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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不是缺少机会，而是缺少踏踏实实寻找机会的人
她不愿意拍照。
几经动员，她还是不愿意走到指定的位置，说这是作秀。
她话不多，说话的声音不大，在说到自己经历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总是带着笑，谦逊中有点羞涩。不过她不是没脾气。2004年修渠的时候，她让一个说风凉话的钉子户“滚出这个村子”。
她是郑冰，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人。3月24日上午，她坐在村西头合作社的天台上，穿着一件黑色开领上衣，浅红色的围巾松软垂下，头发在后面打了个结。身后绿油油的小麦随风摇曳，成片的桃树、梨树、杏树正含苞待放。阳光洒在脸上，她一脸惬意。
从1998年起，郑冰已在这个村里“折腾”了14年。如今，她是蒲(州)韩(阳)社区(农民协会)的理事长。这个协会下面有28个合作社，覆盖了蒲州和韩阳镇的43个自然村。
争吵引发的事业
如果不是跟人吵了一次架，郑冰可能至今还在附近的乡村小学教书。
那是1998年的春天，正是给芦苇施肥的季节。前一年冬天，郑冰的爱人谢福政在离寨子村1000米左右的黄河滩上，办了一家“科技服务中心”，卖化肥农药。
郑冰怎么看这个名字怎么都觉得不对劲。“你又没给大家提供科技服务，凭什么叫这个名字?”她跟爱人商量，要么把这个名字改了，要么除了卖肥料，还得把技术讲给老百姓。
郑冰出生在一个家教甚严的家庭。父母给郑冰最多的一项教育，是做人一定要是非分明。她说，这十多年来她做的很多事，都与要掰扯清的是非有关。
丈夫谢福政觉得她是多此一举。“卖肥料就卖肥料，还搞什么技术培训!”7年后，谢福政被选为小寨村主任，连任至今。他与郑冰之间的争吵，也延续至今。
这一天，有一个叫苏长业的村民来买化肥。两亩半的芦苇，他要买800块钱的化肥。郑冰告诉他，这些地300块钱的化肥就够了，多了也是浪费。苏长业急了：你卖化肥的还嫌我买得多?他从兜里掏出800块钱，甩在那儿，说，我有现钱，不赊你的账!
苏长业受不了郑冰的“教育”，大吵一架之后，气呼呼地走了。
这种因无知而带来的执拗的浪费，让郑冰萌生一个念头：请一个专家来，给农民做一次技术培训。她让化肥厂牵线，请来了两位老师：一位是西北农业大学的，一位是运城农学院的。为了避免冷场的尴尬，她事先联系了村里的80多口人来听课。但农民的热情超出了预期。到培训开讲时，共来了400多人。
培训的效果出奇地好。培训结束后，很多人建议多搞几次这样的活动，至少，春夏秋冬应该各有一次。但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思来想去，1999年元旦，郑冰辞掉了小学老师的工作。此时，她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待了13年，转正在即。
跳舞与村风
在培训过程中，郑冰发现一个现象：有些家里是妇女过来听课，但她们回家不敢做主，男的怎么说就跟着怎么做，培训的效果因此大打折扣。郑冰意识到，这是观念的问题。但怎么改变呢?
2001年，郑冰去了一趟武汉。她看到有人在街上跳舞，秩序良好，神采飞扬。她很羡慕，决定回去也组织村里人跳舞。
寨子村村民牛淑琴说，郑冰对美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向往，时而会成为她做事的动力，也让她做的有些事，充满浪漫的色彩。有一年，丈夫谢福政送了她一个“爱你一万年”的小桃心，她说，“这几个字我不认识，你给我说一遍。”
郑冰请市里的妇联帮忙，请来了一位幼儿园的舞蹈老师教大家跳舞。郑冰事先组织了24个人，分成4个小组，选出了6个带头人，李金绒和牛淑琴是其中的两个。但众目睽睽下，大家扭扭捏捏，跳不起来。人群里开始有人说风凉话，有人甚至称她们为“女流氓”。郑冰非常气愤，说我们扭个健身秧歌，怎么成流氓了!城里人跳舞就叫潇洒，村里就叫流氓。不行，我们非跳不可。
牛淑琴说，在农村，话语权往往掌握在两类人手里：一类是强势者，另一类是造谣者。其他的人或碍于情面，或出于自保，很少有人挑战这一权威。所以，村里人往往是非不分。她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和这些现象的互动和较劲中不断往前走。
跳舞坚持了一个月，舆论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一些之前说风凉话的人也加入进来。一位围观的外村人评价说：“这些女的没有白活。”
跳舞还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缓和了家庭矛盾。一个过去经常挨骂的男人对郑冰说，现在回家，媳妇不骂他了。“女的难道天生就爱骂丈夫?她就是活得不痛快嘛!”
慢慢地，有些老年妇女也加入进来，婆媳矛盾也缓和了很多。
与城里人工作与生活能够区分不一样，农村的家庭生产与生活都在一起。一家人长期守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彼此缺点容易发生碰撞，也就容易无事生非。李金绒说，以前，过几天就会有一家干仗。这些事情像瘟疫一样，容易在村里蔓延，给那些心有芥蒂的家庭埋下冲突的种子。
这次“无心插柳”的收获，让郑冰以后在做事时，都会试着和村风联系起来。2009年5月，在北京富平学校的支持下，永济市小额贷款公司在小寨村落户。虽然合作方有放贷量的要求，郑冰还是坚持把村风纳入放贷的标准。比如，她不会贷给打麻将的人，也不会贷给家里收拾得不整齐的人。在她看来，这些都是看不见的诚信。“闲散时间你都不把家里收拾干净，怎么能证明你讲诚信!”
对孝敬老人的鉴别则更为细致。比如，看你叫不叫老人爹娘；到冬天，看你盖的被子重，还是给公婆盖的被子重。“有的老人被子10多年都不换棉花，能说你孝顺吗!”还要看你给不给老人买新衣服，给不给老人做寿。“不给老人做寿，给孩子过生日就没道理。”
“真正的认证是人心里的认证”
对郑冰来说，这些既是人道，也是商道。
红娘手工艺是协会成立较早的合作社，它的第一笔生意是生产200个包。大家做得很用心，觉得比样品做得还好。但郑冰在检查时，发现有28个包做得不是很到位，要求他们返工。工作人员很委屈，说我做这个活比做家里的活还用心，为什么还要吹毛求疵!这件事对郑冰触动很大，她为此专门开了一个讨论会，讨论“用心了，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一个标准”。结论是：既要用心，又要有标准。
在郑冰看来，看不见的标准更为重要。“比如菜有没有用药，客户可能看不见，我们的要求是，不管你看不看得见，我们都要做，做到良知上确实不用药。这个是看不见的信任。”
郑冰的这个要求，在有机农业上体现得更具体。在她看来，有机农业不仅仅是不用农药化肥，还要先让土壤变得有机。有机农业联合社负责人李金绒曾在20里外的一个村庄里，看到过一块被破坏的土地。这块颜色暗红的土地，与过度使用化肥农药有关。为此，郑冰要求参加合作社的农户要把土地深翻。这样不仅让土地透气，也把土壤深处的害虫挖出来，在严寒的天气被冻死。
在施肥和管理环节，农户之间会形成 一种相互监督。“农村是一个没有秘密的地方。谁上了农药化肥，马上就有人知道。”为了服务农户，以前位于黄河滩的农资店，已经发展成4家连锁店，都已经加入合作社，主要销售有机肥。在农机店的显要位置，挂着化肥农药如何危害人类和农作物的宣传画。
销售环节，最难控制的是造假。寨子村一位村民说，以前的小商小贩，当着农户的面就往芦笋里掺泥加水，农户就觉得造假能多卖钱，想出的招五花八门：往棉花里加砖头、白面、石灰；桃树今天刚打完药，客商明天来了，马上就下桃装箱。
郑冰对造假的态度是：发现一个，不管之前是否有合同，坚决不收。去年，合作社有800多户种了棉花，说好了要去收，有人就开始掺水。郑冰把这些棉花拿出来，跟其他的棉花—对比，真相马上大白。这样的事隋发生后，马上就会在社区公开，对其他的农户是个震慑。
郑冰说，真正的生态产品不是一个商标。以前香港的合作伙伴问她要不要认证，她说不需要。“我觉得真正的认证是人心里的认证。”
要钱还是赚钱
为了把合作社“做实”，郑冰放弃了政府多次抛来的橄榄枝。
郑冰出名后，永济市曾在寨子村开过现场会。市委书记和市长号召各部门给予支持。市长说，这个事，要落实在年终的政绩上；市委书记更直白，说挣个十万八万不嫌多，三万五万不嫌少。
领导的这番表态，在合作社内部引起了波动。有人说，郑冰，你应该到外面要钱去。也有领导偷偷给她做工作，说要钱比赚钱决。但郑冰认为，在合作社还没有探索出一条自我生存的道路之前，跟政府要钱弊大于利，它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干预。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下，有些人离开了合作社。
2009年，又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7年7月份生效后，各地都出台了一些扶助措施。当时在村里做主任的丈夫带来了一个消息，一个村只要报5个合作社，就能给钱。此时，郑冰旗下已经有了28个合作社。
像遇到任何一件重大的事情时一样，郑冰召集大家讨论。她说，我们当初注册合作社的时候曾说过，用三年的时间，把合作社做好，不行再给两年。如果到时候能做好，再说，如果做不好，一分钱不要行不行?有6家合作社当场表示反对，说给钱就要。郑冰说，如果光知道要钱，就退出。这6家当场退出。
郑冰说，她不是反对国家给政策，但她认为要钱不是一个正确的路子。“注册一个合作社太容易了。五个身份证，再加不到100块钱，就行了。难的是找到一条发展的路子。这时候不能有依赖心理。”
不要政府的扶持，她还有一个顾虑，就是没法坚持合作社的透明。“不管哪条线的钱，都可能有潜规则。本来5万块钱，到你那儿只有3万了。2万块没了，你怎么公开这事?只有做假账。而一旦没有了基本的坦诚，合作社就完蛋了。”
地方政府还曾经动员她弄一个工厂。“你名声这么大，干吗不弄个工厂?!”郑冰不同意。2004年11月，村里曾经打算以入股的形式办了一个涂料厂，但由于技术和管理上的差距，最终没办成。2006年、2007年，郑冰办了7个工业方面的合作社，也大多失败了。她对此有一些反思，认为工业非农村的优势，也非自己所长，不如专注于有机农业。
今年，社区的有机农业规模将达到3万亩，效益能有900万～1500万元。“你说办什么工厂能有这么大的利润!”
“这是100年的事”
但产业链的拉长已箭在弦上。去年，香港的合作客商迈思国际希望把籽棉变成皮棉，她就选了一家皮棉厂；对方又希望把皮棉变成纱，她就选了一家纱厂；对方希望扎花，她又找了一家扎花厂。
现在，合作社生产的小麦，已经和运城的馍厂对接起来了。西安的一个养猪场，也过来要买麦麸。郑冰说，这些农产品上下游的产业链，是留给年轻人的机会。
现在，合作社共有60多位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员工的子女，有的是离开后又回来的，也有几个是从运城农学院招来的。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排斥城市。
1990年出生的梁晓莉，受不了城市里又小又贵的出租房。2010年，她从太原学院毕业后，留在当地一家超市上班。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租金要200多块，占了她收入的四分之一。她说，很想念闲置在家乡里的大房子。
在寨子村采访时，记者发现，村民斥巨资盖起的房子大多空置。在城乡之间往返颠簸的农民，正在陷入这样一个悖论中：他们把从城里挣来的钱，拿来在农村盖房子，却又任其闲置；而自己在城市里的居住条件又非常不堪。也就是说，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浪费在了农村空置房子的折旧上。
2010年底，梁晓莉接到在红娘手工艺上班的妈妈的召唤，来合作社上班。在经过最初的磨合后，她目前在办公室负责档案和接待，每天东跑西颠，干得不亦乐乎。在她的感召下，一个同学近期也准备投奔过来。
除了梁晓莉，合作社里还有好多“亲情配”。而之所以把自己的子女叫回来，用郑冰的话来说，是为了培养接班人。“农村越做越踏实，肯定有做不完的事。我们觉得，这是100年的事。”
对这些年轻人，郑冰有三个要求：一、种一亩地；二、有一个合作社；三、跟进一个村。“这是最基础的工作，要先从这儿做起。”
没有工作的时候，郑冰会要求这些年轻人到农户家里或地里调研，了解农户的需求，并把这些信息提供给相应的部门。比如有一家人特别会剪纸，就把他介绍给手工艺部门，有一家需要种核桃方面的培训，下一次培训时就要通知他。
郑冰说，合作社工作人员的时间有80％是在地里，或者农户家里。“你到地里为果树剪枝，一边剪，一边和农户聊，效果比较好。冬天人家在炕上坐着，就看你敢不敢上炕。你要是坐在炕上聊，这个工作就是非常到位了。”
她不愿意拍照。
几经动员，她还是不愿意走到指定的位置，说这是作秀。
她话不多，说话的声音不大，在说到自己经历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总是带着笑，谦逊中有点羞涩。不过她不是没脾气。2004年修渠的时候，她让一个说风凉话的钉子户“滚出这个村子”。
她是郑冰，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人。3月24日上午，她坐在村西头合作社的天台上，穿着一件黑色开领上衣，浅红色的围巾松软垂下，头发在后面打了个结。身后绿油油的小麦随风摇曳，成片的桃树、梨树、杏树正含苞待放。阳光洒在脸上，她一脸惬意。
从1998年起，郑冰已在这个村里“折腾”了14年。如今，她是蒲(州)韩(阳)社区(农民协会)的理事长。这个协会下面有28个合作社，覆盖了蒲州和韩阳镇的43个自然村。
争吵引发的事业
如果不是跟人吵了一次架，郑冰可能至今还在附近的乡村小学教书。
那是1998年的春天，正是给芦苇施肥的季节。前一年冬天，郑冰的爱人谢福政在离寨子村1000米左右的黄河滩上，办了一家“科技服务中心”，卖化肥农药。
郑冰怎么看这个名字怎么都觉得不对劲。“你又没给大家提供科技服务，凭什么叫这个名字?”她跟爱人商量，要么把这个名字改了，要么除了卖肥料，还得把技术讲给老百姓。
郑冰出生在一个家教甚严的家庭。父母给郑冰最多的一项教育，是做人一定要是非分明。她说，这十多年来她做的很多事，都与要掰扯清的是非有关。
丈夫谢福政觉得她是多此一举。“卖肥料就卖肥料，还搞什么技术培训!”7年后，谢福政被选为小寨村主任，连任至今。他与郑冰之间的争吵，也延续至今。
这一天，有一个叫苏长业的村民来买化肥。两亩半的芦苇，他要买800块钱的化肥。郑冰告诉他，这些地300块钱的化肥就够了，多了也是浪费。苏长业急了：你卖化肥的还嫌我买得多?他从兜里掏出800块钱，甩在那儿，说，我有现钱，不赊你的账!
苏长业受不了郑冰的“教育”，大吵一架之后，气呼呼地走了。
这种因无知而带来的执拗的浪费，让郑冰萌生一个念头：请一个专家来，给农民做一次技术培训。她让化肥厂牵线，请来了两位老师：一位是西北农业大学的，一位是运城农学院的。为了避免冷场的尴尬，她事先联系了村里的80多口人来听课。但农民的热情超出了预期。到培训开讲时，共来了400多人。
培训的效果出奇地好。培训结束后，很多人建议多搞几次这样的活动，至少，春夏秋冬应该各有一次。但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思来想去，1999年元旦，郑冰辞掉了小学老师的工作。此时，她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待了13年，转正在即。
跳舞与村风
在培训过程中，郑冰发现一个现象：有些家里是妇女过来听课，但她们回家不敢做主，男的怎么说就跟着怎么做，培训的效果因此大打折扣。郑冰意识到，这是观念的问题。但怎么改变呢?
2001年，郑冰去了一趟武汉。她看到有人在街上跳舞，秩序良好，神采飞扬。她很羡慕，决定回去也组织村里人跳舞。
寨子村村民牛淑琴说，郑冰对美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向往，时而会成为她做事的动力，也让她做的有些事，充满浪漫的色彩。有一年，丈夫谢福政送了她一个“爱你一万年”的小桃心，她说，“这几个字我不认识，你给我说一遍。”
郑冰请市里的妇联帮忙，请来了一位幼儿园的舞蹈老师教大家跳舞。郑冰事先组织了24个人，分成4个小组，选出了6个带头人，李金绒和牛淑琴是其中的两个。但众目睽睽下，大家扭扭捏捏，跳不起来。人群里开始有人说风凉话，有人甚至称她们为“女流氓”。郑冰非常气愤，说我们扭个健身秧歌，怎么成流氓了!城里人跳舞就叫潇洒，村里就叫流氓。不行，我们非跳不可。
牛淑琴说，在农村，话语权往往掌握在两类人手里：一类是强势者，另一类是造谣者。其他的人或碍于情面，或出于自保，很少有人挑战这一权威。所以，村里人往往是非不分。她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和这些现象的互动和较劲中不断往前走。
跳舞坚持了一个月，舆论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一些之前说风凉话的人也加入进来。一位围观的外村人评价说：“这些女的没有白活。”
跳舞还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缓和了家庭矛盾。一个过去经常挨骂的男人对郑冰说，现在回家，媳妇不骂他了。“女的难道天生就爱骂丈夫?她就是活得不痛快嘛!”
慢慢地，有些老年妇女也加入进来，婆媳矛盾也缓和了很多。
与城里人工作与生活能够区分不一样，农村的家庭生产与生活都在一起。一家人长期守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彼此缺点容易发生碰撞，也就容易无事生非。李金绒说，以前，过几天就会有一家干仗。这些事情像瘟疫一样，容易在村里蔓延，给那些心有芥蒂的家庭埋下冲突的种子。
这次“无心插柳”的收获，让郑冰以后在做事时，都会试着和村风联系起来。2009年5月，在北京富平学校的支持下，永济市小额贷款公司在小寨村落户。虽然合作方有放贷量的要求，郑冰还是坚持把村风纳入放贷的标准。比如，她不会贷给打麻将的人，也不会贷给家里收拾得不整齐的人。在她看来，这些都是看不见的诚信。“闲散时间你都不把家里收拾干净，怎么能证明你讲诚信!”
对孝敬老人的鉴别则更为细致。比如，看你叫不叫老人爹娘；到冬天，看你盖的被子重，还是给公婆盖的被子重。“有的老人被子10多年都不换棉花，能说你孝顺吗!”还要看你给不给老人买新衣服，给不给老人做寿。“不给老人做寿，给孩子过生日就没道理。”
“真正的认证是人心里的认证”
对郑冰来说，这些既是人道，也是商道。
红娘手工艺是协会成立较早的合作社，它的第一笔生意是生产200个包。大家做得很用心，觉得比样品做得还好。但郑冰在检查时，发现有28个包做得不是很到位，要求他们返工。工作人员很委屈，说我做这个活比做家里的活还用心，为什么还要吹毛求疵!这件事对郑冰触动很大，她为此专门开了一个讨论会，讨论“用心了，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一个标准”。结论是：既要用心，又要有标准。
在郑冰看来，看不见的标准更为重要。“比如菜有没有用药，客户可能看不见，我们的要求是，不管你看不看得见，我们都要做，做到良知上确实不用药。这个是看不见的信任。”
郑冰的这个要求，在有机农业上体现得更具体。在她看来，有机农业不仅仅是不用农药化肥，还要先让土壤变得有机。有机农业联合社负责人李金绒曾在20里外的一个村庄里，看到过一块被破坏的土地。这块颜色暗红的土地，与过度使用化肥农药有关。为此，郑冰要求参加合作社的农户要把土地深翻。这样不仅让土地透气，也把土壤深处的害虫挖出来，在严寒的天气被冻死。
在施肥和管理环节，农户之间会形成 一种相互监督。“农村是一个没有秘密的地方。谁上了农药化肥，马上就有人知道。”为了服务农户，以前位于黄河滩的农资店，已经发展成4家连锁店，都已经加入合作社，主要销售有机肥。在农机店的显要位置，挂着化肥农药如何危害人类和农作物的宣传画。
销售环节，最难控制的是造假。寨子村一位村民说，以前的小商小贩，当着农户的面就往芦笋里掺泥加水，农户就觉得造假能多卖钱，想出的招五花八门：往棉花里加砖头、白面、石灰；桃树今天刚打完药，客商明天来了，马上就下桃装箱。
郑冰对造假的态度是：发现一个，不管之前是否有合同，坚决不收。去年，合作社有800多户种了棉花，说好了要去收，有人就开始掺水。郑冰把这些棉花拿出来，跟其他的棉花—对比，真相马上大白。这样的事隋发生后，马上就会在社区公开，对其他的农户是个震慑。
郑冰说，真正的生态产品不是一个商标。以前香港的合作伙伴问她要不要认证，她说不需要。“我觉得真正的认证是人心里的认证。”
要钱还是赚钱
为了把合作社“做实”，郑冰放弃了政府多次抛来的橄榄枝。
郑冰出名后，永济市曾在寨子村开过现场会。市委书记和市长号召各部门给予支持。市长说，这个事，要落实在年终的政绩上；市委书记更直白，说挣个十万八万不嫌多，三万五万不嫌少。
领导的这番表态，在合作社内部引起了波动。有人说，郑冰，你应该到外面要钱去。也有领导偷偷给她做工作，说要钱比赚钱决。但郑冰认为，在合作社还没有探索出一条自我生存的道路之前，跟政府要钱弊大于利，它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干预。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下，有些人离开了合作社。
2009年，又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7年7月份生效后，各地都出台了一些扶助措施。当时在村里做主任的丈夫带来了一个消息，一个村只要报5个合作社，就能给钱。此时，郑冰旗下已经有了28个合作社。
像遇到任何一件重大的事情时一样，郑冰召集大家讨论。她说，我们当初注册合作社的时候曾说过，用三年的时间，把合作社做好，不行再给两年。如果到时候能做好，再说，如果做不好，一分钱不要行不行?有6家合作社当场表示反对，说给钱就要。郑冰说，如果光知道要钱，就退出。这6家当场退出。
郑冰说，她不是反对国家给政策，但她认为要钱不是一个正确的路子。“注册一个合作社太容易了。五个身份证，再加不到100块钱，就行了。难的是找到一条发展的路子。这时候不能有依赖心理。”
不要政府的扶持，她还有一个顾虑，就是没法坚持合作社的透明。“不管哪条线的钱，都可能有潜规则。本来5万块钱，到你那儿只有3万了。2万块没了，你怎么公开这事?只有做假账。而一旦没有了基本的坦诚，合作社就完蛋了。”
地方政府还曾经动员她弄一个工厂。“你名声这么大，干吗不弄个工厂?!”郑冰不同意。2004年11月，村里曾经打算以入股的形式办了一个涂料厂，但由于技术和管理上的差距，最终没办成。2006年、2007年，郑冰办了7个工业方面的合作社，也大多失败了。她对此有一些反思，认为工业非农村的优势，也非自己所长，不如专注于有机农业。
今年，社区的有机农业规模将达到3万亩，效益能有900万～1500万元。“你说办什么工厂能有这么大的利润!”
“这是100年的事”
但产业链的拉长已箭在弦上。去年，香港的合作客商迈思国际希望把籽棉变成皮棉，她就选了一家皮棉厂；对方又希望把皮棉变成纱，她就选了一家纱厂；对方希望扎花，她又找了一家扎花厂。
现在，合作社生产的小麦，已经和运城的馍厂对接起来了。西安的一个养猪场，也过来要买麦麸。郑冰说，这些农产品上下游的产业链，是留给年轻人的机会。
现在，合作社共有60多位年轻人。他们有的是员工的子女，有的是离开后又回来的，也有几个是从运城农学院招来的。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排斥城市。
1990年出生的梁晓莉，受不了城市里又小又贵的出租房。2010年，她从太原学院毕业后，留在当地一家超市上班。一间不到10平米的房子，租金要200多块，占了她收入的四分之一。她说，很想念闲置在家乡里的大房子。
在寨子村采访时，记者发现，村民斥巨资盖起的房子大多空置。在城乡之间往返颠簸的农民，正在陷入这样一个悖论中：他们把从城里挣来的钱，拿来在农村盖房子，却又任其闲置；而自己在城市里的居住条件又非常不堪。也就是说，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浪费在了农村空置房子的折旧上。
2010年底，梁晓莉接到在红娘手工艺上班的妈妈的召唤，来合作社上班。在经过最初的磨合后，她目前在办公室负责档案和接待，每天东跑西颠，干得不亦乐乎。在她的感召下，一个同学近期也准备投奔过来。
除了梁晓莉，合作社里还有好多“亲情配”。而之所以把自己的子女叫回来，用郑冰的话来说，是为了培养接班人。“农村越做越踏实，肯定有做不完的事。我们觉得，这是100年的事。”
对这些年轻人，郑冰有三个要求：一、种一亩地；二、有一个合作社；三、跟进一个村。“这是最基础的工作，要先从这儿做起。”
没有工作的时候，郑冰会要求这些年轻人到农户家里或地里调研，了解农户的需求，并把这些信息提供给相应的部门。比如有一家人特别会剪纸，就把他介绍给手工艺部门，有一家需要种核桃方面的培训，下一次培训时就要通知他。
郑冰说，合作社工作人员的时间有80％是在地里，或者农户家里。“你到地里为果树剪枝，一边剪，一边和农户聊，效果比较好。冬天人家在炕上坐着，就看你敢不敢上炕。你要是坐在炕上聊，这个工作就是非常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