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情》是继《一脉》之后，“史客”系列的第二辑。仍是对那些艰难“时刻”的描摹。不同的是，故事里增加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相比民族存亡、革命形势、同志友谊、组织安排甚至老干部的个人需要而言，这件叫作爱情的事实在微不足道。
　　用编者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截取的是1935年到1945年间中国人的感情世界……我们并没有选择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鸳鸯蝴蝶、风花雪月的恋情，而是选择了革命、战争、隐蔽战线等特殊环境下发生的爱情，比如延安的恋情，比如敌占区的恋情……勾画那个国破家亡、山河破碎时代中国人的情感史。”实际上，相比起传统民国风式的浮华颓靡，《史客?两情》的所谓感情，充斥着太多的身不由己。革命大潮里，性别被一度抹杀；感情让步于组织需要和政治考量。以爱情之名，观察那个时代，有限的个体抉择和普遍的无奈命运，便突显出来。
　　朱鸿召在《延安时代女性生活史》里，讲了资产阶级小姐们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熔锻经历：先是抹去个体鲜艳的颜色，穿着庞大的灰布棉衣，“灰蒙蒙一片模糊了男女性别”；再是过上集体军事化生活，在招待所睡下的当晚，“女生宿舍的炕头和地上都睡满了当天来延安的新人们，她们只能见缝插针地将就着熬过一夜”。她们在各类学校里培训，“基本都是革命干部的后备人选。这些叛逆的女青年为革命付出的代价，是“部分或干脆完全地丧失青春和性别的羞涩感。革命在占有了她们的全部作息时间和生活空间后，更进而充斥了她们几乎所有的情感器官和思想领域，将她们从肉体到精神锤炼成革命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然而，当她们以为自己已经改造成和男人一样的螺丝钉时，婚姻和家庭的使命重新地被安排到她们身上。由组织安排解决革命干部的婚姻问题时，她们的女性身份被重新识别出来。然而她们的个人意志，却被剥夺在选择之外。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写道：“经过组织出面，她不得不接受革命婚姻。不久后的一天，一个红小鬼背着铺盖（帮她搬家）。（陈学昭问）‘怎么？你搬家了？’（她答道）：‘不！’‘那你到什么地方去呢？’陈学昭问她。她不好意思地回答：‘为了工作的需要，我搬到……’她就这样与他结婚了……七个月后，陈学昭又遇见了她：‘你搬家了？’她没有回答……原来他们离婚了……他已经厌倦了她：‘妈的……滚出去！看你这个大肚子！我不要你了，我要讨个比你更洋气的洋包子！’”
　　被安排的恋爱和婚姻背后，是被漠视的个人选择。在《两情》中出现过不只一次黄克功逼婚杀人案：26岁的黄克功参加革命十余年，逼婚16岁的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竟开枪射杀了她。担任控方公诉人的是当时的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这起案件惊动了中央，毛泽东亦亲笔写信经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过问此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亲自到庭，强调革命队伍处理恋爱关系的准则是：“革命队伍里的终身伴侣，首先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共同的信仰，愿意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可见爱情这件小事，在那个时代即便能够影响双方的选择，也必须包装上志同道合的“共同信仰”。
　　野夫在《大伯的革命与爱情》中，讲了另一个身不由己的故事。他的大伯张志超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书生”，遭遇了“一个风华绝代的小姐，在一个烽火狼烟时代的邂逅相逢”。原本应该是最佳的搭档，却无法一阻家国碎裂、分飞离散的命运。即使他们再次偶遇，觉得命运给予了继续前缘的机会，却仍擦肩错过——因为她将一切都报告组织，而组织内的某位领导，正追求她，于是义正辞严地告诫她：张志超已自动脱党，请勿与其相见——这一以组织为名的谎言，让这对璧人在误解中抱憾四十余年。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光，才在如泣的几声苦笑中，握住对方的手。这样的故事或许在任何时代都有，只是在那个时代，这些遗憾与失落，被正义的光芒所掩盖。在那个以自由、解放和正义之名不断动荡整合的时代，碎片上的个人生死，都可能在一瞬间失去自主的权利。而爱情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更不值一提。
　　然而，这些爱情故事为什么仍然穿越时空，击中了你我的心呢？在经历了无数的山与水、血与火，城头变换了无数的大王旗之后，人们不再争辩政治路线的是与非，甚至放下了特殊时代里积累下的恩与怨，却无法放下两情相悦的这个情字呢？那些未能成眷属的有情人，那些遗憾，那些失落，那些个体小小的挣扎和抱怨，竟没有彻底湮灭于在时代达达的马蹄中。尽管有时，这些爱情“不是归人，只是过客”，只是美丽的错误，然而今人却无法避免地为其悲叹神伤。或许这就是爱情这件小事的魔力，一时虽然在革命大势、民族大義面前低了头，或是在被安排的婚姻中认了命，却永远借着基因和血液，轻巧而沉重地落在了后来者的心坎之上，如撞闷钟，如鸣磬鼓，余音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