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在世人看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好象已成为不识时务、不明事理的同义语。对于义的崇尚已不足以使人成为君子，对利的追逐也不足以使人成为小人，而且还有一种反向表征现象，好象金钱已成为价值评判的终极标准。一种身外之物化作了支配人的内在力量。文化观念在经济上的转轨比想像得要容易得多，顺利得多，这大概与中国人讲求实用的入世取向密切相关。但与此迥然不同的是，文化在政治上的拓展并没有突破传统的困囿，新生的政治文化力量也无从得以培育与滋长。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文化与政治的命运将提出什么要求，注入的活力又在何方？这样一个问题并不仅仅涉及到对人格、道德冷落命运和权力扭曲运行的忧虑，而且关及到民族生命力的勃发与泯灭。
　　近代中国所感受到的西方的科技冲击与文化冲击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又得以回生。特别是市场经济的推行意味着中国在经济观念与经济行为方式上将与西方达成初步的融通，这样一种融通必然导致“市场精神”的介入，“西(经)东渐”与“西学东渐”往往是同步而行的，由此产生的政治效应又与这“双渐”相互叠加。在这样一个震荡的社会环境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化与市场精神的嫁接正在慢慢得以延展，而与现代民主观念的嫁接则出现了裂缝。是中国文化的自身缺陷所致，还是时机未到？此问题所引发的思考涵盖两个层面：一是对中国文化自身的省思；二是对民主介入中国之后命运的考察。之所以要进行这样一种双重思考，目的就是中国在步入国际化的过程中，既能在运作与功能上与国际惯例达成初步的融通，又能在文化和观念上保持“中国特色”。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带有困惑的选择与重建。但中国社会的发展又迫使中国人去尽力剔除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困惑，否则新的选择与重建又从何谈起的。
　　不错，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文化的政治困境出现了。但对历史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对民主企求的呼声在中国历史上回荡了几十年，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人民实在无缘见其真面目。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民主作为一种现代观念非但没有实现向体制与功能的现实转化，反而被政治作了实用化、意识形态化的注解。在近代社会上演的“民主”闹剧已使中国人变得异常失望。这恰恰与中国儒家文化的政治化相印合了，这是一种历史的循环，还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呢？政治仿佛一个大染缸，什么东西掉进去都有被溶化、被曲解的可能，包括人格、道德乃至人本身，更何况一套观念，一种思想呢？
　　刘述先教授提出，文化发展的一个通则是“文化理想的落实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酝酿，不像政治经济的政策那样，会产生当下的功效。(《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第219页，以下引言均省略书名)这样就给政治规约文化提供了极大的历史空间。文化要化作人的内心信念，往往需要政治的功效作为驱动力量。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不是因为它自身合乎逻辑的发展所致，而是因为政治力量的推延。恰恰是这样一种政治推延又给我们理解中国文化造成了难题，因为儒家原本文化与政治化了的儒家文化无论在终极目的还是在社会功能方面均迥然不同。因此“要讨论儒家，当然不能不回到孔子。”在孔子时代，“儒家思想在当时成为显学，乃因周文疲惫而起。孔子认为必须恢复礼乐教化，在里面贯注新的精神，体现仁道，才能够解决时代的问题。”(第218页)孔子的历史责任感赋予了他构建民族精神的责任，他所倡导的复礼实际上是想给当时颓废的社会注入新的精神动力。但遗憾的是他倡导的精神非但没有现实化，反而被政治曲解了。儒家思想被专制王朝的统治者垂青，决不是完全偶然的结果。“儒家所向往的是一个有上下尊卑的秩序。它继承了宗法的制度，但贯注进仁德的内容。由先秦到汉，对于儒家的一套显然经过了一个筛选的过程。”(第223页)显而易见，这个筛选的过程就是儒家文化被政治曲解的过程，所以“到了汉代，政治化的儒家形式，儒家的理想性自然而然地减弱了，像孟子所形容的那种大丈夫气概已不多见了。为专制王朝服务的儒，熊十力先生在《原儒》中直斥之为奴儒。”(第225页)实际上儒的奴化与文化的政治化往往是互为因果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有悖于儒家原本精神的情况呢？这要诉诸于历史的分析，政治对儒家文化进行意识形态化的注解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实现的。秦朝的短命，使汉代的人了解到，“法家的一套只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却不能维持长时期的安定和平。”(第223页)于是汉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但就在这一文化政策的背后，“乃是王霸杂之，真正体现的乃是一个儒法并行，阳儒阴法的局面。”(第223页)所以“中国现实政治自从汉朝以后所形成的一种架势便是，外面挂的是儒家德治的金漆招牌，骨子里是法家权谋术数的一套。”(第22页)孔子的理想是要建造一个德化开放的社会，实际上却造成了一种奴化封闭的思想，对孔子来讲这是莫大的遗憾。更为遗憾的是，这种政治化的儒家思想深入到民众内心之中，伴随着二千年的历史发展，积淀何等深厚，要想根除何等困难。因而刘述先说：“汉代的儒生轻重颠倒，不把重心放在内发的仁心，反而把仁心在特定时代环境的表现化成了纲常，对思想产生了一种僵固拘束的力量。从此中国人的思想被束缚在这个狭窄的圈圈之内，后世腐儒，把这一套东西当作天经地义，不许违道，对中国以后的发展产生了莫大的负面的影响。”(第29页)由此而导致的是，儒家文化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联结点迷失了。
　　由儒家文化的变异，笔者联想到的是当代中国变革的命运。中国目前进行的改革意味着社会结构的重组与创新。经济的市场化与政治的民主化是现代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它们之间是不能有脱节的。但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仅依托于民主体制的构建，还要立足于民主体制在文化上的体认，无此，民主政治既缺乏根源，又会出现操作失效的境况。因而单纯的对民主政治的情感追求往往是脆弱的，对文化积淀深厚的中国来讲更是如此。
　　一般认为，民主政治的构建是以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衍化为标志，貌似民主的体制可以超越社会中的各种障碍而居于社会有机体之上。但体制的建构带来的往往只是社会表层的变幻，根植于这种表象背后的丰厚的社会内涵却依然如故。特别是文化上的积淀是体制的变革所不易动摇的，因而民主体制在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就会弱化，这对于民主效能的发挥与民主目标的实现就是一种无形的阻力。从现实的政治发展来看，这样的民主体制很容易被曲解，宪法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而且在有些发展中国家蜕化为专制。“光凭道德的担负以及革命的热情是不能解决政治层面上的问题的。”(第32页)这是刘述先先生对民主进程的感悟。确实，体制的可超越性与文化的不可超越性曾经使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陷入了一种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
　　从刘述先先生的观点来看，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依托应包容三个层面：一是体制的变革，二是儒家文化的还原，三是探寻文化与体制的联结点。显而易见，体制的变革已是现实的迫切要求，由此相应的文化要求就是剥去被曲解、被阉割过的儒家文化的政治外衣，让世人体悟到儒家文化的真谛，事实上，儒家文化所崇尚的心性之学正好可以弥补现代人的浮躁与不安。可见早熟的儒家文化要想实现在政治上的拓展，就应通过体制的转换作为手段。文化本身无先进落后之分，体制却有科学与非科学、合理与不合理之分。被政治曲解的儒家文化与专制政体相联结，儒家原本文化应与现代民主政体相联结，事实上它们之间的联结有共同的基础，那就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意向的认同与肯定，以及对高政治质量(主要是人的质量)的追求与向往。“在精神上，儒家的终极理想与民主政治并不互相违背。”(第28页)因而儒家文化的生命力具有一种现代意义，那就是与民主体制之间的融通和向人的价值的回归与复原。
　　这是否做得到，是个人言人殊的问题。但不论如何，刘述先先生的论证是有相当代表性的。
　　
　　(《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刘述先儒学论著辑要》，景海峰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五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