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齐俗训》所载“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的故事，表现出数千年来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血脉中的义利观。二者本心都是求义而拒利，为何孔子的看法却截然不同？这实则说明了在义与利的天平中，其平衡往往取决于现实和人性。
　　义利观本身是儒家的经济伦理思想：“事之所宜也”即为义，是儒家特定的伦理规范与道德原则，是儒者心中至高无上的追求;“人之用曰利”即为利，多指物质利益和私欲追求。乍一看，“利”字往往不尽为人之所向，似乎孟子先义后利、舍身取义的观念也是天经地义的，但需要注意的是，传统儒家有着固有的局限性——为封建统治者而服务，所以其思想也会带有一定的阶级色彩。故而在当代社会，对于义利观应该有新的观点，用现实与人性而不是空谈与理想去度量义利。
　　赫拉克利特说：“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才能造成最美的和谐。”我们首先需要明晰义与利的辩证关系，二者的关系并不是絕对的对立，而应是有机的结合。我们认同“不义之利不苟得”，追求正义是人的责任与使命，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否定对利的向往，关键是在现实情况中维系二者的平衡，不能单方面地追求某者。所以先有一个很明晰的标准：利为义而服务，义为利提供标尺。
　　其次，要认识到现代社会义利观的进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封建社会中对于义或利的追求仿佛划清了人格的界限。但在近代“实业救国”思潮中，新兴的民族资本家认为最大的义已不是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在于通过发展工商业，为救亡图存、富国利民尽自己最大的力量，这里的义已经和利紧紧结合在一起了。他们所追求的义，除了一部分属于儒家伦理中的传统内容之外，更多的则是注入了近代的新内容。这说明义利观已经不能单纯地判断人的善恶之分。在这不稳定的天平中，人性反而成为了最重要的筹码。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性这柄标尺是难以琢磨的，这世间不乏饿死首阳的伯夷叔齐式的重义者，也不少卖主求荣的曹无伤式的逐利者。一事一物当前，不同人有不同的态度。而对于当今的人类社会，我们面对义利冲突始终抱有“应持什么态度”的问题。人总是按自己的价值判断、价值取向行事的，任何人也不能回避这一点。所以在义利的取舍中，我们应当竭力发挥自身能动性，学习范蠡“千金散尽还复来”兼悲悯世人的精神，让义利相互成全。
　　从本源和终极的意义上说，利是物质存在，而且是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息息相关的经济存在;义是意识形态，是高居于社会上的精神追求与道德准则。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在物质第一性的前提下，我们应当在尊重客观现实的基础上，发挥人性的作用，如周公，便以礼制的形式把君主、贵族和平民的利益关系明确下来——维护它，就是义，而利亦在其中了。所以孔子云：“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而孟子则干脆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义利天平是一组永远无法抵达绝对平衡的矛盾，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它维持在我们内心可控制的倾斜范围内，厉行属于自己的义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