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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和24日，备受争议的叶海燕工作室在广西博白县遭不明身份人接连两次打砸。
自2006年开始，曾在天涯论坛走红的“流氓燕”——叶海燕，成立草根组织“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开展民间女性维权与防艾宣传工作。2011年8月，叶海燕在广西玉林成立“浮萍健康工作室”，倡议“免除对底层性工作者的经济处罚”。
事后，叶海燕发微博称：“当时我正在接电话，没有注意到有人冲进来了。当时有8个人左右，我没看到背后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七手八脚把柜子弄倒，我被挤到桌角，我丢掉电话问是怎么回事，戴帽子那个就过来打我。”
消息发出后，很多志愿者赶到工作室所在的博白县。有人怀疑，被打砸是由于叶海燕的性教育观念以及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性服务的行为“招来不满”，尽管叶海燕声称工作室是致力于民间女性维权和防艾宣传，但有人仍然想要赶她们走。
“不受欢迎”的性教育
5月23日晚，志愿者点点独自坐在位于广西玉林市博白县的浮萍健康服务工作室里，一群年轻人冲进店里，将店里物品打砸一通。
此时，工作室的负责人叶海燕和志愿者梁子远在50公里外的玉林市，她原本打算在玉林建立一个工作室的分站。得知消息后，叶海燕和梁子连夜从玉林赶回博白。
本以为风平浪静了，第二天，又有8个人来到店里，将店内的东西乱砸一气，由于人少力单，叶海燕和梁子等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工作室乱成一团。
作为叶海燕在广西玉林成立的第一个工作室浮萍健康服务工作室，叶海燕声称工作内容是对女性服务者和感染者人群进行预防艾滋病宣传、行为干预和关怀救助。此举招来一些当地人的反感。
事情发生以后，多地志愿者来到博白，声援叶海燕的工作室。截至5月28日，当地派出所对此事的回复仍旧“不温不火”-——“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
类似的遭遇已不止一次。2011年4月，原本在武汉开展艾滋病干预工作的叶海燕因为工作屡遭阻挠，不得不从武汉来到广西。
叶海燕说，自己从2005年就开始从事公益性的艾滋病干预工作，最初的几年，她在干预艾滋病方面做了许多努力，甚至跑到河南走访艾滋病患者的“红丝带”活动。
刚到广西时，她并没打算继续从事公益事业，而是找了份其他工作，不过最终，叶海燕还是“放不下她们”，直到2011年7月，博白县浮萍健康服务工作室成立。
在工作室成立的这段时间，叶海燕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阻碍，甚至还得到很多志愿者的帮助，直至今年初，叶海燕为让公众对性工作者这一群体提高重视，亲自去“十元店”卧底，并且全程微博直播，此举在当地招致不少非议，有律师甚至认为她“网上招嫖，扰乱社会治安”。
在叶海燕的印象中，虽然网上争议很大，但她并没有遇到特别的阻力，直至这一次店面被砸。
麻烦不断
在玉林，除了叶海燕的工作室，很多类似的NGO都有类似的经历。
欧阳是广西蕾丝联合社玉林分社的负责人，这是一家女同性恋组织，与叶海燕工作室相仿，它的生存也相当艰难。
欧阳介绍，玉林在广西虽然谈不上是大城市，不过人口众多，有600多万人，同全国绝大部分城市一样，当地人对女性同性恋也存有偏见。
“很多工厂招工，一看我们这样子的，就不接受，”欧阳说，“我们现在找工作的途径，很大程度上是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所以我们组织所做的事情很多都是帮助成员选择工作。”
在玉林，还存在着一个玉林牵手同志社区，这是由一帮男同性恋所组成的公益组织。小赞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小赞说，该组织的社会认同度同样不高。
“我们小组挂靠在疾控中心下面，不过具体工作都是要由我来做。”小赞说，他每周都会去附近的广场做外展活动，宣传防治艾滋病知识，“刚开始做这件事，很多人都会有抵触，不过慢慢的会好起来。”
在武汉，豪杰所领导的武汉姐妹花健康工作室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自从叶海燕离开武汉后，她在武汉所建立的工作室就一直没有人打理，现在豪杰和另一位志愿者承担起了武汉工作室的工作任务。
与叶海燕的经历相似，豪杰在当地也遇到了很多麻烦，5月28日，豪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当地街道办以及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多次来到工作室，要求他们搬离，“他们甚至通过房东，要求房东收回租给我们的房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NGO的上述境遇表示同情，但她同时提醒，草根NGO在日常工作中也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特别是一些有违法律精神的做法，需要引起注意。
未来之路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现在大多数从事艾滋病干预工作的NGO资金来源都是项目支持，不过以后，这种情况将难以为继。致力于抗击艾滋病的机构——全球基金近日决定将于今年底提前结束对中国的艾滋病项目援助，此举意味着，大批依靠全球基金项目生存的防艾公益组织，将不得不面对资金短缺的新挑战。
叶海燕同样面临这一问题，5月27日，为解决云林工作室的办公用品问题，叶海燕来到玉林市旧货批发市场，不过她手里仅仅有1000元钱。“这些钱还是贵港市的网友刚刚捐助我们的。”
叶海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工作室的账上所有资金只有一万多，她一直不敢用这笔钱，怕用过之后就没有资金了，但过几天要购买一批投影设备，必须得动用这笔钱。至于以后怎么办，她也不知道。
由于资金来源减少，部分防艾项目已开始放缓，中国艾滋病工作联席会议现任秘书长王宝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全球基金的项目至今没有开展，这比往年推迟了很长时间，正式启动要到7月1日。
作为一个全国性民间抗击艾滋病的组织，中国艾滋病工作联席会议已经有118个成员，其中涵盖男男、艾滋病感染者等各类人群，其主要是倡导有关艾滋病政策的落实，对各类人群做干预工作。
“最大的问题是经费紧张，其次是社会的排斥，甚至是人身伤害。”王宝义说，在中国的一些公益基金项目里，预防艾滋病属于很大的一类，所以会有很多组织依靠这类项目资金生存。但很多草根NGO根本拿不到项目资金，有的还面临生命财产安全危险。
文刀是一位抗击艾滋病志愿者，今年3月份，他从老家河南出发历经西安、四川、云南、广西，一路义务宣传抗艾。文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云南等边疆地区，很多草根工作小组很难开展工作，他们大多都是由一些患者自发组成的工作小组，但因为条件限制，他们甚至很难与外界取得联系。”
“现在联席会议秘书处已经承诺要向各个基金会积极申请资金”，王宝义说，秘书处也打算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用于对农村最基层草根的资助。（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自2006年开始，曾在天涯论坛走红的“流氓燕”——叶海燕，成立草根组织“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开展民间女性维权与防艾宣传工作。2011年8月，叶海燕在广西玉林成立“浮萍健康工作室”，倡议“免除对底层性工作者的经济处罚”。
事后，叶海燕发微博称：“当时我正在接电话，没有注意到有人冲进来了。当时有8个人左右，我没看到背后发生的事情，他们就七手八脚把柜子弄倒，我被挤到桌角，我丢掉电话问是怎么回事，戴帽子那个就过来打我。”
消息发出后，很多志愿者赶到工作室所在的博白县。有人怀疑，被打砸是由于叶海燕的性教育观念以及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性服务的行为“招来不满”，尽管叶海燕声称工作室是致力于民间女性维权和防艾宣传，但有人仍然想要赶她们走。
“不受欢迎”的性教育
5月23日晚，志愿者点点独自坐在位于广西玉林市博白县的浮萍健康服务工作室里，一群年轻人冲进店里，将店里物品打砸一通。
此时，工作室的负责人叶海燕和志愿者梁子远在50公里外的玉林市，她原本打算在玉林建立一个工作室的分站。得知消息后，叶海燕和梁子连夜从玉林赶回博白。
本以为风平浪静了，第二天，又有8个人来到店里，将店内的东西乱砸一气，由于人少力单，叶海燕和梁子等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工作室乱成一团。
作为叶海燕在广西玉林成立的第一个工作室浮萍健康服务工作室，叶海燕声称工作内容是对女性服务者和感染者人群进行预防艾滋病宣传、行为干预和关怀救助。此举招来一些当地人的反感。
事情发生以后，多地志愿者来到博白，声援叶海燕的工作室。截至5月28日，当地派出所对此事的回复仍旧“不温不火”-——“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
类似的遭遇已不止一次。2011年4月，原本在武汉开展艾滋病干预工作的叶海燕因为工作屡遭阻挠，不得不从武汉来到广西。
叶海燕说，自己从2005年就开始从事公益性的艾滋病干预工作，最初的几年，她在干预艾滋病方面做了许多努力，甚至跑到河南走访艾滋病患者的“红丝带”活动。
刚到广西时，她并没打算继续从事公益事业，而是找了份其他工作，不过最终，叶海燕还是“放不下她们”，直到2011年7月，博白县浮萍健康服务工作室成立。
在工作室成立的这段时间，叶海燕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阻碍，甚至还得到很多志愿者的帮助，直至今年初，叶海燕为让公众对性工作者这一群体提高重视，亲自去“十元店”卧底，并且全程微博直播，此举在当地招致不少非议，有律师甚至认为她“网上招嫖，扰乱社会治安”。
在叶海燕的印象中，虽然网上争议很大，但她并没有遇到特别的阻力，直至这一次店面被砸。
麻烦不断
在玉林，除了叶海燕的工作室，很多类似的NGO都有类似的经历。
欧阳是广西蕾丝联合社玉林分社的负责人，这是一家女同性恋组织，与叶海燕工作室相仿，它的生存也相当艰难。
欧阳介绍，玉林在广西虽然谈不上是大城市，不过人口众多，有600多万人，同全国绝大部分城市一样，当地人对女性同性恋也存有偏见。
“很多工厂招工，一看我们这样子的，就不接受，”欧阳说，“我们现在找工作的途径，很大程度上是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所以我们组织所做的事情很多都是帮助成员选择工作。”
在玉林，还存在着一个玉林牵手同志社区，这是由一帮男同性恋所组成的公益组织。小赞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小赞说，该组织的社会认同度同样不高。
“我们小组挂靠在疾控中心下面，不过具体工作都是要由我来做。”小赞说，他每周都会去附近的广场做外展活动，宣传防治艾滋病知识，“刚开始做这件事，很多人都会有抵触，不过慢慢的会好起来。”
在武汉，豪杰所领导的武汉姐妹花健康工作室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自从叶海燕离开武汉后，她在武汉所建立的工作室就一直没有人打理，现在豪杰和另一位志愿者承担起了武汉工作室的工作任务。
与叶海燕的经历相似，豪杰在当地也遇到了很多麻烦，5月28日，豪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当地街道办以及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多次来到工作室，要求他们搬离，“他们甚至通过房东，要求房东收回租给我们的房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NGO的上述境遇表示同情，但她同时提醒，草根NGO在日常工作中也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特别是一些有违法律精神的做法，需要引起注意。
未来之路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现在大多数从事艾滋病干预工作的NGO资金来源都是项目支持，不过以后，这种情况将难以为继。致力于抗击艾滋病的机构——全球基金近日决定将于今年底提前结束对中国的艾滋病项目援助，此举意味着，大批依靠全球基金项目生存的防艾公益组织，将不得不面对资金短缺的新挑战。
叶海燕同样面临这一问题，5月27日，为解决云林工作室的办公用品问题，叶海燕来到玉林市旧货批发市场，不过她手里仅仅有1000元钱。“这些钱还是贵港市的网友刚刚捐助我们的。”
叶海燕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工作室的账上所有资金只有一万多，她一直不敢用这笔钱，怕用过之后就没有资金了，但过几天要购买一批投影设备，必须得动用这笔钱。至于以后怎么办，她也不知道。
由于资金来源减少，部分防艾项目已开始放缓，中国艾滋病工作联席会议现任秘书长王宝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今年全球基金的项目至今没有开展，这比往年推迟了很长时间，正式启动要到7月1日。
作为一个全国性民间抗击艾滋病的组织，中国艾滋病工作联席会议已经有118个成员，其中涵盖男男、艾滋病感染者等各类人群，其主要是倡导有关艾滋病政策的落实，对各类人群做干预工作。
“最大的问题是经费紧张，其次是社会的排斥，甚至是人身伤害。”王宝义说，在中国的一些公益基金项目里，预防艾滋病属于很大的一类，所以会有很多组织依靠这类项目资金生存。但很多草根NGO根本拿不到项目资金，有的还面临生命财产安全危险。
文刀是一位抗击艾滋病志愿者，今年3月份，他从老家河南出发历经西安、四川、云南、广西，一路义务宣传抗艾。文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说：“云南等边疆地区，很多草根工作小组很难开展工作，他们大多都是由一些患者自发组成的工作小组，但因为条件限制，他们甚至很难与外界取得联系。”
“现在联席会议秘书处已经承诺要向各个基金会积极申请资金”，王宝义说，秘书处也打算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用于对农村最基层草根的资助。（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