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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以来民族的觉醒是一个从上层到下层、从核心向外围次第扩展的过程，并且每一个社会阶层的觉醒都离不开其知识精英的唤醒。五四运动以后工农阶级逐渐上升为真实的政治力量，以工农为主体的广大民众成为需要唤醒的对象。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展开的，唤醒民众成为中共早期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民族觉醒；中共；早期宣传；任务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11-0021-04
历史上的闭关自守使中华民族长期与世隔绝，当西方工业文明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国尚沉酣于传统的小农文明，举国俨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机。鸦片战争的炮火，接踵而至的民族危机，彻底打破了这种平静，唤起了全民族的觉醒。五四运动以后，工农阶级成为需要唤醒的对象，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在这种大背景下展开了。
一、民族觉醒的历程
近代以来的民族觉醒是一个从上层到下层、从核心向外围次第扩展的过程，觉醒的范围越来越广，觉醒的人数越来越多。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每一次民族救亡运动既是民族觉醒的阶段性标志也是不同社会阶层觉醒的阶段性成果，从而构成中华民族波澜壮阔、层相推递的觉醒图景。
（一）洋务运动——统治集团中有识之士的觉醒
就一般政治而言，一个国家或民族最易感受和觉察外来影响者，要么是政权机构的上层人物，要么是政治敏感的知识精英，尤以前者为甚。鸦片战争的炮火如石投塘，也最先在国家政权的核心层引起震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北京，彻底打破了中国人“天朝王国”的梦境，无不惊呼“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在应对这种变局中，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开始觉醒。朝中权贵大臣以奕 、文祥为代表，地方督抚大员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为代表，共同推进了长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华民族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洋务派倡导“中体西用”，打破了“华夏中心主义”，成为这一阶段民族觉醒的主要代表。但当时的中国风气闭塞，能够冲破“华夷之辨”者毕竟凤毛麟角，所以洋务派仍是少数派，缺乏广泛的下层基础，势单力薄、曲高和寡。
（二）戊戌变法——士大夫知识阶层的广泛觉醒
随着洋务运动中西学的东渐，传统士大夫的视野逐渐开阔，一些人在甲午战争前就意识到了“中体西用”的局限。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其遗折中就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于中华，然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厥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2]甲午战争的惨败无疑是对这一观点的应验，使更多的人从“中体西用”的梦幻中觉醒，要求变革政治制度推行君主立宪。京城内外官员的谏诤活动，应试举人的“公车上书”，清政府的下诏变法，把这一阶段的民族觉醒推向了高潮。维新派著书立说、组织学会、创办报纸，从而唤起了知识阶层的广泛觉醒。很多人读了维新派的书报，从蒙昧走向觉醒，并最终成为变法和革命的支持者、参与者。有志青年也不再为科举皓首穷经，他们把进入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作为成才的途径，读书再也不只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一时间，救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变法成为民族的共识。
（三）辛亥革命——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在推动民族觉醒的进程中体制内的力量已经耗尽，一切维护清政府的企图都无助于挽救民族危亡，只有推翻它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解放。新式工业兴办以来，一直在孕育成长的一股新生政治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着民族觉醒中这种新的诉求。“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3]，资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把民族觉醒提到了民主共和的高度。革命成功后，建立的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开辟了中国社会的新纪元。“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4]
（四）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向民众的觉醒
“无量英雄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一度迸射出耀眼火花的辛亥革命，在北洋军阀的屠刀下又化为泡影。这不能不使社会各界进行深刻反省。革命党人认为：“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夫以有热烈倾向于革命之群众，而不能使为坚强拥护革命之群众，此其责当由革命党负之，而亦为当日失败之重要原因也。”[5]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认为，只有改变过去那种“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的状况，“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6]，民主政治的实现才有可能。至此，民众作为潜在的政治力量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席卷全国的“五四”革命风暴，尤其是6月3日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使先进的中国人真正看到了民族觉醒的新曙光和民族振兴的新力量。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要完成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历史使命，必须发动民众的力量，逐渐成为共识。毛泽东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7]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8]。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中华民族的觉醒走向了以工农为主体的民众觉醒阶段，当时兴起的工农运动高潮“是历史上空前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也没有过”[9]。
在民族觉醒的过程中，知识精英发挥了“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作用，每一阶段都离不开他们的呼号呐喊。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使中国人从“天朝王国”的梦境中醒来，康有为、谭嗣同、严复使中国人从“中体西用”的梦境中醒来，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和留学生打破了中国人的君主立宪之梦，具有共產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又使中国人打破了对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成功的幻想。最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族解放运动是千百万人的革命事业，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从劳苦大众中寻找力量源泉，中华民族的觉醒才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从精英政治向群众政治的转换
以五四运动为界，中国政治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五四运动之前为精英政治，五四运动之后过渡为群众政治，群众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人和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一）“五四”运动之前的精英政治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政治是精英政治，中国的历史是英雄的历史。广大人民群众被看做是一个需要拯救的群体，一些有识之士也只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殊不知正是由于人民群众长期被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才导致了他们对政治麻木、冷漠，缺乏参与意识。如梁启超所说：“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10]这就是精英政治的后果。
（二）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各国人民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从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到东方的反帝浪潮，群众运动成为一种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感到了这种世界历史的趋势，决心顺应世界潮流，“以俄为师”发动群众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11]
（三）“五四”运动之后的群众政治
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群众政治时代的开端。它开始只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爱国举动；发展到“六三”之后，就不但是知识分子的爱国举动，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最后形成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的各阶层民众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民众的广泛参与，特别是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投入战斗，释放出巨大威力。北洋政府不得不屈服，最终没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广大民众一旦觉醒，便再也不愿做对政治生活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2]从此，民众便由中国社会一股潜在的力量，逐渐上升为政治舞台上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13]“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14]群众的力量再也不容忽视。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工作的任务
人民群众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但这种行为多半还是挣扎和报复的表现，属于纯粹自发性的运动，还有待于理性的指导。如列宁所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5]五四之后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一方面展示了工人运动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原始工人组织方面的弱点。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才能使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形成有战斗力的自觉工人运动。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群众各阶层中去，唤醒民众的阶级觉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
（一）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连文字都不认识的无产阶级无论多么希望，终究不能直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开始只能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五四运动后这种传播达到高潮，各地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大钊在北大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俄罗斯研究会”，周恩来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还有武汉、济南等地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办的进步刊物一时达400种之多。尤其是1920年11月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成为中共第一份党刊。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陈独秀发表《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谈政治》等文章，集中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等课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产生了重大影响。针对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发动了三次大的宣传战役，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思想界的主流。
（二）唤起劳工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接受这一理论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很快便用通俗的语言到工人中间进行二次传播。他们到工人的劳动场所进行调查研究，并以纪念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为契机，在上海和北京组织庆祝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首次大规模尝试。《新青年》等刊物出版了劳动纪念专号，通俗生动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其主要工作方式就是出版专门刊物，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北京、广州、济南等地先后出版了《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工人周刊》、《济南劳动周刊》、《劳动与妇女》等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深入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黑暗，报道了全国各地工人斗争的情况，指出了工人阶级求得解放的道路，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工人群众的觉悟。同时，还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如北京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上海的小沙渡第一工人補习学校、沪西劳动补习学校，长沙的工人夜校，武汉的识字班等，在对工人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也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了工人群众中，并在工人群众中发现和培养了大批骨干分子，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自己的物质力量。1920年11月，成立了第一个工人团体——上海机器工会。12月，上海又成立了印刷工会。次年北京也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济南、广州、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帮助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工会。这些新式工会的成立，标志着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精力于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宣布“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1921年8月便在上海成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各地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接连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大革命中，又爆发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国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先进部队首先觉醒了。
（三）唤醒农民
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可靠同盟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16]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认识。因为陈独秀等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农民人数虽多，但太落后了，一时不易发动起来，所以中央最初对农民的宣传多数只是文件上、口头上的倡导，没有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对于个别地方如海陆丰等地已经进行的农民运动实践，也没有将其经验及时推向全国。“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使全党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单靠人数有限的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而不去争取农民这个最大的同盟军，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在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也日益感到，只有唤醒农民与工人联合建立工农两大阶级的革命同盟，我们党才能在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取得优势。因此，中共“三大”以后，全党从两个方面真正开展了对农民的宣传。一方面，党直接组织和号召革命者“到乡间去”，“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17]另一方面，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大批农运骨干，他们深入农村组织农会，把仍然沉睡在宗法社会里的农民唤醒，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不胫而走。“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18]，使国民革命的道理“普及于穷乡僻壤”，家喻户晓。各地迅速掀起的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涤荡着中国大地上一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恶势力，做到了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40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在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军中开展了宣传工作。中共“三大”确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规定党的中心任务是：联合国民党共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而展开，采取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批驳右派的宣传方针；在宣传策略上，把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尤其是党的最低纲领)与大力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要“使每个兵士都能彻底了解政治的意义，战争的目的”，“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19]。广泛深入的政治宣传使官兵精神面貌和军民关系为之一新。孙传芳在江西被打败后说:“并不是战略战术的缺陷，最大的原因是革命军的宣传力太强，他们处处都能得到民众的协助，而我们处处都受民众的攻击。”[20]
总之，中国共产党深入广泛的政治宣传，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使他们从中看到了摆脱压迫的希望而倍受鼓舞。他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国民革命中去，汇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从而使中华民族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觉醒。
参考文献：
[1]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M].1900.11.
[2]单秀法.谁使中国醒过来.[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9.202.
[3]郭世佑.民族觉醒的历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48.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5-316.
[5]胡汉民自传[A].近代史资料[C]：总第45号，60.
[6]青年杂志：1卷5号[N].1916-1-15.
[7][11][12]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338.341.390.
[8]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593.
[9]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169.
[10]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M].中华书局，1989.113.
[13]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111-112.
[14]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上海：三联书店，1979.133.
[15]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7.
[16]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408.
[17]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4.
[19]林之达.中国共产党宣传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95.
[20]张明.国军政治工作史稿案[M].1943年内部版.22.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民族觉醒；中共；早期宣传；任务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11-0021-04
历史上的闭关自守使中华民族长期与世隔绝，当西方工业文明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国尚沉酣于传统的小农文明，举国俨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机。鸦片战争的炮火，接踵而至的民族危机，彻底打破了这种平静，唤起了全民族的觉醒。五四运动以后，工农阶级成为需要唤醒的对象，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在这种大背景下展开了。
一、民族觉醒的历程
近代以来的民族觉醒是一个从上层到下层、从核心向外围次第扩展的过程，觉醒的范围越来越广，觉醒的人数越来越多。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每一次民族救亡运动既是民族觉醒的阶段性标志也是不同社会阶层觉醒的阶段性成果，从而构成中华民族波澜壮阔、层相推递的觉醒图景。
（一）洋务运动——统治集团中有识之士的觉醒
就一般政治而言，一个国家或民族最易感受和觉察外来影响者，要么是政权机构的上层人物，要么是政治敏感的知识精英，尤以前者为甚。鸦片战争的炮火如石投塘，也最先在国家政权的核心层引起震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北京，彻底打破了中国人“天朝王国”的梦境，无不惊呼“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在应对这种变局中，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开始觉醒。朝中权贵大臣以奕 、文祥为代表，地方督抚大员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为代表，共同推进了长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华民族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洋务派倡导“中体西用”，打破了“华夏中心主义”，成为这一阶段民族觉醒的主要代表。但当时的中国风气闭塞，能够冲破“华夷之辨”者毕竟凤毛麟角，所以洋务派仍是少数派，缺乏广泛的下层基础，势单力薄、曲高和寡。
（二）戊戌变法——士大夫知识阶层的广泛觉醒
随着洋务运动中西学的东渐，传统士大夫的视野逐渐开阔，一些人在甲午战争前就意识到了“中体西用”的局限。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其遗折中就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于中华，然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厥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2]甲午战争的惨败无疑是对这一观点的应验，使更多的人从“中体西用”的梦幻中觉醒，要求变革政治制度推行君主立宪。京城内外官员的谏诤活动，应试举人的“公车上书”，清政府的下诏变法，把这一阶段的民族觉醒推向了高潮。维新派著书立说、组织学会、创办报纸，从而唤起了知识阶层的广泛觉醒。很多人读了维新派的书报，从蒙昧走向觉醒，并最终成为变法和革命的支持者、参与者。有志青年也不再为科举皓首穷经，他们把进入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作为成才的途径，读书再也不只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一时间，救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变法成为民族的共识。
（三）辛亥革命——新生的资产阶级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在推动民族觉醒的进程中体制内的力量已经耗尽，一切维护清政府的企图都无助于挽救民族危亡，只有推翻它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解放。新式工业兴办以来，一直在孕育成长的一股新生政治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着民族觉醒中这种新的诉求。“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3]，资产阶级革命派第一次把民族觉醒提到了民主共和的高度。革命成功后，建立的中华民国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开辟了中国社会的新纪元。“几万万受压制的、由于处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而变得粗野的人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走向新生活，为争取人的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4]
（四）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向民众的觉醒
“无量英雄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一度迸射出耀眼火花的辛亥革命，在北洋军阀的屠刀下又化为泡影。这不能不使社会各界进行深刻反省。革命党人认为：“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夫以有热烈倾向于革命之群众，而不能使为坚强拥护革命之群众，此其责当由革命党负之，而亦为当日失败之重要原因也。”[5]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认为，只有改变过去那种“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的状况，“使吾国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6]，民主政治的实现才有可能。至此，民众作为潜在的政治力量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席卷全国的“五四”革命风暴，尤其是6月3日以后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使先进的中国人真正看到了民族觉醒的新曙光和民族振兴的新力量。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要完成内惩国贼、外争国权的历史使命，必须发动民众的力量，逐渐成为共识。毛泽东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7]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指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8]。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中华民族的觉醒走向了以工农为主体的民众觉醒阶段，当时兴起的工农运动高潮“是历史上空前的，就是在抗战期间也没有过”[9]。
在民族觉醒的过程中，知识精英发挥了“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作用，每一阶段都离不开他们的呼号呐喊。龚自珍、林则徐、魏源使中国人从“天朝王国”的梦境中醒来，康有为、谭嗣同、严复使中国人从“中体西用”的梦境中醒来，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和留学生打破了中国人的君主立宪之梦，具有共產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又使中国人打破了对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成功的幻想。最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民族解放运动是千百万人的革命事业，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从劳苦大众中寻找力量源泉，中华民族的觉醒才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二、从精英政治向群众政治的转换
以五四运动为界，中国政治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五四运动之前为精英政治，五四运动之后过渡为群众政治，群众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人和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一）“五四”运动之前的精英政治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政治是精英政治，中国的历史是英雄的历史。广大人民群众被看做是一个需要拯救的群体，一些有识之士也只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殊不知正是由于人民群众长期被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才导致了他们对政治麻木、冷漠，缺乏参与意识。如梁启超所说：“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10]这就是精英政治的后果。
（二）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十月革命之后，世界各国人民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从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到东方的反帝浪潮，群众运动成为一种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感到了这种世界历史的趋势，决心顺应世界潮流，“以俄为师”发动群众的力量，推动社会进步。“我们要知道别国的同胞们，是通常用这种方法，求到他们的利益。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11]
（三）“五四”运动之后的群众政治
1919年的“五四”运动，成为中国群众政治时代的开端。它开始只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爱国举动；发展到“六三”之后，就不但是知识分子的爱国举动，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最后形成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的各阶层民众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民众的广泛参与，特别是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投入战斗，释放出巨大威力。北洋政府不得不屈服，最终没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广大民众一旦觉醒，便再也不愿做对政治生活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2]从此，民众便由中国社会一股潜在的力量，逐渐上升为政治舞台上一种决定性的力量。“以往搞革命的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议员，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赞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13]“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14]群众的力量再也不容忽视。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工作的任务
人民群众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但这种行为多半还是挣扎和报复的表现，属于纯粹自发性的运动，还有待于理性的指导。如列宁所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15]五四之后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一方面展示了工人运动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原始工人组织方面的弱点。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才能使工人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形成有战斗力的自觉工人运动。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群众各阶层中去，唤醒民众的阶级觉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
（一）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思辨性，连文字都不认识的无产阶级无论多么希望，终究不能直接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开始只能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五四运动后这种传播达到高潮，各地纷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李大钊在北大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俄罗斯研究会”，周恩来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还有武汉、济南等地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办的进步刊物一时达400种之多。尤其是1920年11月创办的《共产党》月刊，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成为中共第一份党刊。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陈独秀发表《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学说》、《谈政治》等文章，集中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分别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等课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产生了重大影响。针对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发动了三次大的宣传战役，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成为思想界的主流。
（二）唤起劳工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接受这一理论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很快便用通俗的语言到工人中间进行二次传播。他们到工人的劳动场所进行调查研究，并以纪念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为契机，在上海和北京组织庆祝活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首次大规模尝试。《新青年》等刊物出版了劳动纪念专号，通俗生动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其主要工作方式就是出版专门刊物，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北京、广州、济南等地先后出版了《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工人周刊》、《济南劳动周刊》、《劳动与妇女》等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深入揭露了中国社会的黑暗，报道了全国各地工人斗争的情况，指出了工人阶级求得解放的道路，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工人群众的觉悟。同时，还在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如北京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上海的小沙渡第一工人補习学校、沪西劳动补习学校，长沙的工人夜校，武汉的识字班等，在对工人进行文化教育的同时，也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了工人群众中，并在工人群众中发现和培养了大批骨干分子，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找到了自己的物质力量。1920年11月，成立了第一个工人团体——上海机器工会。12月，上海又成立了印刷工会。次年北京也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济南、广州、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帮助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工会。这些新式工会的成立，标志着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精力于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宣布“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1921年8月便在上海成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各地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接连爆发罢工斗争100多次，掀起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大革命中，又爆发了“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中国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先进部队首先觉醒了。
（三）唤醒农民
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可靠同盟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16]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认识。因为陈独秀等人错误地认为中国农民人数虽多，但太落后了，一时不易发动起来，所以中央最初对农民的宣传多数只是文件上、口头上的倡导，没有真正落实到行动上。对于个别地方如海陆丰等地已经进行的农民运动实践，也没有将其经验及时推向全国。“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使全党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单靠人数有限的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而不去争取农民这个最大的同盟军，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同时，在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也日益感到，只有唤醒农民与工人联合建立工农两大阶级的革命同盟，我们党才能在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取得优势。因此，中共“三大”以后，全党从两个方面真正开展了对农民的宣传。一方面，党直接组织和号召革命者“到乡间去”，“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17]另一方面，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大批农运骨干，他们深入农村组织农会，把仍然沉睡在宗法社会里的农民唤醒，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政治口号不胫而走。“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18]，使国民革命的道理“普及于穷乡僻壤”，家喻户晓。各地迅速掀起的农民运动如暴风骤雨，涤荡着中国大地上一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恶势力，做到了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40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在统一战线和国民革命军中开展了宣传工作。中共“三大”确定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规定党的中心任务是：联合国民党共同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这一时期的宣传工作围绕这一中心任务而展开，采取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批驳右派的宣传方针；在宣传策略上，把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尤其是党的最低纲领)与大力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要“使每个兵士都能彻底了解政治的意义，战争的目的”，“成为有觉悟的为中国自由独立而奋斗的战士”[19]。广泛深入的政治宣传使官兵精神面貌和军民关系为之一新。孙传芳在江西被打败后说:“并不是战略战术的缺陷，最大的原因是革命军的宣传力太强，他们处处都能得到民众的协助，而我们处处都受民众的攻击。”[20]
总之，中国共产党深入广泛的政治宣传，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使他们从中看到了摆脱压迫的希望而倍受鼓舞。他们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国民革命中去，汇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从而使中华民族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觉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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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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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张明.国军政治工作史稿案[M].1943年内部版.22.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