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卖方研究机构的困境显然与股市低迷有关，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股市低迷造成交易额下降，公募基金交易额降低影响到卖方研究机构的分仓，这意味着市场整体蛋糕的缩小；
　　二是股市低迷带来新基金发行困难。于是，在基金公司内部，分仓的决定权，开始由投研团队向销售渠道转移。最早，多数基金的分仓权由投研决定，而与基金销售完全不挂钩；最近三年，随着销售难度增加，为了扩大募集规模，向销售渠道的倾斜逐渐加大。2010年投研决定的分仓份额约为三分之二，其余的与销售挂钩；2011年，该比例已经下降为大约一半；2012年更是每况愈下，有一些基金公司甚至全部分仓都与销售挂钩。
　　也就是说，在市场蛋糕整体下降的同时，卖方研究机构所占的相对量也缩小了，两相叠加，就不难理解当前卖方研究机构面临的困难局面。数据显示，2011年卖方研究机构的基金分仓收入只是2009年的70%，不足47亿元；2012年上半年，分仓收入仅为19.69亿元，同比下降27.4%。
　　与其他专业投资机构对卖方研究的收入贡献相比，公募基金的分仓收入占绝对多数。分仓收入的减少，加上成本下降有限，对卖方研究机构的生存构成了一定压力。有市场人士预计，若形势继续恶化，可能有70%-80%的分仓与基金销售挂钩，果真如此，对于卖方研究机构来说无疑是毁灭性打击。
　　数年前的一轮大牛市和公募基金绝对规模的高速扩张，催生了卖方研究的泡沫，该泡沫体现在机构和研究员的规模上；以及成本上。印证这一点的，除了当前从业人员的直观感受，还表现在与国际市场的比较。国际上九大投行控制了约80%的交易，他们是卖方研究的主要供给者；中国则有60多家卖方研究所。
　　国际市场上少数机构垄断的格局是由卖方研究的盈利模式所决定。国内不少券商认为，卖方研究业务本身就可以盈利，进而大肆扩张，实际上是一个误区。事实上，卖方研究能实现收支平衡，实现良性循环就已经很好；卖方研究的真正作用，在于它对投行、资管、自营等业务的协同效应，以及对机构品牌影响力的贡献。这就解释了国际上九大投行为何不但是卖方研究的主要供给者，更是投行、自营方面的佼佼者。
　　但在国内，由于金融创新严重不足、业务缺乏杠杆的运用，以及同质化竞争，券商的其他业务多遭遇瓶颈，恰值公募基金规模高速扩张，不少券商都把卖方研究业务当作突破口。但如果券商自身实力不够强，或者卖方研究与其它业务的协同作用不大，即使卖方研究做得很好，对券商整体经营状况的帮助也不大。由此看来，部分中小券商虽可以通过短期砸钱做大卖方研究，但前景堪忧。
　　从逻辑上讲，既然券商这样的金融机构是经营资本的，那么整体上应该有较高的杠杆。这样的高杠杆，当然不能进行无把握的赌博，只有利用金融业务的复杂性，通过各项业务的协同作用，来形成其在某一具体项目上的博弈优势，甚至整体的经营优势，来获得超额利润。从这个角度看，卖方研究形成的定价权，对投行、零售等业务至关重要。假如一家机构的实力不足以在投行、零售等业务上占据一定份额，要定价权何用？
　　例如，一家投行帮助某公司海外上市，除了动用资金（包括使用杠杆）买进一部分股权；还可利用自己的品牌吸引更多投资者；同时要制定对赌协议，来控制自身的投资风险。上述种种，必然是多个业务部门协同合作的结果，才能在该项目上立于不败之地。这当然离不开研究实力。
　　综上所述，公募基金规模的高速增长助推了卖方研究的盈利“幻觉”，从海外经验和逻辑上看，研究实力只是券商做强的必要条件，其他业务跟不上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