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仆多主”的管理困境正是导致普里伯斯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而如今的接任者凯利也难免重蹈覆辙。
　　“凯利将军刚刚就任新职。他将出色地胜任办公厅主任这个职务，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在国土安全部的作为是破纪录的。”7月31日上午，首次与新任白宫大管家同框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毫不吝啬地称赞着这项新人事安排。
　　就在四天之前，白宫经历了特朗普上任以来最大烈度的调整：上任不到半年的莱恩斯·普里伯斯宣布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任期第二短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而约翰·凯利的接任安排，也使这位退役上将成为美国至今任期最短的国土安全部部长。这轮颇有些“拆东墙、补西墙”意味的换将背后，不但延续着特朗普政府组建以来绵延不绝的白宫内斗逻辑，更凸显了特朗普作为总统在华盛顿政治圈当中的孤立与格格不入。

传统建制派逐渐失势

　　自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从热衷动武的“火神派”到精于平衡的“奥巴马族”，白宫权力生态中原本存在的“小圈子”政治可谓日渐强化。
　　无论是来自南方的小布什，还是以“圈外人”“变革者”标签示人的奥巴马，在闯入华府政治丛林后都以谋求安全感为目标聚拢自己可以完全信任的身边人，组成驱动核心决策的“小圈子”。在这个维度上，背负着更严重从政赤字的特朗普自然变本加厉。
　　与“奥巴马族”在年龄、经历以及政见上的同构倾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的“小圈子”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从2015年6月15日开启总统竞选之旅，特朗普曾两度更换竞选经理并实现竞选团队改组;而在其基本锁定提名之后，更是在共和党党内实现了弗兰肯斯坦式的班底重构。换言之，在特朗普准备踏进白宫之时，聚拢在他身边的是一群背景不同、立場迥异、代表冲突性利益的多个小圈子，当这些人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涌入白宫之后，特朗普团队中更为严重、甚至更为顽强的派系政治就应运而生了。
　　一般而言，以特朗普就任之初作为观察点，白宫团队内部的政治生态分类大概是三个派系加两个群体，即以史蒂夫·班农为代表的具有茶党和反建制派标签的极端保守派、以普里伯斯代表的共和党传统建制派、以大女儿伊万卡和大女婿贾里德·库什纳为代表的家庭成员派，以及加里·科恩、蒂娜·鲍威尔等所谓“高盛系”商业精英与迈克尔·弗林等军人群体。不同派别或群体虽然政见相左、诉求不一，但对特朗普却具有差异性的重要意义。
　　这三派当中，如果说极端派为反建制的特朗普提供着不同于传统精英的政治理念和动员能力的话，建制派则为特朗普提供了白宫团队的组织稳定性以及与国会等建制派力量沟通的渠道，而家庭成员们负责确保特朗普在关键决策的最后一刻能够听到最信赖的建议。另外两个群体的分布则反映出特朗普个人对商人和军人的高度信赖与过度倚重。也正是因为这种偏爱，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等人也获得了可以绕开白宫“小圈子”直接与总统互动的某种特权。
　　不同诉求、不同功能的白宫“小圈子”，在特朗普过去半年多的政治运作与政策推进中各有得失，上演了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进化”大戏。率先粉墨登场的是最为高调的总战略师班农，在特朗普上台之初特别是所谓“限入令”出台之后，班农在全世界面前出尽风头。
　　不过，随后“限入令”招致联邦司法体系反制，“班农总统”等夸张报道引发特朗普不满，又加之取代弗林出任总统安全事务助理的麦克马斯特的反感，班农的权势明显下滑，并以4月初被逐出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由盛而衰的标志性节点。必须看到，虽然班农的权力遭遇了一定制衡，但其代表的极端保守派，不论在人员构成还是政治影响力上仍保持了相对稳定性。也就是说，班农的问题在于过于高调、打破了政治平衡，但这些并不会降低特朗普对班农一派的高认同度与高需求度。
　　随着班农的势弱与国会众议院推动推翻奥巴马医改立法的进展，已帮助特朗普快速搭建起白宫组织的办公厅主任普里伯斯被推向前台。而随着3月23日国会众议院原定的推翻奥巴马医改投票的被迫取消，普里伯斯的桥梁作用开始面临特朗普本人以及白宫内部其他竞争性群体的质疑。
　　事实上，自2月17日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因所谓“通俄门”辞职，特别是3月20日国会众议院首次公开就“通俄门”相关事宜展开听证之后，白宫已开始对国会方面的“挑衅”心生怨念，并逐渐迁怒于普里伯斯一派。在国会众议院推翻奥巴马医改投票取消后的第四天，即3月27日，特朗普宣布在白宫内设置创新办公室，并交由已出任总统高级顾问的大女婿库什纳领导;29日，大女儿伊万卡以总统助理身份在白宫内得到了自己的办公桌;次日，普里伯斯的得力助手、时任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的凯蒂·沃尔什辞职。这一连串的人事变动，不仅预示着特朗普家庭成员在白宫中权力地位的制度化，也标志着传统建制派在白宫内部实质性失势的开始。
　　沃尔什原本主要负责总统公务日程，甚至管理进入椭圆形办公室、与总统会面的人员安排，这也是普里伯斯所担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的重要权限;而下一个走入争议漩涡的则是白宫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派塞，与普里伯斯另外一项重要职责即信息管理有着直接关联。
　　自斯派塞出任新闻发言人并代理白宫通讯联络主任以来，其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不佳表现以及屡禁不绝的“泄密”问题始终招致多方不满。3月6日，为化解矛盾，普里伯斯曾邀请具有丰富竞选公关经验的迈克尔·杜布克出任白宫通讯联络主任。但后者做了不到两个月就于6月2日离职走人，而主要原因被认为是在特朗普解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理查德·科米职务之后，杜布克面对媒体连篇累牍的负面报道束手无策。随后，同样不被看好的斯派塞勉强再次代理了通讯联络主任，直到七周后黯然辞职。

从三足鼎立到两派对决

　　一边是普里伯斯等传统建制派无力扭转被架空的颓势，另一边则是班农、库什纳等人的微妙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阶段性的合纵连横。总体而言，由于传统建制派势力的急速下降，又加之家庭成员派系与“高盛系”商业精英群体出于立场与利益诉求驱动而逐渐合流，以班农为首的“本土主义派”和库什纳、科恩为首的“全球主义派”之间的斗争，就上升为白宫“小圈子”的新主题。

　　其间，两派势力有所消长，但整体上保持了恐惧平衡。5月28日，库什纳被曝在2016年12月两次与俄罗斯相关人员会面，进而跌入所谓“通俄门”。6月1日，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被外界广泛认为是班农的立场再次上升为主导议程。此外，军人利益在白宫内的主要代表即麦克马斯特虽然得到了总统国际安全事务委员会内部的领导权，但在国安会外部却无法缓解与班农一派的紧张关系，双方间的冲突甚至出现了加剧态势。
　　压垮建制派的最后一根稻草，是7月21日斯卡拉穆奇在普里伯斯和斯派塞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任命为白宫通讯联络主任。斯卡拉穆奇具有高盛背景，且得到了库什纳的支持，又曾因普里伯斯的反对而在特朗普上任之初无法入职白宫，因而他的“回锅”显然剑指普里伯斯。
　　随着斯派塞和普里伯斯在随后一周内的相继退场，传统建制派在特朗普核心团队内部已彻底失去话语权。被认为是唯一留在特朗普身边的传统建制派即副总统迈克·彭斯也很快遭遇了美国媒体有意无意的攻击：8月5日的《纽约时报》报道揭露，副总统正考虑在2020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初选中挑战总统。次日，彭斯公開矢口否认，并表达了对特朗普的无限忠诚。但无论如何，未来彭斯势必要接过此前由普里伯斯担负的与建制派沟通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谓如履薄冰。
　　特朗普白宫“小圈子”派系进化的过程，其实是共和党传统建制派逐渐失去权势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以国会为代表的整个华盛顿政治圈对特朗普的塑造与制约，另一方面则源自普里伯斯主导的白宫团队在人事安排、信息管控、政策协调等众多方面的无能为力。前者导致了特朗普对普里伯斯等建制派的迁怒，后者则是普里伯斯面对多头且扁平化的复杂权力构架时的无可奈何。普里伯斯等人的失势，意味着特朗普与包括共和党建制派在内的华盛顿政治精英的进一步决裂。从三足鼎立到两派对决的白宫权力生态，也极可能诱发更具烈度、更为外化的派系权斗。

谁是下一个普里伯斯？

　　虽然特朗普对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抱有极大期待，希冀这位将军可以将以往治军和领导国土安全部的成功经验复制到整肃白宫上来，但等待凯利的或许是倍加积累的白宫内耗。就在凯利就位当日，上任11天的斯卡拉穆奇被突然解职。这被外界评价为是凯利的“立威”之举，但事实上，这一进一出的变动却更像是班农的胜利。
　　一方面，在普里伯斯迟早会出局的预期下，“全球主义派”始终推动科恩接任，从而实现对白宫决策过程的流程控制。但在普里伯斯离任之后，并不属于两派的第三方人选凯利笑到最后，而且其在国土安全部部长期间甚至还与班农保持了较为密切的互动。这就意味着，凯利出任新主任，至少不会明显伤及班农一派的利益。另一方面，斯卡拉穆奇在短暂的白宫之旅中已多次对班农发起言语攻击，而这样一个极具话题感的通讯联络主任未来极有可能成为“全球主义派”压制“本土主义派”的利器，因而他的意外出局显然有助于两派再次回归平衡状态。甚至也有消息猜测，属于班农一派的总统高级顾问史蒂芬·米勒可能接任这一职位，从而促使“本土主义派”得利。
　　有利于班农一派安排的凯利，虽然很快得到了伊万卡、库什纳等人的欢迎和支持，但这位退役上将不得不在恶斗的两派之间作出抉择。面对“全球主义派”的家庭成员，凯利应该很清楚，即便作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有权限控制白宫工作人员与总统之间的沟通安排，但作为外人，根本不可能对总统亲属与总统的任何时间、任何方式、任何内容的任何互动进行限制。甚至，凯利还必须时刻小心地与伊万卡或库什纳保持进退自如的距离。显而易见，这种“一仆多主”的管理困境其实正是导致普里伯斯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而如今的凯利也难免重蹈覆辙。
　　面对“本土主义派”，虽然凯利取代了普里伯斯，但并未改变从特朗普组建白宫团队伊始的办公厅主任与总战略师构成的“双核”管理结构。凯利与班农之间到底选择结盟，还是选择对抗，直接决定着凯利在这个白宫大管家位子上能坐多久。
　　就目前白宫的政策议程和生态发展态势而言，凯利能否胜任新职或者将带来各种积极效果至少可以有两个关注点：
　　一个是，特朗普核心团队早已开始酝酿税收改革计划，并期待将在9月初国会复会后正式推出。在这个重大政策博弈过程中，“本土主义派”和“全球主义派”在减税幅度、边境调节税等问题上存在颇多分歧。而并不熟悉国内议题的凯利在必须参与其中的情况下将如何选边站，是两派检验其未来角色的重要节点。
　　另一个是，面对着班农和麦克马斯特之间的公开冲突，退役上将凯利到底会支持班农，还是会支持现役中将麦克马斯特。为了自保并巩固权力，凯利极可能倾向于与班农保持良好合作，但同为行伍出身的凯利与麦克马斯特也保持着密切交流。这到底是建构一种新平衡，还是上演白宫内斗的新桥段，凯立的选择，将决定着下一个挂印而去的会不会是麦克马斯特。
　　如今白宫“小圈子”陷入派系内斗的复杂生态，的确需要一个人的彻底改变才可能解决。这个人显然不是被《时代》周刊称为“最后希望”的凯利，而是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却迟迟不愿走进华盛顿的特朗普自己。但恰恰这样的改变，又最难出现。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