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走”到“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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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家》中借觉慧毅然决然的出走显示的是巴金对于封建家庭的厌恶,然而在理智“出走”之下亦显示出巴金对于“家”的情感向往,《憩园》《寒夜》表现出的更多是作家在理想破灭后对于“回归”家园温情的向往。理智上对封建家族文化激烈否定,情感上又无法抵御它的深层诱惑,从“出走”到“回归”的态度转变,是巴金一生难以走出的精神困境。
  关键词:《家》 出走 回归 精神困境
  在巴金的写作生涯中,从早期的“激流三部曲”到后来四十年代的《寒夜》《憩园》,对于“家”这一传统母题的书写可以说包容了他所有的情感挣扎,巴金的家庭书写中完成了从理智上的“离家”到精神上“归家”的过程。在他前期的“家园”书写中,“家庭”象征着封建的伦理压迫,它是压抑青年人自由独立的囚笼,而其后期的创作则转向了“家庭”中“有情”的一面,显示出作家对“家”的情感向往。值得关注的是,在其前期以反抗封建家庭为主题的小说中,对大家庭中温馨情感的怀念就已经初现端倪,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与他后期家庭题材小说的情感联系。
  一、出走:被遮蔽的温情
  巴金一开始就是以与旧家庭紧张对立的叛逆者姿态登上文坛的。渴望自由、平等的青年人逃出封建家庭,以个体的自由身份投身社会变革的潮流,成为他早期作品中一再回响的旋律。作为“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集中体现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统治下的专制家庭。《家》的背景年代是1920年到1921年的中国,尽管新的思想理念席卷全国,但是新思潮并未波及高公馆里,高老太爷作为这个家族的统治者,依然是“我说是对的,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做,就要怎样做”a!他是腐朽与罪恶的象征,鸣凤的投湖自尽,瑞钰的凄惨离世,大哥荒唐的婚姻,他所代表的罪恶终于促使觉慧的离家出走,在这一点上,高觉慧无疑是封建家庭的反叛者,然而作为大家庭的一员,他不可避免地对其产生无法厘清的爱恨,《家》中关于高老太爷死亡时,有这样一段描写:“他不顾一切地跑到祖父面前,摇着他祖父的手,大声叫着……一面摇着祖父,一面用悲惨的声音叫爷爷。”b高老太爷的死实际上象征的是巴金所要控诉的封建专制的分崩离析,但是从巴金的描述中并没有透露出一个青年反叛者的喜悦,反而强烈地体现出一个孙儿对祖父深沉的依恋和爱,这种强烈的情感反差流露出巴金内心深处对于家的精神矛盾。
  巴金通过《家》想要传达的是青年人对于封建家庭伦理的叛逆与反抗,因而《家》中强烈的反叛意识或多或少地遮蔽了作家本人与家庭的真正情感联系。虽然传统家庭内含的封建传统文化也带来了压迫与痛苦,即便是教巴金要爱一切人的温柔和善的母亲,也有鞭打下人的时候,父亲做县丞时,挨了打的犯人须得叩头“给大老爷谢恩”。然而,李家到底只能算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旧式大家庭,不存在什么特别的压迫与罪恶。巴金的祖父如同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旧式家长一样,对子女虽然说不上很慈爱,也算不上专制,《家》中高老太爷的那些专制行径与他毫无关系。 反而,巴金的祖父能够赶新潮送儿子出国留学,甚至也愿意他们剪辫子,让长孙去新式学堂读书,让巴金去补习英文。他的二叔虽然有些保守,给女儿缠过足,但是在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去世后,也对长房的几个子女多有关心,还给巴金讲过一年的《春秋左传》。巴金在后来所说的“充满仇恨的倾轧和压迫的富裕的大家庭的面目”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实例,在他所有关于家族的回忆中并没有提到任何对这种仇恨的压迫。李家大家庭中所有的矛盾在当时中国一般的地主家庭都会发生,仅仅是各房之间财产的纠纷、妯娌之间的不和、纨绔子弟的放浪,并没有显示出什么特别的罪恶。这个家庭给巴金的最不好的印象,就是那个时代地主家庭常有的腐朽和放荡。对于传统的大家庭,他并没有什么刻骨的深仇大恨,甚至更多充满着爱与温情的记忆,因此,即便是在以反抗传统封建家庭为主题的“激流三部曲”中,也显示出巴金本人对于家的向往。并且在《家》写到第六章《做大哥的人》时,传来大哥自杀的消息。他的死对巴金创作《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甚至直接改变了他的创作初衷。在外求学追求新思潮的巴金对于为家庭做出牺牲的大哥总是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情感愧疚。因而,大哥成了封建家庭對巴金束缚的表现,虽然很早就与自己的旧家庭脱离了关系的巴金拥有自由独立的人格,但精神上他无法摆脱家庭的精神束缚。大哥的死促使巴金在《家》的创作中有意识地遮蔽对家庭的真正依恋,将自己的痛苦转向对家庭的激烈控诉,将大哥的死归咎于旧家庭的压迫,以此来弥补自己对大哥的精神愧疚。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以巴金为代表的“五四”一代作家身上背负着沉重的伦理重压,这是深蕴在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心理积淀。巴金在《激流》中所揭示的家,并不是自己的家,更多的是中国因袭了千百年的封建专制结构,或者说是整个中国的宗法制体系。在面对这个“家”时,巴金内心被唤起的情感只是对于封建专制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体验,身处那个时代的作家也好,读者也好,接受的都是几千年历史中家族文化的共同经验和记忆。巴金将自己的普通家庭故事加工改造,与时代映照下的中国形成互喻互文结构,最终使《家》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大“家”,这几乎成为一种连巴金本人也未曾察觉到的无意识的“寓言化”,而这种寓言化的手法无疑遮蔽了作家本人对于传统家庭的真实情感,他把对中国几千年宗法制体系下封建家族伦理的仇恨无意识地转化为对于传统家庭,甚至是对现实“李家”的怨恨。《家》发表之后,巴金一度摆出觉慧的姿态,以一种煽情的政治话语把高家当作假想敌,也有意识地直接关照现实的“李家”,通过这种反向“寓言化”的做法展露出一种对封建专制文化的叛逆精神,也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作家本人对传统家庭的真实情感。虽然巴金本人多次否认这种说法,他说自己是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的,如果没有切身体验,没有很深的感受,他不会那么反感,但这种强烈的否认也无疑暴露了巴金内心深处关于家庭的情感挣扎。
  巴金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出一个反抗封建专制的叛逆者的姿态,而大哥的死更被归咎为这种制度下的罪恶,最终导致他在作品中以寓言化的手法有意无意地遮蔽现实中“家的温情”。然而幼年关于家的“爱的诗教”到底在巴金的人格发展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伦理以情感内化的方式潜藏于人们的文化心理,这一方面使得传统家庭成为封建专制的象征,另一方面,在文化上更成为普通人的精神归宿。觉慧的离家出走,是巴金告别封建专制寻求自由平等的象征,但家又是和平安宁的生活向往,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精神港湾,因此巴金始终在徘徊。当巴金初次离家到上海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跟随三哥回嘉兴老家祭祖,面对祠堂的破败更是伤感不已。这样矛盾的情感必然将巴金置于理智与情感交锋的两难境地。对于家,一方面,巴金将它作为扼杀人性和自由的囚笼,对之以激烈的诅咒、控诉,坚信自己毅然出走选择投身社会洪流中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对家庭产生情感依恋,沉湎于对幼年生活、家中亲人的回忆中。 所以,当巴金内心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与封建专制文化的搏击归于平静时,其对于家的真正的情感依恋逐渐显露出来,从而出现了那个年代的“精神还家”。   二、无法遮蔽的爱与温情:还家
  如果说,在《家》中,由于反抗封建传统的需要以及巴金本人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冲突,其对于家的情感还有所遮蔽的话,那么到了《憩园》《寒夜》中,巴金回转过身来,表现出的则是对大家庭的深切依恋。1941年初,巴金回到故乡成都,这引起了他很大的感触:“我被一种奇异的感情抓住了……我仿佛要在这里寻找十八年以前的遥远的旧梦。”c作为一篇小说,《憩园》的情节其实算不上复杂。巴金在书中借一个公馆展现了前后两个家庭的兴起与没落。在《家》中,巴金所透露出的那种对贪图享乐、放荡的寄生虫的仇恨,对封建家族的批判,在《憩园》中转化为对杨梦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无形之中作品的批判色彩减弱了,凄婉的调子出来了,呈现出浓重的挽歌色彩。不难发现,巴金在《憩园》里展现的才是他曾经最熟悉的传统家庭中的人和事,这一时期,他不再一味挣脱“家”的束缚,批判旧的,信仰新的,这时作家早期那种被强烈的叛逆意识所遮蔽的对于家庭的温情与爱,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对于曾经极力追求的“自由”,巴金开始有了反思。因此,《寒夜》中曾树生从传统大家庭、新式小家庭两次出走的意义都随着汪文宣的病死和小家庭最终解体而变得毫无意義。同样对待出走问题,从《家》到《憩园》,再到《寒夜》,巴金的态度已悄然发生变化。巴金真正感受到了人生的悲剧性,当封建家庭的专制已经式微,人还是难以获得终极意义上的幸福,作为一个离开专制家庭的青年人,他自己走过的路就是一条越走越窄、越走越绝望的路。当他猛烈抨击的封建家庭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寒夜》《憩园》里的那种新兴的小家庭并没有带来所谓的幸福时,巴金的内心难免动摇,他已经无法简单地再将一切悲剧归咎于传统的旧家庭了,内心长久压抑的对于家的爱与温情随之显现。家,作为几千年来承袭不变的精神港湾,对巴金这个浪子发出了越来越难以抗拒的呼唤。
  “五四”一代的作家们几乎都有从旧家庭走出来的经历,对于传统的旧式家庭,他们都有一段充满痛苦、压迫的情感记忆,于是他们在作品中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控诉与批判。而对于巴金而言,“家”并不仅仅是一座阴森恐怖的牢笼,它也代表着最深重的血缘羁绊。“家”不仅内蕴着某种宗法体系与人伦压迫,更体现为巴金与幼年、亲人之间的一种联系。有论者在评论《憩园》时所说:“现代文学中的家园意象,总是双重的,一重属于过去,属于记忆,氤氲着童年的乐趣与田园的美学;一重属于现实,笼罩着理想失落和社会批判的意绪。这双重的意象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叠印在一起,便形成了现代人心中典型的家园情境:一座荒原。”d
  从20世纪30年代的书写显示了 “离家”背后压抑的温情,到40年代的写作巴金就更直白地透露出“归家”之情,从渴望逃脱、压抑温情到渴望回归,巴金开始以一个家庭成员的身份去书写家园。
  巴金的一生都处在对家庭的矛盾情感中,他渴望通过作品中的不断“出走”来完成自己摆脱家庭情感束缚的愿望,但越是言辞激烈去攻击、诅咒,越是陷入无法自拔的梦魇之中。对于他来说,“出走”之后,面临的是“家”在精神情感上的纠缠,回“家”,又陷入了“旧家族”封建专制的罗网,这是巴金终身无法走出的精神困境,也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陷入的两难境遇。
  ab 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8页,第324页。
  c 巴金:《巴金选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0页。
  d 邵宁宁:《家园彷徨:憩园的启蒙精神与文化矛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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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汪亚玲,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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