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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笔者对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通过对“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的多篇山水游记的分析，揭示了“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观念和解放创作主体，回归自然本真的艺术散文创作主张。
关键词：语文学科；文学史；“公安派”；袁宏道
明代自弘治到万历中期，文坛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达百年之久。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当此文坛沉寂之际，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学派别，给文坛带来了生机，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公安派”，其领袖是出生于今荆州市公安县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史称“公安三袁”，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隆。
一、袁宏道的山水游记及其对“公安派”文学理论的完善
明末散文家张岱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寓山注跋》)。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充分体现了“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继袁宗道后，袁宏道对复古派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并完善了“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他指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法不相沿”，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崇古卑今的口号，而强调“各极其变”。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与张幼宇书》）。他还提出反对摹古的武器之一就是要讲究文学作品的真挚情感，认为好诗好文都是“任性而发”，“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他从“性灵”、“任性”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人的个性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说：“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公安派”所谓“心”、“性灵”，即人内心的思想情感，这表明“公安派”由前代的重视人进一步发展到重视人的精神世界，并把它推到文学本体的位置上加以确认。“公安派”对自己所言之“心”还进一步做出限定，即为“真人”的“率性”，是“真面目”，并提出在创作时要“搜之”于“无涯”之心，要以心来统摄“境”，“以腕”来表现心，最后使心能“任性”地“流”出来。反对摹古的另一个武器就是强调独创，在同代诗人中，袁宏道鄙视前后七子，推崇徐渭，其原因就是徐渭的诗能够“尽翻窠臼，自出手眼”，也就是他在《与张幼于书》中所说的“见从己出”。
二、“公安派”的文学主张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集中体现了“公安派”的文学观念，它不仅揭示了艺术散文独抒性灵，表现内宇宙的本质，打碎了长期以来禁锢文人创作的道学条例，解放了创作主体，还准确指出了艺术散文无拘无束，自然本真的形式特征。
1．独抒性灵，表现自我。
袁宏道极端重视为人之真，而以“自适”、“真乐”为人生最高境界，故其作山水记，总以写我性灵或谓以写我观览山水自适、自得的审美感受作为构思的原则，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性灵袒露于山光水色之间，执著地表现出自己的审美个性。
如《晚游六桥待月记》。作者认为寻常的“绿烟红雾”不算胜景，更斥“歌吹为风，粉汗如雨”为“艳冶极矣”，如此游西湖，不仅俗不可耐且败坏景致。他理想的游赏时间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之时，而“月景犹为清绝”，显示了作者的与众不同，揭示了他超尘脱俗的审美情趣。在月色的掩映下，花有媚态柳含情，山多风姿水蕴意，自然界的万物就有了鲜活的生命与个性，营造出了似真实幻的审美境界。
又如《满井游记》，“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写出了作者乍见郊外早春景色的感奋和摆脱了城中局促的自由欢欣，生动传神。“土膏微润”，写冬去春来大地解冻复苏的情景；“冰皮始解，波色乍明”，写天气转暖、湖冰消融，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一句，写出了柳枝初展的神韵；“麦田浅鬣寸许”，写麦苗破土初芽的情景。作者在这样的描写中，无不渗透了对春回大地，自然界重新焕发生机的欣赏和赞美。“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采用了心境物化的手段，把无形的情思化为有形的景物。“毛羽鳞鬣”的“喜气”，实际上是作者厌弃官场，欣慕大自然的主观感觉的折射。情与景、主观与客观融为一体了。在游记的最后，作者直抒感兴。袁宏道的山水游记恰如他狂放不羁的为人。他把做官看作是“猢狲入笼中”（《述内》），《满井游记》是他晚年之作，当时他在礼部作官，虽然官务清闲，但污浊的官场仍使他尝尽乍阴乍阳的人间恶趣。当他偶见这春意盎然的青山绿水时，他仿佛恍然大悟：原来人间不是没有春光，人生不是没有乐趣!
2．不拘格套，灵动自如。
袁宏道主张以法受性灵、自出心裁作为表现艺术创新的原则。所以他的文章表现手法极为灵活、自由，所作游记，文无定体，结构随意，表现出小品化的倾向。又出语信腕信口，间用庄语而以谑语居多，或不厌其繁，或三言两语就戛然而止。至于夸张之大胆、惊人，比喻之奇特美妙，想象之出人意表，叙议之妙趣横生，更是令人叹赏。
以《虎丘记》写法为例，它不是某一次游览的当时实录，从时间观念上看，应是事后追述；从空间观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综合描述。这种记游散文的时空观念很有新意。文章开头交代虎丘名胜的方位，虽为一般记游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为下文埋设了意脉，确定了他的审美重心，不在林泉岩壑，而在游人以及他们游览虎丘的情景。几经递进后，确定了“中秋”这一描写的中心。然后，作者从全景俯瞰的角度，纵意渲染了一幅盛大的市民郊游图。接着，再转入对“唱”的具体细致的描写。按时间的推移，由“布席之初”到“未几”、“已而”、“比至”，唱者由“千百”到“数十人”，到“三四辈”，再到“一夫”。声音一开始“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歌喉相斗，雅俗皆陈，声浪嘈杂，场面虽然热闹，却并非作者的审美意趣所在。他所欣赏的是“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是“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可见，作者审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声态。而这一声态又是产生于“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月影横斜，荇藻凌乱”的幽静而雅致的环境中。声、色、境以明丽的格调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现，才是作者审美意趣的真正寄托者。他从这里获得了审美感受，确定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作出了独特的审美评价：“听者魂销”，“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至此，作者才突然抽出笔来，写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这似乎与上文意脉不相关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势。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 “公安派”的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信口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与张幼于》)。兴之所至，不拘成法，显得洒脱自如。到这一段，全文才写到游虎丘的主体“我”，这和传统的山水游记笔法大相径庭。而主体登临时的特点又不是直接表现，而是隐藏起来，需要读者去间接体味的。如“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显示出主体审美视点的高；“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又显示出主体的视线之远。文章最后，“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直接显露了作者对官场生活的鄙夷之情。而“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隔膜，加深了袁宏道的内心苦闷。这种苦闷源自他的审美个性和所处地位的尖锐矛盾，而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唯有“去官”。
综观《虎丘记》，通篇写山水少，写游人盛况多，均依作者的审美感受而定；文势时有腾挪，感受深处，则用墨如注；感受浅处，则微微点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体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显示出审美感受作为观照万物的“性灵”特征。
总之，“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正是袁宏道山水游记的理论内核。袁宏道所谓“性灵”的抒发，是心与境或心与物相统一的意象通过“运腕”写作而向文学形象的转化。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指出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应该做到“物我之相未泯，而物我之情已契”。而“不拘格套”，即以无形之形为己形，以无法之法为己法，正符合散文以“散”为主要的形式特征。“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对晚明的小品，以至日后散文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作者简介】童蕾，苏州大学文学院２００8级语文学科教育硕士。
关键词：语文学科；文学史；“公安派”；袁宏道
明代自弘治到万历中期，文坛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达百年之久。他们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当此文坛沉寂之际，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学派别，给文坛带来了生机，这就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公安派”，其领袖是出生于今荆州市公安县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史称“公安三袁”，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隆。
一、袁宏道的山水游记及其对“公安派”文学理论的完善
明末散文家张岱说：“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寓山注跋》)。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充分体现了“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继袁宗道后，袁宏道对复古派展开了全面的进攻，并完善了“公安派”的文学理论。他指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法不相沿”，鲜明地提出了反对崇古卑今的口号，而强调“各极其变”。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与张幼宇书》）。他还提出反对摹古的武器之一就是要讲究文学作品的真挚情感，认为好诗好文都是“任性而发”，“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叙小修诗》）。他从“性灵”、“任性”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人的个性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说：“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公安派”所谓“心”、“性灵”，即人内心的思想情感，这表明“公安派”由前代的重视人进一步发展到重视人的精神世界，并把它推到文学本体的位置上加以确认。“公安派”对自己所言之“心”还进一步做出限定，即为“真人”的“率性”，是“真面目”，并提出在创作时要“搜之”于“无涯”之心，要以心来统摄“境”，“以腕”来表现心，最后使心能“任性”地“流”出来。反对摹古的另一个武器就是强调独创，在同代诗人中，袁宏道鄙视前后七子，推崇徐渭，其原因就是徐渭的诗能够“尽翻窠臼，自出手眼”，也就是他在《与张幼于书》中所说的“见从己出”。
二、“公安派”的文学主张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集中体现了“公安派”的文学观念，它不仅揭示了艺术散文独抒性灵，表现内宇宙的本质，打碎了长期以来禁锢文人创作的道学条例，解放了创作主体，还准确指出了艺术散文无拘无束，自然本真的形式特征。
1．独抒性灵，表现自我。
袁宏道极端重视为人之真，而以“自适”、“真乐”为人生最高境界，故其作山水记，总以写我性灵或谓以写我观览山水自适、自得的审美感受作为构思的原则，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性灵袒露于山光水色之间，执著地表现出自己的审美个性。
如《晚游六桥待月记》。作者认为寻常的“绿烟红雾”不算胜景，更斥“歌吹为风，粉汗如雨”为“艳冶极矣”，如此游西湖，不仅俗不可耐且败坏景致。他理想的游赏时间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之时，而“月景犹为清绝”，显示了作者的与众不同，揭示了他超尘脱俗的审美情趣。在月色的掩映下，花有媚态柳含情，山多风姿水蕴意，自然界的万物就有了鲜活的生命与个性，营造出了似真实幻的审美境界。
又如《满井游记》，“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写出了作者乍见郊外早春景色的感奋和摆脱了城中局促的自由欢欣，生动传神。“土膏微润”，写冬去春来大地解冻复苏的情景；“冰皮始解，波色乍明”，写天气转暖、湖冰消融，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一句，写出了柳枝初展的神韵；“麦田浅鬣寸许”，写麦苗破土初芽的情景。作者在这样的描写中，无不渗透了对春回大地，自然界重新焕发生机的欣赏和赞美。“凡曝沙之鸟，呷浪之鳞，悠然自得，毛羽鳞鬣之间皆有喜气”，采用了心境物化的手段，把无形的情思化为有形的景物。“毛羽鳞鬣”的“喜气”，实际上是作者厌弃官场，欣慕大自然的主观感觉的折射。情与景、主观与客观融为一体了。在游记的最后，作者直抒感兴。袁宏道的山水游记恰如他狂放不羁的为人。他把做官看作是“猢狲入笼中”（《述内》），《满井游记》是他晚年之作，当时他在礼部作官，虽然官务清闲，但污浊的官场仍使他尝尽乍阴乍阳的人间恶趣。当他偶见这春意盎然的青山绿水时，他仿佛恍然大悟：原来人间不是没有春光，人生不是没有乐趣!
2．不拘格套，灵动自如。
袁宏道主张以法受性灵、自出心裁作为表现艺术创新的原则。所以他的文章表现手法极为灵活、自由，所作游记，文无定体，结构随意，表现出小品化的倾向。又出语信腕信口，间用庄语而以谑语居多，或不厌其繁，或三言两语就戛然而止。至于夸张之大胆、惊人，比喻之奇特美妙，想象之出人意表，叙议之妙趣横生，更是令人叹赏。
以《虎丘记》写法为例，它不是某一次游览的当时实录，从时间观念上看，应是事后追述；从空间观念上看，是六登虎丘的印象的综合描述。这种记游散文的时空观念很有新意。文章开头交代虎丘名胜的方位，虽为一般记游散文所交代的文字，但为下文埋设了意脉，确定了他的审美重心，不在林泉岩壑，而在游人以及他们游览虎丘的情景。几经递进后，确定了“中秋”这一描写的中心。然后，作者从全景俯瞰的角度，纵意渲染了一幅盛大的市民郊游图。接着，再转入对“唱”的具体细致的描写。按时间的推移，由“布席之初”到“未几”、“已而”、“比至”，唱者由“千百”到“数十人”，到“三四辈”，再到“一夫”。声音一开始“声若聚蚊，不可辨识”，歌喉相斗，雅俗皆陈，声浪嘈杂，场面虽然热闹，却并非作者的审美意趣所在。他所欣赏的是“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是“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可见，作者审美上所追求的是清幽而又明亮的声态。而这一声态又是产生于“明月浮空，石光如练”“月影横斜，荇藻凌乱”的幽静而雅致的环境中。声、色、境以明丽的格调和交融的整一形式出现，才是作者审美意趣的真正寄托者。他从这里获得了审美感受，确定了他独特的审美个性，作出了独特的审美评价：“听者魂销”，“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至此，作者才突然抽出笔来，写到虎丘的自然山水景象，“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这似乎与上文意脉不相关涉，大有突兀而起之势。而这一点恰恰体现了 “公安派”的审美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信口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与张幼于》)。兴之所至，不拘成法，显得洒脱自如。到这一段，全文才写到游虎丘的主体“我”，这和传统的山水游记笔法大相径庭。而主体登临时的特点又不是直接表现，而是隐藏起来，需要读者去间接体味的。如“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显示出主体审美视点的高；“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又显示出主体的视线之远。文章最后，“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直接显露了作者对官场生活的鄙夷之情。而“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的隔膜，加深了袁宏道的内心苦闷。这种苦闷源自他的审美个性和所处地位的尖锐矛盾，而解决矛盾的根本办法唯有“去官”。
综观《虎丘记》，通篇写山水少，写游人盛况多，均依作者的审美感受而定；文势时有腾挪，感受深处，则用墨如注；感受浅处，则微微点染，不受自然山水散文通常受客体对象规范的传统笔法，显示出审美感受作为观照万物的“性灵”特征。
总之，“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正是袁宏道山水游记的理论内核。袁宏道所谓“性灵”的抒发，是心与境或心与物相统一的意象通过“运腕”写作而向文学形象的转化。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指出的：山水景物的描写，应该做到“物我之相未泯，而物我之情已契”。而“不拘格套”，即以无形之形为己形，以无法之法为己法，正符合散文以“散”为主要的形式特征。“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对晚明的小品，以至日后散文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作者简介】童蕾，苏州大学文学院２００8级语文学科教育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