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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29日中午，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菜园的一块空地上，中国共产党著名青年领袖恽代英高唱《国际歌》走来，面对行刑者的大声嚎叫拒不下跪，并向身边的狱卒和士兵作慷慨激昂的演说。第一个奉命开枪者被他的英雄气概所震慑，手发抖而扣不动扳机，执行官拉来一个姓朱的看守接过枪行刑。此时恽代英高呼起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随后，36岁的一代英杰倒在狱中空地上……
透过百年历史烟云，吟读烈士最后留给世人的那首不朽的《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中国青年的一代师表恽代英的英名，至今仍然熠熠闪着绚烂的光芒……
恽代英，字子毅，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未能补实缺的清朝八品官，与出身士宦之家并颇有旧学根底的母亲一起，从小便督促他学习古文和诗词。进入新式小学堂后，因文才出众被老师誉为“奇男儿”。随着五四运动思想解放号角的吹响，恽代英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浪迹江湖忆旧游——在漫漫长夜中追寻救国真理
20世纪20年代，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是一个长夜破晓的时代。世界上各种思潮如闪光的星体划过神州夜空。
恽代英从小就喜欢读书，幼年时代又是在家塾里受教育，读了不少线装书。《古文观止》、《战国策》，包括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等，他几乎烂熟于心。他喜欢诵读诗辞歌赋。尤其那些充满人生壮志豪情的名篇名句，如“天仙大笑来人间，可怜天上无青山，……”“生小好交燕赵客，论人惟取鲁朱家……”“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等，他反复吟哦，从中汲取到高尚的精神力量。年岁稍长，他就开始给上海的报刊写稿，并将稿酬用来购置各种翻译的新书，就如同海绵吸水一样，他把当时能找到的如康德、孟德斯鸠、克鲁泡特金、莎士比亚、达尔文等人的著作，一一读了个遍，从中吸取到一些新的思想。或许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切痛恨，这段时间的少年恽代英，一度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
1913年，恽代英人武昌中华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文科中国哲学系学习。这一年，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问世，恽代英读后感觉如春风扑面，热烈欢呼这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并向其踊跃投稿。由《新青年》、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让恽代英热血沸腾。1917年，他在武汉发起组织进步团体互助社，1920年，又创办了利群书社，成为在长江流域宣传新思潮的重要阵地。
1921年7月1日至4日，恽代英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会后恽代英返回武昌，明确主张“真团体的联合”必须建立在劳农专政的基础上。他和好友林育南等人商议，决定在利群书社的基础上，联合其它进步团体，成立一个类似于苏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
7月中旬，恽代英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相约林育南、李求实、林育英、李书渠、廖焕星、郑遵芳、冼百言、唐际盛、卢斌、沈光耀等24人，齐聚在湖北黄冈回龙山白羊山下的浚新小学内。
浚新小学原是林育南在新村思想影响下，为“实施理想的教育和农民地位的改造”而创办的一所学校，后因经济困难，中途废辍。1921年2月，恽代英和林育南等为了实现“未来之梦”的理想，实现共同生活的目的，又恢复了浚新小学。但今天，这批社会改革家们却不是为了实现昔日空幻的梦想，而是怀着开拓一个新天地的崇高理想来到了这里。7月16日，天明如镜，蓝天白云下，暑热的阳光照耀在松竹拥簇着的浚新小学内，显得十分肃穆。恽代英、林育南等先进青年，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走进校内举行会议。长沙文化书社也派代表易礼容参加了会议。
会议共开了6天，主要是“议主义及宗旨”，经过热烈的民主讨论，决定成立“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务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之目的。”
共存社设总务股、教育股、实业股和宣传股，经民主选举，分别由李书渠、恽代英、郑遵芳、廖焕星担任委员。社内分社员和社友，社友有选举权，但不能介绍别人为社员或社友，为的是“不致于因社友有不健全而失败了社务”。社内事宜，由社员、社友公决。委员的人选，由社员、社友民主选举产生。社员、社友，必须遵守社内各项规约。
共存社的宗旨明确承认阶级斗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这表明它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林育南等先进青年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从互助社到利群书社、共存社，短短3年多的时间，恽代英、林育南等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经历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化。通过革命的实践，他们从五光十色的社会思潮中，终于穿过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迷迷朦朦的晓雾，找到了光茫四射的太阳——马克思主义。
1921年7月23日，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了。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李书渠、廖焕星等闻讯后，异常感奋，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纷纷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要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矢志不渝，奋斗终身。
恽代英是一位追求理想、真理的刚烈男儿。一旦找到真理之后，他即以全身心拥抱真理，实践真理。为了传播革命理想，从1920年到1923年夏，他从江城到皖南，从泸县到成都、先后担任四川泸州师范教务主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后又到成都高师讲教育学，他以学校为阵地，教书为职业，开展革命活动，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种子传播到哪里，走到哪里都极受当地青年的爱戴，从而教育引导了大批青年参加革命。
故人生死各千秋——《中国青年》在浦江夜潮中发端滥觞
1923年，恽代英来到上海，出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宣传部长，同时执教于当时为党培养革命干部的上海大学，还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当年10月，在辣斐德路186号(今复兴中路196号)，他与邓中夏一起创办了团的第一个机关刊物——《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是个周刊，每星期出一期，主要介绍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宣传革命道理。以恽代英为首，中国共产党内早期的一批青年精英邓中夏、林育南、萧楚女、张太雷、李求实，还有不久后也即将加盟的任弼时等分别担任编辑，这支精英团队在后来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风云中都各自写下了革命人生的辉煌和壮烈，但幸运的是，他们都曾经为这本刊物的诞生与发展镌刻下了永远的印记。
恽代英不仅担当起主编的重任，同时自己还要写文章。他的文章，观点鲜明，通俗易懂，切中时弊，说出了年轻人的心声，它使当时在反动统治压迫下苦闷彷徨的青年懂得了为何地大物博的中国，人民却过着非常穷苦的生活，使青年们分清了 敌友，懂得该如何救中国。所以很受青年们的欢迎。
那时，他的工作异常繁重。一方面要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出版的《新建设》写文章，一方面又要将主要精力花在编团中央出版的《中国青年》上，还要在上海大学教课。在这些工作中，他倾注了主要心血的、也是对中国革命作用最显著的，毫无疑问是《中国青年》。
在辣斐德路186号《中国青年》编辑部里，不知有多少回，恽代英桌上的灯光总是彻夜不灭。每当他刚编发完下一期的稿子，总要随手将当天收到的一叠信件拿起，逐一拆阅一封封青年读者的来信，并且对每封信都作认真细致的妥善处理。
来信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有寻求革命真理的，有谈理想前途的，有谈个人婚姻的，有谈社会看法的等等。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私事，真是五花八门。恽代英凭着他渊博的知识，针对各人的情况，都一一作切合实际的答复，尤其对那些寻求革命真理而苦闷彷徨的青年朋友，他更是循循善诱，晓之以理，指明方向。
《中国青年》在青年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发行的数量不断增加，终于，引起了敌人的惊恐。
窃踞五省联军司令的孙传芳曾多次下令要取缔《中国青年》，不准《中国青年》出版，甚至要查封。面对这种情况，恽代英采取了相应的对抗措施，一方面他亲自去和有关当局直接面谈，同时又通过一些社会人士，去做一些疏通工作，采用合法的手段据理力争，驳斥反动当局的无耻谰言。在刊物的发行方面，恽代英也取比较灵活的态度，他利用各地国民党的地方基层组织，帮助订阅和推销。恽代英还利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希望大家捐款来帮助我们扩张《中国青年》的销路。”
一天，有个检查官奉了孙传芳的旨意，以“煽动工团妨碍治安”的罪名，要来封闭帮助发行《中国青年》的上海书店。恽代英得到消息后，挺身而出。他亲自赶到检查官那里，进行交涉，那个检查官被他理直气壮的言词说得哑口无言。后来，恽代英又在《中国青年》上写文章，要求广大读者和青年们“不客气的指导我们”，“你们这些很年幼的小弟弟们，读了这个小刊物，觉得有什么不满意，觉得应该怎样改良，亦不要客气的写信告诉我们。”他们这种谦逊的、平易的作风，更让千千万万的读者把《中国青年》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中国青年》的订数犹如黄浦江的夜潮，哪怕是在最漆黑的暗夜里，仍在悄悄地上涨着，它的发行数量，由开始的几千份、逐步上升到1万份、2万份、3万份，最多时竟达5万份!这在当时，无论如何都算得是一个出版奇迹!
恽代英在主编《中国青年》期间，前后亲自撰写共发表过一百多篇文章和几十封通讯，成千上万的青年正是手捧这份杂志并呼唤着“代英”的名字，奔赴工农运动，奔赴黄埔军校、奔赴革命的第一线。《中国青年》犹如闪烁在黑暗社会夜空的启明星，引导了大革命时期整整一代年轻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已摈忧患寻常事——走过腥风血雨的壮丽
1926年初，恽代英受党中央派遣，到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并兼中共党团书记，他在校内与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并列为最受欢迎的演讲人。他常用热情澎湃、震动人心的演说，和国民党右派展开尖锐的斗争，争取了广大青年军人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一边。此期间，他还在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担任教师，主讲时事政策，同样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随着北伐军势如破竹的向北进军，革命的中心转移到武汉。1927年初，恽代英转赴武汉，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同时主持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工作，他像一团火，走到哪里都能燃烧起进步青年的心，在武昌中央军校又培养了一大批军政青年干部的同时，也成为精神上维系全体进步师生的核心。同年5月，在党的五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恽代英于7月间赴南昌参加组织起义，为起义负责人之一。当张国焘赶来阻挠行动时，平时待人一向和善的恽代英拍案而起喝道：“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起义军退出南昌，他又随军南征，长途步行千余里，从无倦意。在起义军冒酷暑南征不久，开小差和落伍者几近三分之一。为激励士气，身为宣传委员会代主席的恽代英虽患肺病，却把配给自己的马让给病号，坚持和战士们一起步行。他每日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用来擦汗，戴着眼镜的光头被晒得像个黑人，同事都喊他“甘地”，士兵们则称赞“大委员倒是能和我们一样吃苦!”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他总是很安详，很乐观，也很耐心地帮助别人。他常鼓励同志们说的一句话是：“只有奋斗可以给我们生路，而且只有奋斗可以给我们快乐。”
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受挫后，恽代英乘小舟飘到香港。12月中旬广州起义爆发，恽代英又参与其间，担任总指挥部和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其间发布的政纲、宣言、告示等多是经这位大手笔挥就。起义快失败的那一天，前方的情况越来越不利，伤兵担架塞满指挥部的门前，好些办公室己空无一人，恽代英还在指挥部如常工作。一个从前方回到指挥部的同志和他谈到当时革命形势，就拿当初巴黎公社的失败来相比，情绪比较沮丧，恽代英对他说：“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经得起挫折。我们干他三十年，革命决不会一事无成，如果再接着搞三十年建设，我们理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怕也实现了。”他这些话极大的鼓舞了那位同志，他们一起坚持到了最后才撤离。
从黄埔军校到武昌中央军校，从南昌起义到广州起义，从政治总教官到宣传委员会代主席、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恽代英在革命的征途上不仅只是一个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书生，一个不可多得的宣传鼓动家，更是一个脚踏实地走过腥风血雨的无畏革命者!
留得豪情作楚囚——在慷慨赴死中精神永生
1928年秋，恽代英调回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后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1930年初，党中央派他前往闽西苏区视察，这一去，让恽代英大开了眼界，亲眼见证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根据地的创造性业绩，他高度评价了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的经验。
1930年春，恽代英从闽西回到上海，此时周恩来已去苏联。他发现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有盲动错误，就直言批评。李立三一怒之下，把这位老战友派到区里担任行动委员会书记以“洗刷错误”。恽代英是深度近视眼，面貌又像书生，本不适合到工厂，可是他将危险置之度外，为党的事业照样一次次下工厂联系工作。5月6日，他在杨树浦老怡和纱厂门前遇“抄靶子”(即搜查行人)，因视力不好远远看不见，巡捕到面前已躲避不及。遇盘查时，他身穿普通工人服装，自称“王作林”。巡捕见恽代英戴眼镜并搜出自来水笔、手表，认为不像工人，遂作为共产党嫌疑犯加以逮捕。幸亏当时他机智地抓破了面孔，满脸青肿，尽管过去常在万人大会上演讲露面，居然一时没有被敌人认出来，但还是被反动当局以“不应携带违法宣传品”和“擅自开会”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
8月间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得知此事，批评了李立三，并立即商量营救计划，派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负责执行。顾顺章设法打通关节，送给法官5000元，使恽代英刑期得以改判为一年。
恽代英在狱中，继续搞他的革命宣传组织工作，将同狱的难友，党员和非党员都组织了起来，共同学习，共同斗争。他们曾组织过一次绝食斗争，反对非人的待遇，取得了胜利，这样就更加强了同狱难友的团结。由于他毁伤了自己的面貌，所以只有少数党员知道他就是恽代英，后来虽然有一些曾在黄埔军校就读过的国民党军官认出了他，但他们敬佩他的道德情操，便相互誓约替他保密，因此在狱中一年，敌人始终没有认出他，只把他当做一般的政治犯。他在狱中照样写作不断，不仅编写了一本解释党的政策的工人课本，还想编写一本《土语大辞典》而未完成，但留下了那首荡气回肠的《狱中诗》。
转眼到了1931年4月，恽代英的妻子沈葆英探监时通报了党组织的营救计划，告诉他，刑期将满，要他准备下个月出狱，万没料到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此时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恽代英就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蒋介石闻讯马上令人到狱中核查。28日，国民党政府军法司长王震南来到狱中，拿着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问恽代英：“你就是恽代英吗?”恽代英情知有变，便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坦然而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王振南代表蒋介石向其劝降，声言如肯归顺必当重用。恽代英面对劝降嗤之以鼻，蒋介石便下令就地枪决。
当面临生命与真理的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再次选择了真理，选择了慷慨赴死。生于长江之滨武昌的一代英杰恽代英的身躯倒下了，但他的精神将永生，一如那条滚滚长江，永远不息地奔流到海不复回!
文字编辑：刘之昆
透过百年历史烟云，吟读烈士最后留给世人的那首不朽的《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中国青年的一代师表恽代英的英名，至今仍然熠熠闪着绚烂的光芒……
恽代英，字子毅，189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未能补实缺的清朝八品官，与出身士宦之家并颇有旧学根底的母亲一起，从小便督促他学习古文和诗词。进入新式小学堂后，因文才出众被老师誉为“奇男儿”。随着五四运动思想解放号角的吹响，恽代英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浪迹江湖忆旧游——在漫漫长夜中追寻救国真理
20世纪20年代，在风雨如磐的旧中国，是一个长夜破晓的时代。世界上各种思潮如闪光的星体划过神州夜空。
恽代英从小就喜欢读书，幼年时代又是在家塾里受教育，读了不少线装书。《古文观止》、《战国策》，包括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等，他几乎烂熟于心。他喜欢诵读诗辞歌赋。尤其那些充满人生壮志豪情的名篇名句，如“天仙大笑来人间，可怜天上无青山，……”“生小好交燕赵客，论人惟取鲁朱家……”“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等，他反复吟哦，从中汲取到高尚的精神力量。年岁稍长，他就开始给上海的报刊写稿，并将稿酬用来购置各种翻译的新书，就如同海绵吸水一样，他把当时能找到的如康德、孟德斯鸠、克鲁泡特金、莎士比亚、达尔文等人的著作，一一读了个遍，从中吸取到一些新的思想。或许是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切痛恨，这段时间的少年恽代英，一度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
1913年，恽代英人武昌中华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文科中国哲学系学习。这一年，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问世，恽代英读后感觉如春风扑面，热烈欢呼这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并向其踊跃投稿。由《新青年》、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的马克思主义，让恽代英热血沸腾。1917年，他在武汉发起组织进步团体互助社，1920年，又创办了利群书社，成为在长江流域宣传新思潮的重要阵地。
1921年7月1日至4日，恽代英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会后恽代英返回武昌，明确主张“真团体的联合”必须建立在劳农专政的基础上。他和好友林育南等人商议，决定在利群书社的基础上，联合其它进步团体，成立一个类似于苏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
7月中旬，恽代英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相约林育南、李求实、林育英、李书渠、廖焕星、郑遵芳、冼百言、唐际盛、卢斌、沈光耀等24人，齐聚在湖北黄冈回龙山白羊山下的浚新小学内。
浚新小学原是林育南在新村思想影响下，为“实施理想的教育和农民地位的改造”而创办的一所学校，后因经济困难，中途废辍。1921年2月，恽代英和林育南等为了实现“未来之梦”的理想，实现共同生活的目的，又恢复了浚新小学。但今天，这批社会改革家们却不是为了实现昔日空幻的梦想，而是怀着开拓一个新天地的崇高理想来到了这里。7月16日，天明如镜，蓝天白云下，暑热的阳光照耀在松竹拥簇着的浚新小学内，显得十分肃穆。恽代英、林育南等先进青年，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走进校内举行会议。长沙文化书社也派代表易礼容参加了会议。
会议共开了6天，主要是“议主义及宗旨”，经过热烈的民主讨论，决定成立“共存社”。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务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之目的。”
共存社设总务股、教育股、实业股和宣传股，经民主选举，分别由李书渠、恽代英、郑遵芳、廖焕星担任委员。社内分社员和社友，社友有选举权，但不能介绍别人为社员或社友，为的是“不致于因社友有不健全而失败了社务”。社内事宜，由社员、社友公决。委员的人选，由社员、社友民主选举产生。社员、社友，必须遵守社内各项规约。
共存社的宗旨明确承认阶级斗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这表明它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小组性质的革命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林育南等先进青年已经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从互助社到利群书社、共存社，短短3年多的时间，恽代英、林育南等先进青年知识分子，经历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化。通过革命的实践，他们从五光十色的社会思潮中，终于穿过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迷迷朦朦的晓雾，找到了光茫四射的太阳——马克思主义。
1921年7月23日，中国发生了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了。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李书渠、廖焕星等闻讯后，异常感奋，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纷纷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要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矢志不渝，奋斗终身。
恽代英是一位追求理想、真理的刚烈男儿。一旦找到真理之后，他即以全身心拥抱真理，实践真理。为了传播革命理想，从1920年到1923年夏，他从江城到皖南，从泸县到成都、先后担任四川泸州师范教务主任、川南师范学校校长，后又到成都高师讲教育学，他以学校为阵地，教书为职业，开展革命活动，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种子传播到哪里，走到哪里都极受当地青年的爱戴，从而教育引导了大批青年参加革命。
故人生死各千秋——《中国青年》在浦江夜潮中发端滥觞
1923年，恽代英来到上海，出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宣传部长，同时执教于当时为党培养革命干部的上海大学，还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农部秘书。当年10月，在辣斐德路186号(今复兴中路196号)，他与邓中夏一起创办了团的第一个机关刊物——《中国青年》。
《中国青年》是个周刊，每星期出一期，主要介绍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宣传革命道理。以恽代英为首，中国共产党内早期的一批青年精英邓中夏、林育南、萧楚女、张太雷、李求实，还有不久后也即将加盟的任弼时等分别担任编辑，这支精英团队在后来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风云中都各自写下了革命人生的辉煌和壮烈，但幸运的是，他们都曾经为这本刊物的诞生与发展镌刻下了永远的印记。
恽代英不仅担当起主编的重任，同时自己还要写文章。他的文章，观点鲜明，通俗易懂，切中时弊，说出了年轻人的心声，它使当时在反动统治压迫下苦闷彷徨的青年懂得了为何地大物博的中国，人民却过着非常穷苦的生活，使青年们分清了 敌友，懂得该如何救中国。所以很受青年们的欢迎。
那时，他的工作异常繁重。一方面要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出版的《新建设》写文章，一方面又要将主要精力花在编团中央出版的《中国青年》上，还要在上海大学教课。在这些工作中，他倾注了主要心血的、也是对中国革命作用最显著的，毫无疑问是《中国青年》。
在辣斐德路186号《中国青年》编辑部里，不知有多少回，恽代英桌上的灯光总是彻夜不灭。每当他刚编发完下一期的稿子，总要随手将当天收到的一叠信件拿起，逐一拆阅一封封青年读者的来信，并且对每封信都作认真细致的妥善处理。
来信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有寻求革命真理的，有谈理想前途的，有谈个人婚姻的，有谈社会看法的等等。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私事，真是五花八门。恽代英凭着他渊博的知识，针对各人的情况，都一一作切合实际的答复，尤其对那些寻求革命真理而苦闷彷徨的青年朋友，他更是循循善诱，晓之以理，指明方向。
《中国青年》在青年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发行的数量不断增加，终于，引起了敌人的惊恐。
窃踞五省联军司令的孙传芳曾多次下令要取缔《中国青年》，不准《中国青年》出版，甚至要查封。面对这种情况，恽代英采取了相应的对抗措施，一方面他亲自去和有关当局直接面谈，同时又通过一些社会人士，去做一些疏通工作，采用合法的手段据理力争，驳斥反动当局的无耻谰言。在刊物的发行方面，恽代英也取比较灵活的态度，他利用各地国民党的地方基层组织，帮助订阅和推销。恽代英还利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希望大家捐款来帮助我们扩张《中国青年》的销路。”
一天，有个检查官奉了孙传芳的旨意，以“煽动工团妨碍治安”的罪名，要来封闭帮助发行《中国青年》的上海书店。恽代英得到消息后，挺身而出。他亲自赶到检查官那里，进行交涉，那个检查官被他理直气壮的言词说得哑口无言。后来，恽代英又在《中国青年》上写文章，要求广大读者和青年们“不客气的指导我们”，“你们这些很年幼的小弟弟们，读了这个小刊物，觉得有什么不满意，觉得应该怎样改良，亦不要客气的写信告诉我们。”他们这种谦逊的、平易的作风，更让千千万万的读者把《中国青年》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中国青年》的订数犹如黄浦江的夜潮，哪怕是在最漆黑的暗夜里，仍在悄悄地上涨着，它的发行数量，由开始的几千份、逐步上升到1万份、2万份、3万份，最多时竟达5万份!这在当时，无论如何都算得是一个出版奇迹!
恽代英在主编《中国青年》期间，前后亲自撰写共发表过一百多篇文章和几十封通讯，成千上万的青年正是手捧这份杂志并呼唤着“代英”的名字，奔赴工农运动，奔赴黄埔军校、奔赴革命的第一线。《中国青年》犹如闪烁在黑暗社会夜空的启明星，引导了大革命时期整整一代年轻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已摈忧患寻常事——走过腥风血雨的壮丽
1926年初，恽代英受党中央派遣，到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并兼中共党团书记，他在校内与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并列为最受欢迎的演讲人。他常用热情澎湃、震动人心的演说，和国民党右派展开尖锐的斗争，争取了广大青年军人站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一边。此期间，他还在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里，担任教师，主讲时事政策，同样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随着北伐军势如破竹的向北进军，革命的中心转移到武汉。1927年初，恽代英转赴武汉，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同时主持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工作，他像一团火，走到哪里都能燃烧起进步青年的心，在武昌中央军校又培养了一大批军政青年干部的同时，也成为精神上维系全体进步师生的核心。同年5月，在党的五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恽代英于7月间赴南昌参加组织起义，为起义负责人之一。当张国焘赶来阻挠行动时，平时待人一向和善的恽代英拍案而起喝道：“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起义军退出南昌，他又随军南征，长途步行千余里，从无倦意。在起义军冒酷暑南征不久，开小差和落伍者几近三分之一。为激励士气，身为宣传委员会代主席的恽代英虽患肺病，却把配给自己的马让给病号，坚持和战士们一起步行。他每日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用来擦汗，戴着眼镜的光头被晒得像个黑人，同事都喊他“甘地”，士兵们则称赞“大委员倒是能和我们一样吃苦!”那些困难的日子里，他总是很安详，很乐观，也很耐心地帮助别人。他常鼓励同志们说的一句话是：“只有奋斗可以给我们生路，而且只有奋斗可以给我们快乐。”
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受挫后，恽代英乘小舟飘到香港。12月中旬广州起义爆发，恽代英又参与其间，担任总指挥部和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其间发布的政纲、宣言、告示等多是经这位大手笔挥就。起义快失败的那一天，前方的情况越来越不利，伤兵担架塞满指挥部的门前，好些办公室己空无一人，恽代英还在指挥部如常工作。一个从前方回到指挥部的同志和他谈到当时革命形势，就拿当初巴黎公社的失败来相比，情绪比较沮丧，恽代英对他说：“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经得起挫折。我们干他三十年，革命决不会一事无成，如果再接着搞三十年建设，我们理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恐怕也实现了。”他这些话极大的鼓舞了那位同志，他们一起坚持到了最后才撤离。
从黄埔军校到武昌中央军校，从南昌起义到广州起义，从政治总教官到宣传委员会代主席、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恽代英在革命的征途上不仅只是一个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书生，一个不可多得的宣传鼓动家，更是一个脚踏实地走过腥风血雨的无畏革命者!
留得豪情作楚囚——在慷慨赴死中精神永生
1928年秋，恽代英调回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后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1930年初，党中央派他前往闽西苏区视察，这一去，让恽代英大开了眼界，亲眼见证了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根据地的创造性业绩，他高度评价了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的经验。
1930年春，恽代英从闽西回到上海，此时周恩来已去苏联。他发现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有盲动错误，就直言批评。李立三一怒之下，把这位老战友派到区里担任行动委员会书记以“洗刷错误”。恽代英是深度近视眼，面貌又像书生，本不适合到工厂，可是他将危险置之度外，为党的事业照样一次次下工厂联系工作。5月6日，他在杨树浦老怡和纱厂门前遇“抄靶子”(即搜查行人)，因视力不好远远看不见，巡捕到面前已躲避不及。遇盘查时，他身穿普通工人服装，自称“王作林”。巡捕见恽代英戴眼镜并搜出自来水笔、手表，认为不像工人，遂作为共产党嫌疑犯加以逮捕。幸亏当时他机智地抓破了面孔，满脸青肿，尽管过去常在万人大会上演讲露面，居然一时没有被敌人认出来，但还是被反动当局以“不应携带违法宣传品”和“擅自开会”的罪名判处5年徒刑。
8月间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得知此事，批评了李立三，并立即商量营救计划，派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负责执行。顾顺章设法打通关节，送给法官5000元，使恽代英刑期得以改判为一年。
恽代英在狱中，继续搞他的革命宣传组织工作，将同狱的难友，党员和非党员都组织了起来，共同学习，共同斗争。他们曾组织过一次绝食斗争，反对非人的待遇，取得了胜利，这样就更加强了同狱难友的团结。由于他毁伤了自己的面貌，所以只有少数党员知道他就是恽代英，后来虽然有一些曾在黄埔军校就读过的国民党军官认出了他，但他们敬佩他的道德情操，便相互誓约替他保密，因此在狱中一年，敌人始终没有认出他，只把他当做一般的政治犯。他在狱中照样写作不断，不仅编写了一本解释党的政策的工人课本，还想编写一本《土语大辞典》而未完成，但留下了那首荡气回肠的《狱中诗》。
转眼到了1931年4月，恽代英的妻子沈葆英探监时通报了党组织的营救计划，告诉他，刑期将满，要他准备下个月出狱，万没料到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此时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恽代英就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蒋介石闻讯马上令人到狱中核查。28日，国民党政府军法司长王震南来到狱中，拿着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问恽代英：“你就是恽代英吗?”恽代英情知有变，便不慌不忙地站起来，坦然而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王振南代表蒋介石向其劝降，声言如肯归顺必当重用。恽代英面对劝降嗤之以鼻，蒋介石便下令就地枪决。
当面临生命与真理的选择时，他毫不犹豫地再次选择了真理，选择了慷慨赴死。生于长江之滨武昌的一代英杰恽代英的身躯倒下了，但他的精神将永生，一如那条滚滚长江，永远不息地奔流到海不复回!
文字编辑：刘之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