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人来说，眼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眼镜未传入我国之前，年老眼花，除了感叹自己“发苍苍，视茫茫”之外，几乎无法补救；更不要说患近视的青年，只能在云山雾罩的状况下度过一生了。在西方，眼镜发明于14世纪初。这之前，那些拿在手里的有柄单片透镜，虽然也有助于观察物件，但不能戴在眼睛上，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眼镜。不过最早的眼镜实际上就是用关捩连接在一起的两枚单片镜，可以折叠。一张1380年画的圣保罗像，戴的正是这种眼镜。恩格斯对眼镜的发明给予极高评价，他说，“使希腊文学的输入和传播、海上探险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真正成为可能，并且使它们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发展大为迅速”的几项重要发明，即“磁针、印刷、活字、亚麻纸、火药、眼镜”，以及在“计时上和力学上是一巨大进步的机械时计”。在这些发明中，前几项都是我国的贡献。最后提到的机械时钟，它的一个关键部件：擒纵器，也是我国最先发明的。但眼镜却是西方文明送给古代中国的一件礼物。


　　制造眼镜的基本元件——玻璃透镜，在我国出现的时代并不晚。东汉王充在《论衡·率性篇》中提到的一种阳燧，因为是“消炼五石”而成，故有可能就是指玻璃凸透镜而言。与王充的时代相近的安徽亳县曹操宗族墓中出土过五件制作得颇精致的玻璃凸透镜，最大的一件径2.4、中心部分厚0.6厘米，和《论衡》所记正可互相印证。但这种工艺以后并未得到充分发展，我国在西方的眼镜传入之前亦未曾生产过类似的物品。
　　眼镜是在15世纪中传入我国的。明张宁《方洲杂言》说：“尝于指挥胡寓所，见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庙赐物，如钱大者二，其形色绝似云母石，类世之硝子，而质甚薄，以金相轮廓，而衍之为柄。纽制其末，合则为一，歧则为二，如市肆中等（戥）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细字，张此物于双目，字明大加倍。近者，又于孙景章参政所再见一具，试之复然。景章云：‘以良马易得于西域贾胡满剌，似闻其名为僾逮。’”僾逮是阿拉伯语uwainat（眼镜）的对音。但在稍晚一些的文献中，却都借用了现成的叆叇一词。叆叇原指光线昏暗之状。《楚辞·远游》：“时暧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属。”晋潘尼《逸民吟》：“朝云叆叇，行露未晞。”可见此词和眼镜本不相干，但在明代和清初，它却成为眼镜的通称。不仅我国这样称呼，日本于1712年成书的《倭汉三才图会》中也称眼镜为叆叇。康熙年间，顾景星《白茅堂集》中还有一首感谢曹寅赠给他叆叇之诗。乾隆时，李绿园在《歧路灯》中仍说开封一带的塾师等人“脸上拴着叆叇镜”。本意指“昧不明”貌（《慧琳音义》卷三八引《埤苍》）的一个词汇，竟尔变成视字“明大”的眼镜之专名了。
　　我国早期眼镜的图像和实物资料存世不多。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明人绘《南都繁会景物图卷》中，在闹市看“杂耍把戏”的观众里面，有一位戴眼镜的老者。他的眼镜和16世纪前期日本将军足利义晴的眼镜相似，时代应相去不远。他们的眼镜没有腿，也不像明田艺蘅《留青日札》中说的，“用绫绢联之，缚于脑后”；而是与当时欧洲的夹鼻镜的戴法一样。不用时，则将两枚镜片折叠，装在眼镜盒里。盒子的形状的确像等（戥）子匣，只不过稍
　　短一些。
　　除了“叆叇”这种谐音的译名外，国人亦循其用途称之为“眼镜”。上海图书馆所藏明于宣（成化、弘治间人）书函中云：“钱复老一见知为古人，所授眼镜适与弟合。”此名称为清代所沿袭。孔尚任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完稿的《桃花扇传奇》之《迎驾》一出中，就说阮大铖“腰内取出眼镜戴”。曹寅的《楝亭集》中也有《夜饮和培山眼镜歌》一诗。雍正时眼镜的史料增多。如雍正在云贵总督高其倬请安折上的批谕中说：“赐你眼镜两个，不知可对眼否？”雍正本人也经常戴眼镜，他的遗物中眼镜种类很多，有车上戴的、安铜钩的、安别簪的、上节骨头下节钢钩的、玳瑁圈的，有近视眼镜，也有40岁、50岁、60岁等不同年龄段所戴度数不同的眼镜。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正大光明殿大考翰林，诗以眼镜命题。参加考试者九十六人，成绩不入等的仅侍讲学士集兰一人，“着革职”。可见多数翰林已能就眼镜敷衍成篇。江苏吴县祥里村清毕沅墓出土的眼镜，应是乾隆年间的产品。它的镜架为黑漆木框，已装有供系结用的丝绦。而且这副眼镜是水晶镜片，证明是我国自行制造的。因为如赵翼《陔余丛考·眼镜》所说：此物“盖本来自外洋，皆玻璃所制。后广东人仿其式，以水精制成”。我国既能琢制镜片，眼镜遂逐渐流行。不仅有视字明大的花镜，还有近视镜。乾隆十六年（1750），杨米人写的《都门竹枝词》中说：“车从热闹道中行，斜坐观书不出声。眼镜戴来装近视，学他名士老先生。”可见这时的老先生已有戴近视镜的。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张子秋在《续都门竹枝词》中更说：“近视人人戴眼镜，铺中深浅制分明。更饶养目轻犹巧，争买皆由属后生。”则眼镜也成为青年人争买之物，形制亦踵事增华。至道光时，如李光庭在《乡言解颐》（1849年刊）中说：“眼镜以十二辰编号，从亥逆数，由浅入深。”这时广州太平门外眼镜街的产品行销全国，深浅度数已较齐全，在当时的知识阶层即所谓“士林”中，已具有一定程度的普及了。《红楼梦》中也提到戴眼镜的事，第五三回《荣国府元宵开夜宴》中说：“贾母歪在榻上，和众人说笑一回，又取出眼镜向戏台上照一回。”后来邓云乡先生指出，这段话“貌似十分生动，却产生小问题了。试想，贾母年纪大了，眼镜匣子所装，自然是老花镜”。而老花镜是“看近不看远的”，所以这里的描写“不是很滑稽了吗？”可是如《竹枝词》所吟，乾隆年间，近视镜已经和名士老先生联系在一起。既然老先生戴得，老太太為什么戴不得？虽然未曾给贾母验光，视力的度数说不准。但仅执其“试想”，遂放手非议古人，不亦
　　泰乎。
　　（选自《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