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柳自是牵情之物。自《诗经》始，一直到近代，咏歌不绝。近于《读书》杂志(一九九三年第八期)黄裳先生《秋柳》一文中读到清初王阮亭秋柳诗七律四章，距其创作已三百数十年，仍觉其凄迷婉约，使人怅惘。毋怪其时和者数十、百人，后流传大江南北，数年和者不绝。此之谓诗“可以群”。
　　于此当稍辨时代精神，——取“精神”二字之通俗义，——或其时代之大众心理，与作者个人心理。阮亭生于明末崇祯七年(一六三五)，父祖辈在明皆达官显宦，少年科第，以二十二岁成进士。二十四岁举秋柳社，赋秋柳诗，则于个人，似无所恨，初无郁郁不得志之处。而其所以风动一时者，能写出当时之大众心理也。
　　崇祯甲申之变，距为此诗时(丁酉)，不过十四年。其时文化界人物，皆目睹亲历亡国之惨，一皆无可奈何，多怀黍离麦秀之悲，触处皆伤心之地。群众心理，流于感伤，偶得敏感诗人，一加揭出其难说之情，而因物托意，出以藻丽之词，无有结论，因本无结论可作；仅流连光景，宛转低徊，自然感动深衷，一倡百和。情绪、思想，原自外来，人与人之间，固相通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