恐惧，因为无法对如此庞大、不知从何而来的蝗群再有任何对抗。

　　在这种无比渺小的感受下，有时人们也会把一切道德化，用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方式处理蝗虫。例如，欧洲的教会曾经抓来蝗虫，用审判处死的方式解决它们，或者指控蝗灾是巫婆的妖术，然后用残酷的方法处死巫婆。
　　许多充满想象成分的宗教行为，其实可以说是要求人们自我警惕，与自然环境的运作保持和谐。这种警惕态度，即使在今天科学发达的时代也是有意义的，但如果坚持许多迷信守旧的宇宙观和传统规范，就会和现代控蝗政策发生冲突。
　　在英国殖民时期的南非、西非与索马里，在沙俄统治的中亚地区，都发生过当地部族反抗殖民当局的现代灭蝗措施，甚至反对灭蝗也成为了当地人反殖民的口号。殖民当局则认为当地人愚蠢未开化。即使到了今天，这类冲突都还未完全消除。
　　铺天盖地的蝗虫群对人类来说，是自然界的混乱异象，但是从蝗虫追溯到气候与战争，会发现混乱的也是人类自己。仔细瞧瞧蝗虫的行为，很可能与我们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连科研探索都可能深陷混乱。首次命名“沙漠蝗”的是瑞典的生物学家福斯科尔，他在1760年参加丹麦組织的一支中东探险队，6名队员从一开始就彼此猜忌厌恶。福斯科尔1761年到达埃及以后命名了“沙漠蝗”，两年后就不幸因疟疾死于也门，这支混乱而不幸的队伍只有一人生还。
　　人类在地球上吞噬资源、相互斗争、四处扩散。日常社会秩序中，我们就像翠绿的和平蚂蚱，但在战争中则如同变身为成群结队的黄黑色蝗虫—虽然样貌丑陋，但就是由翠绿蚂蚱变成的。
　　对于这一点，或许北美印第安的乔克托族比我们看得更明白。在他们的神话里，人类与蝗虫原本就是一起诞生、一起从地下爬出来的，而人类可能还比蝗虫危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