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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我出生在离东直门十五里的大望京村。2009年，58个年头过去了，整个村子不见了踪影，摇身一变，成了鸟语花香、树绿水清的大望京公园。牙牙学语，长大成人，娶妻生女，步入老年，这里留下了我太多的梦想。说来也怪，我们村的人，奔西南方向的东直门去，从来都说是“进城”；而再往东或北（不含南）三五里的乡亲们，却说是“上北京”，奇了怪了。如此说来，我生来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尽管不是“城里人”。我的梦，也是北京梦啊。
1966年，我15岁，正读初中一年级。6月初，停课了，“文化大革命”将一切都打乱了。课堂上学过大诗人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打小就做文学梦的我，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写了一首“诗”《看晩霞》。偏爱我的语文教师张鹤荣先生很是赞赏，写了评价不低的批语，并让我为同学们“现场朗诵”。原稿荡然无存了，但我至今记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梦想翻过这一道美丽，那里一定是美好的天堂。”别有用心的人抓住这两行，无限上纲上线——晚霞（我比喻为彩桥）在西边，说西方是“美好的天堂”，就是向往、美化西方世界（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用心何其恶毒”！教出写这样东西的人，绝对是“现行反革命”！张老师惨了，被糊了好多张“大字报”，挨了好多次“批斗”。尽管我出身不好，但批判者们念我“年幼无知”，且平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手下留情，并未太多“触及灵魂”乃至皮肉，但却给了我萌芽状态的文学梦，致命的粉碎性的当头一棒。
2010年，村中一位长者去世了，不少分散四面八方的乡亲纷纷送他最后一程。他安葬于昌平区一处公墓。出殡那天，人们都走了，我留下了，一个人，静静地。我跪下了，久久未动。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响头后，大喊一声“恩人”，泪流不止，兩眼模糊。我的思绪，又回放到1975年初……
1968年，17岁的我“初中毕业”了（实际上只读了一年，“复课闹革命”那阵儿也只是学了“老三篇”及十几首“毛主席诗词”），回到村里“修理地球”，身份则为“回乡知青”“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尽管遭遇太多的白眼，尽管忍受着太多的屈辱，尽管承受着太多的劳累，但文学梦想的小小种子，却依然不屈不挠地在我心田里滋生着。一年又一年，冬去春来，紧张劳作之余，我在为村里乃至公社宣传队写“通讯报道”、编“文艺节目”的同时，一直或明或暗地写着“诗”。特别是1973年冬天，在朝阳区文化馆做文学辅导工作的陈祖芬老师“深入生活”时，发现了我这个“业余作者”，似乎还是棵可以栽培的“苗子”，当面予以一番鼓励后，我更“蠢蠢欲动”了。不料，几个“芝麻官”，或心生嫉恨，或整人成瘾，一顶又一顶可怕的“政治帽子”，硬往我头上扣，要把我往死里整。在遭到大队、公社几位领导否定后，还愣说我写的一首题为《梦》的诗，是什么反党反革命的“大毒草”，要组织批判，甚至进一步关进私设的“牛棚”（生产队的场院工具房）不准回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时，我所在的生产作业组长，一位不识几个大字但纯朴善良成份过硬且敢作敢当的壮年汉子，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孩子平时老实肯干，又为村里做过许多工作，还是‘子女’中唯一入团的，能有什么问题？他写的东西我不懂，也不会，可我知道他不是‘反革命’！说出大天来，我这个组长也不能让你们批斗他这个组员！”顶着多大的压力啊，他保护了我，也保护了我的文学梦！三十多年后，长跪在他的墓前，往事历历，犹在眼前，我怎能不心如刀绞、感慨万端！
而今，我年过花甲，却仍长梦不醒。圆梦的过程，品尝着快乐，体味着幸福，拥抱着充实，一天天过得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我无天分才气可言，也不十分刻苦勤奋，世间的甚多凡俗，身边的诸多琐碎，也无时无刻不诱惑着我、困扰着我、蚕食着我。但我依然忙里偷闲，苦苦地爱着、迷着，日复一日地读着、写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每一位共和国公民，都享有充分的真正的出版自由。从1976年至今，署着我姓名或笔名的大多短小的文字，被冠以“诗歌”“小小说”“散文”“歌词”“报告文学”“随笔”之类的名目，在报刊或其他出版物上羞羞答答、不甘寂寞地不时露面，粗粗一算，竟然有一千多篇（首）！这都是实现了的梦想啊！而比梦想似乎更美妙的，是我侥幸出了几本薄集子（当然很不成样子），而且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身份，先后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这是我从来不敢做的天大梦想啊！
阅读在不少人看来是“无用功”，而且确实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写作没有改变我的命运和境遇，我始终是最底层的“草根”，即使在多家中央级媒体从事多年文字工作直至如今，身份也是“临时工”。我现在享受到养老金、医保等过去遥不可及的好运，也是由于整个村子的拆迁，随着村里最后一拨人，“大拨轰”转居转工而享有的成真美梦。有人开玩笑说我能活一百二十岁。我做梦也知道，自己没那么大寿数。但以我的平和心态，以我的率真性格，以我的健壮体质，以及衣食无忧、诸事不愁的做梦也想不到的好日子好光景，我相信我会长寿。这不是梦想，这是每一个北京人的现实与福分。但我内心，却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说出来也许令人笑掉大牙，也许有人认为我不知天高地厚，脑子进了水，该住精神病院：有生之年，力争写出一两篇能够在文学史中站得住脚的“佳作”来。退而求其次，写出一两行能够传之后世的“名句”来。但愿千百年后的人们，津津乐道：这出自20世纪下半叶、21世纪上半叶，一个普普通通、寻寻常常的北京人笔下。至于该人姓名，早已无从査考。
我在做梦吧！泥人天生有土性，光棍梦中当新郎。谁都有权利做梦。就像睡觉打呼噜，如同暑天出热汗，皇上二大爷也拦不住。至于能否天遂人愿，则无法左右和预料。一切悉听尊便，顺其自然。梦圆，幸运；梦断，命运。
我的梦，好香甜！
1966年，我15岁，正读初中一年级。6月初，停课了，“文化大革命”将一切都打乱了。课堂上学过大诗人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打小就做文学梦的我，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写了一首“诗”《看晩霞》。偏爱我的语文教师张鹤荣先生很是赞赏，写了评价不低的批语，并让我为同学们“现场朗诵”。原稿荡然无存了，但我至今记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梦想翻过这一道美丽，那里一定是美好的天堂。”别有用心的人抓住这两行，无限上纲上线——晚霞（我比喻为彩桥）在西边，说西方是“美好的天堂”，就是向往、美化西方世界（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用心何其恶毒”！教出写这样东西的人，绝对是“现行反革命”！张老师惨了，被糊了好多张“大字报”，挨了好多次“批斗”。尽管我出身不好，但批判者们念我“年幼无知”，且平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手下留情，并未太多“触及灵魂”乃至皮肉，但却给了我萌芽状态的文学梦，致命的粉碎性的当头一棒。
2010年，村中一位长者去世了，不少分散四面八方的乡亲纷纷送他最后一程。他安葬于昌平区一处公墓。出殡那天，人们都走了，我留下了，一个人，静静地。我跪下了，久久未动。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响头后，大喊一声“恩人”，泪流不止，兩眼模糊。我的思绪，又回放到1975年初……
1968年，17岁的我“初中毕业”了（实际上只读了一年，“复课闹革命”那阵儿也只是学了“老三篇”及十几首“毛主席诗词”），回到村里“修理地球”，身份则为“回乡知青”“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尽管遭遇太多的白眼，尽管忍受着太多的屈辱，尽管承受着太多的劳累，但文学梦想的小小种子，却依然不屈不挠地在我心田里滋生着。一年又一年，冬去春来，紧张劳作之余，我在为村里乃至公社宣传队写“通讯报道”、编“文艺节目”的同时，一直或明或暗地写着“诗”。特别是1973年冬天，在朝阳区文化馆做文学辅导工作的陈祖芬老师“深入生活”时，发现了我这个“业余作者”，似乎还是棵可以栽培的“苗子”，当面予以一番鼓励后，我更“蠢蠢欲动”了。不料，几个“芝麻官”，或心生嫉恨，或整人成瘾，一顶又一顶可怕的“政治帽子”，硬往我头上扣，要把我往死里整。在遭到大队、公社几位领导否定后，还愣说我写的一首题为《梦》的诗，是什么反党反革命的“大毒草”，要组织批判，甚至进一步关进私设的“牛棚”（生产队的场院工具房）不准回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时，我所在的生产作业组长，一位不识几个大字但纯朴善良成份过硬且敢作敢当的壮年汉子，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这孩子平时老实肯干，又为村里做过许多工作，还是‘子女’中唯一入团的，能有什么问题？他写的东西我不懂，也不会，可我知道他不是‘反革命’！说出大天来，我这个组长也不能让你们批斗他这个组员！”顶着多大的压力啊，他保护了我，也保护了我的文学梦！三十多年后，长跪在他的墓前，往事历历，犹在眼前，我怎能不心如刀绞、感慨万端！
而今，我年过花甲，却仍长梦不醒。圆梦的过程，品尝着快乐，体味着幸福，拥抱着充实，一天天过得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我无天分才气可言，也不十分刻苦勤奋，世间的甚多凡俗，身边的诸多琐碎，也无时无刻不诱惑着我、困扰着我、蚕食着我。但我依然忙里偷闲，苦苦地爱着、迷着，日复一日地读着、写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每一位共和国公民，都享有充分的真正的出版自由。从1976年至今，署着我姓名或笔名的大多短小的文字，被冠以“诗歌”“小小说”“散文”“歌词”“报告文学”“随笔”之类的名目，在报刊或其他出版物上羞羞答答、不甘寂寞地不时露面，粗粗一算，竟然有一千多篇（首）！这都是实现了的梦想啊！而比梦想似乎更美妙的，是我侥幸出了几本薄集子（当然很不成样子），而且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身份，先后加入了北京作家协会和中国作家协会。这是我从来不敢做的天大梦想啊！
阅读在不少人看来是“无用功”，而且确实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写作没有改变我的命运和境遇，我始终是最底层的“草根”，即使在多家中央级媒体从事多年文字工作直至如今，身份也是“临时工”。我现在享受到养老金、医保等过去遥不可及的好运，也是由于整个村子的拆迁，随着村里最后一拨人，“大拨轰”转居转工而享有的成真美梦。有人开玩笑说我能活一百二十岁。我做梦也知道，自己没那么大寿数。但以我的平和心态，以我的率真性格，以我的健壮体质，以及衣食无忧、诸事不愁的做梦也想不到的好日子好光景，我相信我会长寿。这不是梦想，这是每一个北京人的现实与福分。但我内心，却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说出来也许令人笑掉大牙，也许有人认为我不知天高地厚，脑子进了水，该住精神病院：有生之年，力争写出一两篇能够在文学史中站得住脚的“佳作”来。退而求其次，写出一两行能够传之后世的“名句”来。但愿千百年后的人们，津津乐道：这出自20世纪下半叶、21世纪上半叶，一个普普通通、寻寻常常的北京人笔下。至于该人姓名，早已无从査考。
我在做梦吧！泥人天生有土性，光棍梦中当新郎。谁都有权利做梦。就像睡觉打呼噜，如同暑天出热汗，皇上二大爷也拦不住。至于能否天遂人愿，则无法左右和预料。一切悉听尊便，顺其自然。梦圆，幸运；梦断，命运。
我的梦，好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