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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0年代，公司常常被中国官员用来指称西方的商行。中国的商人也常常把这个词作为他们向国家寻求对发展现代中国企业的支持的讨论基础，比如说郑观应就是如此。
超越家族的信任与合伙十九世纪末期对“公司”一词的翻译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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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60年代，公司常常被中国官员用来指称西方的商行。中国的商人也常常把这个词作为他们向国家寻求对发展现代中国企业的支持的讨论基础，比如说郑观应就是如此。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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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大学北京大学法学院99级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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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法学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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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期
其他文献
1．引言
2．巴厘满衙门
3．“多人乱管、小民弄权”及西方“民主”概念的发展
4．是“民主”还是“共和（国）”？
一、导言
（一）语言游戏和语境选择：本文目的和方法
“公班衙”和“公司”为英文“company”或者为荷兰文“Compagnie”一词的中文翻译，这是诸多中文文献的共识。然而，与制度有关而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是：在19世纪中期之前，“公班衙”、“公司”主要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以下简称EIC）的专用名词，
一、前言
廿世纪的最初十余年，也约是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多年间，中国政府不仅开始大量继受许多原本实行于欧陆、英美或是日本的经济立法，同时也开始大力提倡本国商人筹组商会，并且赋予商会执行多项经济立法的法定任务。这是政府对经济立法的努力，而在商人方面，也开始更主动地争取制修经济立法的主导权，包括苏州商会在内的全国商会代表，
研究者通常认为国际法领域的现代汉语语词之发展肇端于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翻译的惠顿（Henry Wheaton）《国际法要素》（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这本书于1864年在总理衙门资助之下由崇实馆刊印。丁韪良将书的标题译为“万国公法”，
1．引证应当依照所引用资料的客观情况，完整、准确地提供关于引证的各种信息，能够（1）辨别所引用的资料；（2）与其他资料相区别；（3）帮助读者查找其出处。
中西法律文化，经历了17世纪以来的早期接触。19世纪以来，传统法律的代表《大清律例》被当时的“西人”译成了英文、法文和意大利文，在欧洲引起很大反响。同时，一大批涉及中国法律及司法制度的著作也先后出现。
Bird in a Cage ：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 Moo, by Stanley B. Lubman,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一
我倾向于把这本书看作一个宇宙间的个体表达宇宙观的宣言书。同时，作为人类的一分子，作者还向我们传达了他对我们的生存焦灼、不安和忧虑。因此，我把它的内容粗略地分为两部分，即关于宇宙的本体论（作者好像不喜欢本体论这种表达），以及关于人类的生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