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现在全国的白色家电中心不在武汉，而是在合肥，为什么?合肥市委市政府算大账不算小账。在投资环境方面抢先一步。我们解放思想还不够，这个白色家电中心，可以说是拱手让人的。
“把它看完，因为每天看，看着心里发烦，睡不着觉!真的彻夜难眠!看到不足，看到了问题，甚至看到了我们丑陋的一面!不痛下决心，不坚决解决，我们不可能跨越式发展!”操着浓重的武汉口音，新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脱稿后，表情严肃地警醒着坐在会场下面的武汉官员。
这天是4月6日，武汉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阮成发口中的“它”指的是新华社湖北分社撰写的《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以此为起点，武汉进入一场前所未有的问责风暴之中。
风暴的指向却不单是官场，用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的话说，要“打造‘大武汉人’”。
谁也理不清这是武汉第几次反思。此前均无功而返，这次呢?武汉能否从反思走向自我救赎，值得拭目以待。
整肃官场“第三种状态”
在4月6日的武汉市委扩大会议上，阮成发讲了很多掷地有声的话。
“在责任制面前，干部‘人人自危’有什么不好?如果大家都松松垮垮、讲话不算，出了事没人处理，大家都‘不自危’，那么事业如何保证?领导干部‘不自危’，那么人民群众就会‘人人自危’。如果我们都殚精竭虑，尽职尽责，人民才会满意。”
“我是全市总责任体系的第一责任人，我没有退路，也不想给自己找退路。当市委书记不能做老好人，怕得罪人，我已准备‘遍体鳞伤’，只要武汉能好!”
刺痛阮成发的有许多因素。
2009年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曾报道，在一次企业家座谈会上，一位民营企业家在谈到武汉投资环境时哽咽了，直接落泪了。
2011年湖北省“两会”上，李鸿忠不忌讳地称，“现在全国的白色家电中心不在武汉，而是在合肥，为什么?合肥市委市政府算大账不算小账，在投资环境方面抢先一步。我们解放思想还不够，这个白色家电中心，可以说是拱手让人的。”并要求武汉打造全国投资环境最优城市之一。
种种事情都表明，武汉吏治改善已刻不容缓。
2011年春节后，武汉市委组织四大班子领导就投资环境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专题调研。2月28日，阮成发到新华社湖北分社调研，亲自点题，委托其进行武汉投资环境专题采访，最终形成《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
阮成发说，报告列举了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尤其是干部作风。“武汉投资环境的问题就像人病了不舒服却查不出病因，这种‘重症肌无力’的病症其实更危险。”
以此次市委扩大会议为标志，治庸风暴刮起，利剑直指于部“第三种状态”。“治庸关键在于消除干部队伍工作表现上的‘第三种状态’——干不好又不交‘枪’，占着职务岗位不作为。”阮成发称，“要通过‘治庸计划’，使干部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枪’，不能有第三种选择。重在一个‘治’字，使庸下能上，减庸提能!”
根据武汉《关于在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推动武汉跨越式发展的决定》，“治庸风暴”将会贯穿2011年全年，分为四个阶段：4月6日～月30日为动员阶段，5月1日一6月30日为自查整改阶段，7月1日8月30日为检查追责阶段，9月1日—年底为建立机制阶段。
为了强力推进责任风暴与治庸计划，武汉专门设置—个办事机构，称之为“治庸办”，还专门开通治庸投诉热线、网站和信箱。这部热线电话自4月11日开通后，3天之内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诉举报600余件次，热得发烫。
4月19日，治庸风暴开出第一张“罚单”：对3个区、5个市直部门的39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其中调离现职工作岗位7人，辞退1人，停职反省一个月的2人，并责成6个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作出公开检讨。
截至4月30日，武汉市已有109名机关干部受到“治庸”问责；其中包括3名市管副局级以上干部、19名处级干部。据武汉当地媒体评价说，这场“治庸风暴”的时间之快、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均为武汉改革开放以来之最。
在这样一个大武汉复兴的关键节点上，武汉的主政者们，寄希望于通过一场治庸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官场一个方面。
仕风、民风
事实上，中国最早的“治庸风暴”发起于深圳。2005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掀起第一场整顿干部队伍的治庸风暴。
此次武汉治庸风暴亦源于李鸿忠对武汉的要求——打造全国投资环境最优城市。不过对于武汉，李鸿忠似乎要求更高。4月2日，李鸿忠在湖北省“一主两副”武汉现场会上要求，武汉要按照“五个大”来加强自身建设，即大武汉人、大武汉文化、大武汉标准、大武汉境界等。
这在仕风的基础上，延伸到了民风与地域文化的改善。
对于武汉落后的原因分析，不少人认为是中央给武汉的优惠政策不够多。但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在反思武汉地域文化的缺陷，他们认为是武汉人性格中的劣根性，造成了武汉的落后。
提到武汉，外人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城市的大，也不是湖泊众多，而是武汉人说话嗓门大、咄咄逼人。以至于2008年，当传出武汉要申报“全国文明城市”的消息时，众多网友直呼“震惊”。最近，武汉市市长唐良智也要求武汉官员外出招商时，最好不要说武汉话。
武汉也曾有过与城市发展良性互动的文化，但随后“武汉被计划经济宠坏了”，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分析说，“武汉都是国有企业，大家都有工作做，就没必要自己去拼死拼活地闯荡。”这就形成武汉人抱守家园、安于小康的性格。
在湖北民间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一生不出门，是个福人”，“出的门多，受的罪多”。这种观念深深地烙在了武汉人的心里，成为他们很难抹掉的文化基因。
走不出去的武汉人，逐步困于内陆意识惯性，开放意识逐步退化。武汉市原市长、现任湖北省副省长李宪生在《两次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之比较》中，谈到武汉人的开放意识的不同：“19～20世纪之交，汉口的‘码头文化’是‘码头城市’的‘转输贸易’商业功能的产物，而20～21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受到城市市民浓厚的‘内陆意识’的制约则是武汉成为国内工业基地、商业港口城市功能退化的结果……表现在武汉人囿于地域区位的局限而形成的封闭自守，甘居中游的文化心态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对商品和市场天然敏感性的丧失。”
李鸿忠在就任湖北省委书记后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也疾呼“为什么叫大武汉呢?就是要‘大’在开放上”。
沉溺于体制的幻梦，受困于内陆意识，在开放意识逐渐薄弱下，武汉一直难以铸造现代文明的城市灵魂。这在政界表现为权力意识浓重。一个典型例子是：武汉中北路延长线是武汉二环
“把它看完，因为每天看，看着心里发烦，睡不着觉!真的彻夜难眠!看到不足，看到了问题，甚至看到了我们丑陋的一面!不痛下决心，不坚决解决，我们不可能跨越式发展!”操着浓重的武汉口音，新任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脱稿后，表情严肃地警醒着坐在会场下面的武汉官员。
这天是4月6日，武汉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扩大)会议，阮成发口中的“它”指的是新华社湖北分社撰写的《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以此为起点，武汉进入一场前所未有的问责风暴之中。
风暴的指向却不单是官场，用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的话说，要“打造‘大武汉人’”。
谁也理不清这是武汉第几次反思。此前均无功而返，这次呢?武汉能否从反思走向自我救赎，值得拭目以待。
整肃官场“第三种状态”
在4月6日的武汉市委扩大会议上，阮成发讲了很多掷地有声的话。
“在责任制面前，干部‘人人自危’有什么不好?如果大家都松松垮垮、讲话不算，出了事没人处理，大家都‘不自危’，那么事业如何保证?领导干部‘不自危’，那么人民群众就会‘人人自危’。如果我们都殚精竭虑，尽职尽责，人民才会满意。”
“我是全市总责任体系的第一责任人，我没有退路，也不想给自己找退路。当市委书记不能做老好人，怕得罪人，我已准备‘遍体鳞伤’，只要武汉能好!”
刺痛阮成发的有许多因素。
2009年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曾报道，在一次企业家座谈会上，一位民营企业家在谈到武汉投资环境时哽咽了，直接落泪了。
2011年湖北省“两会”上，李鸿忠不忌讳地称，“现在全国的白色家电中心不在武汉，而是在合肥，为什么?合肥市委市政府算大账不算小账，在投资环境方面抢先一步。我们解放思想还不够，这个白色家电中心，可以说是拱手让人的。”并要求武汉打造全国投资环境最优城市之一。
种种事情都表明，武汉吏治改善已刻不容缓。
2011年春节后，武汉市委组织四大班子领导就投资环境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专题调研。2月28日，阮成发到新华社湖北分社调研，亲自点题，委托其进行武汉投资环境专题采访，最终形成《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
阮成发说，报告列举了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尤其是干部作风。“武汉投资环境的问题就像人病了不舒服却查不出病因，这种‘重症肌无力’的病症其实更危险。”
以此次市委扩大会议为标志，治庸风暴刮起，利剑直指于部“第三种状态”。“治庸关键在于消除干部队伍工作表现上的‘第三种状态’——干不好又不交‘枪’，占着职务岗位不作为。”阮成发称，“要通过‘治庸计划’，使干部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枪’，不能有第三种选择。重在一个‘治’字，使庸下能上，减庸提能!”
根据武汉《关于在全市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推动武汉跨越式发展的决定》，“治庸风暴”将会贯穿2011年全年，分为四个阶段：4月6日～月30日为动员阶段，5月1日一6月30日为自查整改阶段，7月1日8月30日为检查追责阶段，9月1日—年底为建立机制阶段。
为了强力推进责任风暴与治庸计划，武汉专门设置—个办事机构，称之为“治庸办”，还专门开通治庸投诉热线、网站和信箱。这部热线电话自4月11日开通后，3天之内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诉举报600余件次，热得发烫。
4月19日，治庸风暴开出第一张“罚单”：对3个区、5个市直部门的39名责任人进行问责，其中调离现职工作岗位7人，辞退1人，停职反省一个月的2人，并责成6个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作出公开检讨。
截至4月30日，武汉市已有109名机关干部受到“治庸”问责；其中包括3名市管副局级以上干部、19名处级干部。据武汉当地媒体评价说，这场“治庸风暴”的时间之快、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均为武汉改革开放以来之最。
在这样一个大武汉复兴的关键节点上，武汉的主政者们，寄希望于通过一场治庸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官场一个方面。
仕风、民风
事实上，中国最早的“治庸风暴”发起于深圳。2005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鸿忠掀起第一场整顿干部队伍的治庸风暴。
此次武汉治庸风暴亦源于李鸿忠对武汉的要求——打造全国投资环境最优城市。不过对于武汉，李鸿忠似乎要求更高。4月2日，李鸿忠在湖北省“一主两副”武汉现场会上要求，武汉要按照“五个大”来加强自身建设，即大武汉人、大武汉文化、大武汉标准、大武汉境界等。
这在仕风的基础上，延伸到了民风与地域文化的改善。
对于武汉落后的原因分析，不少人认为是中央给武汉的优惠政策不够多。但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在反思武汉地域文化的缺陷，他们认为是武汉人性格中的劣根性，造成了武汉的落后。
提到武汉，外人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城市的大，也不是湖泊众多，而是武汉人说话嗓门大、咄咄逼人。以至于2008年，当传出武汉要申报“全国文明城市”的消息时，众多网友直呼“震惊”。最近，武汉市市长唐良智也要求武汉官员外出招商时，最好不要说武汉话。
武汉也曾有过与城市发展良性互动的文化，但随后“武汉被计划经济宠坏了”，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分析说，“武汉都是国有企业，大家都有工作做，就没必要自己去拼死拼活地闯荡。”这就形成武汉人抱守家园、安于小康的性格。
在湖北民间至今仍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一生不出门，是个福人”，“出的门多，受的罪多”。这种观念深深地烙在了武汉人的心里，成为他们很难抹掉的文化基因。
走不出去的武汉人，逐步困于内陆意识惯性，开放意识逐步退化。武汉市原市长、现任湖北省副省长李宪生在《两次世纪之交，武汉对外开放之比较》中，谈到武汉人的开放意识的不同：“19～20世纪之交，汉口的‘码头文化’是‘码头城市’的‘转输贸易’商业功能的产物，而20～21世纪之交，武汉的对外开放受到城市市民浓厚的‘内陆意识’的制约则是武汉成为国内工业基地、商业港口城市功能退化的结果……表现在武汉人囿于地域区位的局限而形成的封闭自守，甘居中游的文化心态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对商品和市场天然敏感性的丧失。”
李鸿忠在就任湖北省委书记后的一次重要讲话中，也疾呼“为什么叫大武汉呢?就是要‘大’在开放上”。
沉溺于体制的幻梦，受困于内陆意识，在开放意识逐渐薄弱下，武汉一直难以铸造现代文明的城市灵魂。这在政界表现为权力意识浓重。一个典型例子是：武汉中北路延长线是武汉二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