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军笔名忆然。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期高研班学员。山西省作家协会首届签约评论家、第七届全委会委员。在《文艺报》《光明日报》《散文》《北京文学》《诗探索》《青年作家》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思想随笔若干。出版有评论专著《又一种声音》。获二〇一六——二〇一八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文学评论奖。曾任《名作欣赏》副主编，现供职于北岳文艺出版社。
　　读《我们结婚》之前，我刚刚读了韩永明的另一篇小说，而现在，我将面对余大世，一个智障人士。与韩永明的其他小说一样，他也栖居在雨村，但他却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生活、另一重境遇。所以我告诫自己，真的没必要在韩永明的小说中强行摄取某种联系。尽管“雨村”这个精神原乡式的地理背景很可能引诱你产生错觉，但这绝不是它的本意——它只负责搭建舞台，舞台上的色彩、光线、声音是变或不变，取决于“我们”，还有“我们”面向生活的感官。
　　这可能是韩永明的《我们结婚》及他的其他小说能够达成的唯一共识。小说家韩永明也在极力庇护这一点，否则他就不会几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用“我们”来为其正名了。他不是不知道其中的风险：题目平庸，没有辨识度，像北方人记忆中的冬储大白菜，一想到整个冬天顿顿都得吃，味蕾先就寡淡起来。不过，事情也非完全绝对，我现在吃面，就特爱浇白菜卤。大白菜越是被边缘，反倒越稀罕。循此心理機制，在标题党流行性发作的今天，小说题目的清淡，竟成了难得的“异数”。它们安详，稳当，月白风清，一如既往地抵挡着哗众的亢奋。
　　是啊，生活中哪里有那么多惊涛骇浪，那么多波诡云谲，当时代映射在普通人身上时，大都消融在岁月日常的泥泞中。这便是“我们”——卸掉社会关系的“众人”。而作为一个广大的复数，“众人”需要采集标本，以确证“我们”还有重量和质地。韩永明正是在这个向度上敞开了“我们”的世界，他紧贴着雨村的地面，苦苦搜寻精致的“历史”之外的粗糙和疼痛。他断定，这里才有人类意识最初的原型，那便是存续于“民间”的人心。
　　民间自有它的经验和秩序，比如余大世，称他为“智障人士”，只是社会分类学不得已的规划，在叙事文本中，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马上步入花甲之年的傻子。于是他轻易就坐实了民间眼中的“本名”：余晃晃或余哈儿。
　　虽然《我们结婚》的主题倾向性一览无余，但你绝不能把它当作简陋的时事图解，正如你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推给社会和时代。主人公余哈儿就没有这么浅薄，“他的嘴一直大张着，嘴角流涎水，说话结巴，走路慢腾腾，还摇晃，像失去重心的样子”。尽管如此，他也是个有故事的人，而且他的身上还会生长出更多的故事。这不，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五十九岁的“傻子”余哈儿结婚了。
　　结婚是小说给定的结局，但不是我关注的重点。重点在结婚之前，一个“老光棍”是怎么找到媳妇儿的。这事儿得从头说起，可我又不想做情节搬运工，所以就讨个巧，拟了个婚姻路线图：相杀—相憎—相求—相知—相暖—相拥。抱歉，这份图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相爱”。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说这话的是恩格斯。谁都知道他指的是一种婚姻的理想状态，如若摊在生活的平面上，很可能越摊越薄。因为生活太驳杂，太琐碎，驳杂琐碎到你很难从中分割出什么是爱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本能，什么是理智。混沌不明才是生活的常量。纯粹的算学理念无法支配生活，也无法支配基于生活的小说。而《我们结婚》遵循的恰恰是模仿生活的现实主义原则，当然，它也有变量，这个变量的功能是：修正生活的经验表象，在平滑的皮肤上刺出血管隐秘而丰沛的声音。
　　从这个意义上说，叙述者韩永明同时也是一个倾听者。他规定了小说的走向，其中的声音则留给人物自己来填充。对，我指的就是横亘在路线图里的那些连接号。它们能透漏出多大的信息量，直接决定着小说的意义空间。或者也可以说是道德成色。——此道德无关人类事务的行为法度，却与故事的说服力和正当性有关。
　　余哈儿的婚姻是怎么从不可能成为可能的？《我们结婚》提出和论证的正是这个问题。
　　余哈儿因强奸未遂坐过牢，那是青春期荷尔蒙过剩的极端呈现。但你绝不能说他因此就活该打光棍。他的单身另有原因：不仅傻，还穷。傻是生理缺陷，是无法改变的先在事实;穷虽有改变的可能，但对于孤身一人的智障患者，政策兜底恐怕是最有效的办法。现在，单身到五十九岁的余哈儿只有一个盼头：挨到六十岁，每个月就可以领取九百三十块的特困供养金;或者径自住进养老院，管吃管住管生管死，总之一条龙。无论怎么选择，余哈儿都是当然的受益者。可让公共意志始料未及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余哈儿被扶贫干部请去给“老对头”李桂家帮忙，而李桂就是当年强奸事件的受害者——如今风湿病缠身，儿子又因一场意外事故瘫痪在床。
　　不是冤家不聚头，余哈儿的“乡村婚姻故事”就这样戏剧性地启幕了。从不情愿到情愿，从不被接受到接受，从相互需要到抱团取暖，叙述者韩永明沿着生活的纹理，凝神贯注于每一处细节，生怕人物不经意间露了怯。他反复倾听，又反复打磨，力图在纸上洇出人物自洽且饱满的心灵进程。小说最后，余哈儿终于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有了家，还捡了个儿子。”幸福尽管迟到，但总算没有缺席。
　　事实上，这是中国作家最拿手的叙事策略。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赵树理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为标志，中国读者已经在这样的社会问题小说中浸淫了数十年。提出、分析并解决问题成为既定的类型，收容了无数立志通过小说事功于社会症结的小说家。尽管多元化的创作语境一度抑制了此类小说美学骨骼的生长，但它还是会与时代与大事件结成松散的同盟。这就牵涉到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政治的小说，或小说的政治。鉴于这方面的论述汗牛充栋，还鉴于本文的篇幅，我将大胆穿越理论的争执，回到小说文本。我认为，《我们结婚》采用的虽然是社会问题小说的基本框架，但它已经悄然置换了叙事眼光。它紧跟时代的步伐，又在努力平衡时代之于具体处境的感受。也就是说，它既向外，又向内，既筹划蓝图，又肯定自由。这不是圆滑机变，而是中国式“大团圆”想象的现代探索。它的目标明确而坚定：在民间的平庸的日常化叙事中“升华”出全部希望。
　　很显然，韩永明在反复提醒我们注意一点，那就是大历史，它有关历史、政治、社会、政策、事件、语境、场域、时间等等，它的介入是应然，也是实然，它在私人领域之外，却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个人的内在生活系统，通常情况下，它还是个人“看”或“被看”的通道。所以我更愿意用“议题小说”来归类《我们结婚》。议是开放，是民主，是对公共和私人生活的双重照料。这不正是现代小说一力推重的政治经济学吗？
　　一个有力的证据是，韩永明在《我们结婚》中视“爱情”为禁区。他不依不饶地在余哈儿和李桂的心灵深度上下功夫，却从头至尾拒绝承认他们的结合是因为爱情。究其原因，除了我在上文中不自量力地宣称爱情是很难直接从生活中提取的之外，我认为还源于韩永明的有意为之。他不是不相信爱情，他是不相信余哈儿懂得爱情。——在读这篇小说时，我真是为余哈儿着急啊，他怎么就那么不解风情，怎么会不吐露出一点点爱的信息呢？那可是人间至美的风景！然而，韩永明告诉我：你错了。错在小说不能偏离人物本身，它必须对人物保有绝对的忠诚。正是站在这个位置上，韩永明的看才是不偏不倚的诚实的看。这里有一点自然的性向，有一点期许，有一点审美，甚至有一点朦胧的情愫在内，但却和爱、爱情相去甚远。那么它道德吗？只要想想中国人是怎么理解“家”的，我们就不会对此产生怀疑。
　　或许是韩永明太看重家的整全性了，以至于他在编织小说时幻想自己就是那个组建家庭的“当家之人”，非得密不透风、完满齐备才肯罢休。于是你发现，在余哈儿婚姻大事解决的同时，叙述者写道：“李桂的儿子马凯雄说：‘我感到疼了。’”读到此处时，我眼里差点儿感动得流出热泪。可是我的泪马上就被李桂的泪取代了。哦，原来作者并没有忘记汇报结局有多完美——李桂和余哈儿很欣慰，马凯雄后来能走路了，香菌也种成功了，然后金波做了总结发言：“世上，好些都是聪明人办糊涂事，也有糊涂人办聪明事的……”
　　嗯，这很正确，完全符合解决问题的思路。好事成双，皆大欢喜嘛。但我倒希望韩永明在小说结尾的当口突然忘记并保持缄默。然后，读者想象的羽翼将为此而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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