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北京紫禁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今天仍然保存着大量清宫御医、御药的原始档案，可以帮助我们揭开清宫太医院的神秘面纱。
　　关于宫廷医疗机构的设置，据《汉书》记载，黄帝时已有岐伯，管理宫廷医药的事情。周朝设有医师、上士、下士为帝王及卿大夫行医治病。秦汉时也曾设有太医令、太医下大夫、翰林医官等职官。到了金代，开始用太医院这一名称，隶属宣徽院。元代，太医院开始成为专门的宫廷医疗机构。自此以后，各朝都设有太医院，直至1911年清朝灭亡。
　　
　　太医院为五品衙门
　　
　　清顺治元年（1644），清朝的太医院，最初设在北京正阳门东江米巷，也就是后来的东交民巷西口路北附近。该院有大门三座，均向西。用黑漆书写“太医院”三个大字的匾额悬挂于大门之上。大门前为门役的住房。左为“土地祠”，右为“听差处”。太医院内有大堂五间，是主要的活动场所，大堂内悬挂着康熙皇帝御赐著名御医黄运的诗文：“神圣岂能再，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大堂左侧，有南厅三间，是御医办理公务的处所。大堂右侧是北厅。后面是先医庙，外门称棂星，内门称咸济，殿名景惠，南向，殿内供奉着伏羲、神农、黄帝的塑像，有康熙御书“永济群生”匾额。先医庙外北向为药王庙，庙里有铜人像。连接大堂的过厅是二堂，后面还有三堂五间。
　　光绪二十七年（1901），依照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第七款，将东交民巷划为各国驻中国的使馆区，使馆区范围内的中国衙署都必须按时搬走。太医院只得暂借东安门大街御医白文寿的宅子应差。不久，又暂移至北池子大悲观音院。光绪二十八年，才于地安门外皇城根、兵仗局东建立新的办公衙署，其建筑规模较之从前要简陋许多，现在遗址尚存，但已是面目全非，昔日衙门形式，难以再现。太医院在紫禁城内东墙下、上驷院之北，设有待诊、休息的处所，旧称“他坦”，岁月流失，现也倾毁无存。
　　太医院为五品衙门。医务人员都有相应的职位，堂官称为院使，相当于院长，为五品官，副职称为左院判，官居六品，所属官员有御医，官居八品。雍正七年（1729）规定：御医均受正七品，许用六品冠带。还有吏目、医士、医生等，这些人员享受从九品的待遇，一般通称御医（又称太医），各医官的品级，历朝稍有变动。历朝御医人数，略有增减。以光绪朝为例：有御医13人，吏目26人，医士20人，医生30人。这些御医全部是汉人。
　　太医院的御医，来自全国各地，从各省民间医生以及举人、贡生等有职衔的人中，挑选精通医理、情愿为宫中效力的人，量才录用。如在康熙年间，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显扬就曾担任太医院吏目一职。此外，太医院还设有教习厅，培养医务人才，由御医、吏目充当教习。学习的内容有《类经注释》、《本草纲目》、《伤寒内经》、《脉诀》等专业知识，经过六年寒暑通过考试合格，才能录用为医士或医生。
　　虽然在康熙年间已有西药进入宫廷，以后历朝也引进了西医、西药，但太医院主要是以中医、中药为皇帝和妃嫔诊脉开药。康熙三十三年（1693），康熙因患疟疾，就服用过法国传教士洪若翰送的金鸡纳，也叫奎宁。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初四，法国驻华公使馆多德福医生也曾为光绪诊病开药。尽管如此，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从骨子里还是相信中医、中药。正因为如此，中医、中药始终是太医院的主导医疗手段。我们给大家讲述的御医、御药基本上就是中医、中药。
　　太医院按医术分类设科，清朝初年为十一科，康熙朝和并为九科，分别是：大方脉、小方脉、伤寒科、妇人科、疮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正骨科。同治、光绪时期，又合并为大方脉、小方脉、外科、眼科、口齿科五科。各科都有专科医生。
　　太医院御医，日常在紫禁城内东墙下的待诊处轮流值班，随时听候太监的召唤，为皇帝、妃嫔看病、配药，同时，也担负一些其他与宫廷有关的医疗事务。这是其主要职责。此外，太医院还承担王公、公主、驸马以及文武大臣等的医疗服务，这些人遇有疾病，太医院奉旨派医官前往，并将治疗经过向皇帝奏报。在外地的公主、驸马及台吉大臣有病，也得奉旨携带药品前往诊视。军营、文武会试，就连刑部大牢囚犯得病太医院也要派人前往应差。
　　
　　 记录皇帝病情的宫中脉案
　　
　　


　　清朝太医院，御医的医事活动，无论在宫中，或在宫外，凡是经过他们诊治的人，都有专门的档案纪录诊治情况，如《脉案》、《病源》、《用药底簿》等等。这些档案类似今天的病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的清代宫廷医案，总数约有四万件。但是这些病案一直被深藏宫中，究竟皇帝、皇后及其妃嫔等怎样看病，御医又如何为他们施药护理，等等，一向是神秘莫测的。
　　这些档案的内容包括皇帝、皇后、妃嫔、皇子、公主、太监、宫女以及部分王公大臣的原始诊病记录、配方密本、御药房的各项记录，皇帝有关医案的朱批，等等。皇帝或皇后起居注及历朝实录、内务府抄件、历朝名臣文集笔记，也大量记载着皇帝及宫中重要人物的治病过程。同治皇帝患天花，从发病到病死，二十六天记录成册，无任何遗漏。如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医案中详细记录了御医李德立等共同会诊“外用熨洗”法为同治皇帝进行治疗。所开出的药方是：“木香一两，当归一两，肉桂五钱，生附子五钱，川贝五钱，草乌五钱，苍术五钱，断龙骨五钱，白芷一两，山甲五钱灸，乳香一两，透骨草一两。”效果如何，我们姑且不去管它。
　　按清宫的规定，给皇帝看病的御医都由御药房太监带领，先给皇帝问过圣安，然后才能把脉、问病、开方，开好的药方，要与太监一同去御药房取药，药方的内容和御医、太监的姓名，都要记录在案，并抄写所开药方的药性、治疗方法，并署上御医、太监的名字，进呈皇帝御览。然后登记入册，并由专人保管，作为凭证，以备查考。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按照常例，皇帝得病，每天太医开的药方都要分抄给内务府大臣们每人一份，如果是重病，还要抄给军机大臣一份。”这些药方大多都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务府、军机处等档案全宗中。
　　不仅如此，如果皇帝患病，医治无效，以致死亡，就是所谓“龙驭上宾”，御医及其相关人员就要受到处分。如同治皇帝死后，奉慈安、慈禧皇太后懿旨：“上月大行皇帝天花，李德立等未能力图保护，厥咎甚重。太医院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庄守和，均着即行革职，带罪当差。钦此。”后来光绪帝死后，太医院院使张仲元、御医全顺、忠勋等，也受到同样的处分。这使御医和相关人员一直在谨小慎微、担心害怕的心态中工作。不过，处分毕竟是例行公事，没过多久，受过处分的御医又照样行医了。
　　说起皇帝吃药，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首先煎调御药，必须由太医院御医与太监在御药房一同相互监督。两服药和为一服，因为药煎好以后，要分为两杯，一杯由主治御医先尝，后院判、内监也得分别尝试，确认没有问题，另一杯才能进奉皇帝服用。如果配制药品不依照原方，及未开明药名品味分量或虽开而遗漏舛错的都将以“大不敬”论罪。乾隆五年（1740）以后，为了方便起见，各宫都设有药房改由内臣负责煎药，就连皇帝也不在御药房煎药。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是这样描述的：“我每次生病，都由永和宫的药房煎药。永和宫是端康太妃（瑾妃）住的地方，她的药房比其他太妃宫里的药房设备都好，是继承了隆裕太后的。”
　　御医为皇帝看病的处方用药、御医姓名，都要一一登记入册，建立专门的《万岁爷用药底簿》以备查考。皇太后、太妃、皇后、妃嫔，就连宫中太监、宫女等，有病诊治，也是如此，只不过一般不立个人专册，而是以某宫若干人共为一册。如光绪八年（1882）二月十七日“长春宫总管、首领、太监等用药底簿”。但也有例外，慈禧太后的宠信太监李连英就建有个人专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