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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城市群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基于生态位理论，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典型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4—2016年经济、社会、人口、环境以及城镇化数据，综合使用城市生态位宽度、分异度、重叠度以及系统聚类等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生态位及动态变化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绝对量的多年变化不大，且与生态位宽度保持了较为同步的变化趋势，即各城市在资源占有和利用方面存在关联和影响关系。（2）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的生态位总体差异不断缩小，呈现出生态位趋同、竞争加剧的趋势，其中经济生态位发挥的作用最为显著。（3）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形成以上海为核心城市，南京、苏州、杭州和合肥为节点城市，其余21个城市为网络城市的“单核—四节点”等级圈层结构。针对研究结论，本文结合生态位错位、扩充、协同发展等理论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关键词：生态位态势理论;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长三角城市群
本文索引：蔡蒙蒙，刘云龙.<标题>[J].中国商论，2021（21）：-006.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11（a）--06
长三角城市群位于我国东部沿海、沿江发达地区，自然禀赋优良、区位优势突出，是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最迅速、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截至2016年底，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建成了拥有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26市的多层次城镇体系。特别是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指出，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可以说，在当前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发展的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在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另外，虽然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发展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内部发展却并不均衡，在社会、经济和人口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突出表现在核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弱，城市产业结构趋同、矛盾尖锐、城市职能及分工不明确、协同发展水平低等方面，都将影响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长期、健康和稳定发展。特别是当前长三角城市群面临着自身产业转型升级和外部其他城市群竞争的双重压力，迫切需要通过提高区域发展质量和整体竞争力来化解社会转型阵痛、金融危机压力以及资源环境约束诸多难题。
生态学中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概念最早由Grinel（1917）提出，在此后由诸多学者进行了丰富[1～3]。国内学者同样对生态位的内涵进行了相关探讨，并对不同城市的生态位进行了实证测度研究[4～6]。与此同时，随着生态位扩展理论[7，8]、生态位适宜度[9]、生态位态势理论与扩充假说[10]、生态位宽度[11]等跨学科内容不断涌现，生态位理论的应用也逐步渗透到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城市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空间拓展[12，13]、城市综合治理[14]、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15，16]等方面。基于此，本文拟借鉴生态位理论，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典型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4—2016年经济、社会、人口、环境以及城镇化数据，综合使用城市生态位宽度、分异度、重叠度以及系统聚类等分析方法，对各城市的资源利用、产业布局合理性以及整体城市群网络结构演进等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长三角城市群城市擴充、协同及错位发展的竞合策略，对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城市建设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
1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根据2016年5月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城市群在上海市和江苏、浙江、安徽三省部分城市范围内，具体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合肥、芜湖26个市，国土面积21.17万km2，约占全国的2.2%。本文使用综合指标评价法衡量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的综合发展质量，在选取指标时充分考虑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潜力，尽可能多维度、客观地反映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对各类资源的占有水平。具体构建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衡量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该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社会、人口、环境和城镇化5个方面，共包括24个指标。
2 研究方法
2.1 城市生态位宽度
在构建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衡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对各城市的生态位宽度进行计算。城市的生态位宽度表示资源利用状况，可用于反映在城市群中所处的位置，具体涵盖了“态”（资源要素总量）和“势”（资源要素总量的变化速率）两方面的内容。若以Ni表示城市i的生态位宽度，Si、Sj分别表示城市i和城市j的“态”，Pi、Pj分别表示城市i和城市j的“势”，Ai和Aj为量纲转换系数（本文选取的年份时间间隔为4年，故量纲转换系数为0.25），则城市生态位宽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2.2 城市生态位分异度
本文城市生态位分异度的计算参考Shannon-Wiener指数对于物种多样性的计算方式[17]，构建生态位分异度指数对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生态位之间的差异及结构变化进行测度，生态位分异度指数越小，表示各城市的生态位越相似，其间的竞争就越激烈[18]。若以C表示生态位分异度指数，Ni表示城市i的生态位宽度，表示生态位宽度均值， n表示城市个数，则城市生态位分异度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2.3 城市生态位重叠度
本文城市生态位重叠度的计算参考Pianka指数对于生态位重叠度的计算方式，对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重叠度进行测度[19]，生态位重叠度指数越小，表示两城市间的产业结构趋异、竞争减缓;反之，表示产业结构趋同、竞争加剧。若以Q表示城市生态位重叠指数，Xi、Yi表示两城市第i产业部门各占GDP的比重，则城市生态位重叠度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3 研究结果及分析
3.1 生态位演进分析
本文对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2004—2008年、2008—2012年和2012—2016年要素总量和生态位宽度进行比较分析（见图1）。结果表明：（1）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绝对量Si的多年变化不大，不同时段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绝对量保持了较为一致的增减趋势。其中，上海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最高，其余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均低于0.1。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排名第一的上海是排名倒数第一的舟山的10倍以上。原因在于：上海依托资源、交通、区位以及直辖市的优势条件，经济基础较好，相比之下，其他地级城市在以上各方面均不占优势。（2）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绝对量Si（资源占有程度）与生态位宽度Ni（资源利用程度）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同步变化趋势。其中，南京、苏州和合肥生态位宽度持续扩展，嘉兴、湖州和金华的生态位宽度则不断压缩，其余城市生态位宽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降。原因在于：城市的资源条件、经济基础、社会公共服务程度以及对外联系能力都会对资源利用程度产生影响，尤其体现在城市的资源占有方面。长三角城市群部分城市的非农产业占比较小、经济基础薄弱、交通等基础设施相对较差，因此这类地区的发展潜力并不大，生态位宽度相对较小。
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2004—2016年的生态位Ni进行了具体分析（见表2）。结果表明：上海、南京和苏州多年来的综合生态位排名比较靠前，上海的生态位远高于其他城市;镇江、铜陵和滁州多年来的综合生态位排名有较大提高，芜湖、湖州、池州和舟山的排名出现了较大下滑;合肥、扬州、南通和泰州多年来的综合生态位排名有较小提高，台州的排名稍有下滑。
3.2 生态位差异性分析
考虑到城市群是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经济、社会、人口、环境以及城镇化等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本文对各城市的经济、社会、人口、环境以及城镇化生态位分别进行计算，得到了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不同时段的生态位分异度指数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
从总体上看，各城市不同时段的综合生态位差异较小，且呈现出差异不断缩小的发展趋势。具体来说：各城市环境、社会、人口生态位的差异在2004—2012年不断增大，在2012—2016年大幅降低;各城市的经济生态位差异在2004—2016年一直较小，且呈现出差异继续缩小的变化趋势。这一趋势与综合生态位的变化趋势一致，表明经济生态位差异对于整体生态位结构差异的影响最深刻;各城市的城镇化生态位在2004—2008年差异较大，但在2008年后呈现出差异大幅缩小的发展趋势。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的生态位总体差异不断缩小，呈现出生态位趋同、竞争加剧的趋势。
3.3 生态位重叠度分析
在计算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综合生态位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和合肥5个生态位较高的城市为研究对象，求得2004—2016年各城市之间的生态位重叠指数，如表3所示。
从总体上看，2004—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主要城市的生态位重叠指数基本大于0.9，表明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竞争程度很高。就指数的多年变化趋势而言：（1）杭州与上海、苏州、南京两两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度在2004—2016年呈现出较小的绝对变化，表明产业结构趋同性增强，同质竞争日趋激烈。其中，南京与杭州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度绝对变化最小，表明南京与杭州之间的产业结构最为趋同。（2）合肥与城市群内各主要城市的生态位重叠度绝对变化均呈现相对较大的绝对变化，表明合肥与其他城市的产业结构趋异性在逐渐扩大，相互之间的同质竞争日趋减缓。以上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的整体分工布局与协调发展水平还不够高，部分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呈现上升趋势，且大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竞争优势差距不明显。
3.4 城市群网络结构分析
为了突出各城市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及长期趋势，本文分别以2004—2008、2008—2012和2012—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生态位值进行聚类分析（见表4）。综合各个时期各城市的生态位聚类结果，可将所有城市大致分为四个类型：上海为第Ⅰ类城市，在区域内优势明显;南京、苏州、杭州和合肥为第Ⅱ类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发挥着较大作用，对周边城市及各类要素具有较强的连接能力;其他城市为第Ⅲ、第Ⅳ类城市，生态位比较低，原因多是受到城市规模、经济水平、交通通达能力等的限制。
结合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的地理位置、综合发展水平、生态位大小、空间结构及发展潜力，本文将聚类分析得到的第Ⅰ类城市作为核心城市，第Ⅱ类城市作为节点城市，第Ⅲ、Ⅳ类城市因综合发展水平以及生态位之间的差距较小，作为网络城市。
已有研究在区域网络结构的构建方面有不同的标准和依据[20，21]。基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对于长三角城市群“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见图3），可知：（1）就城市群内各都市圈的发展趋势而言，南京、杭州、合肥和苏锡常都市圈内部均有发挥稳定作用的中心城市，而宁波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体现得不够明显。（2）就城市群内各发展带的发展趋势而言，除核心发展带中包括部分节点城市之外，其余发展带多由网络城市连接。从生态位宽度的视角分析，可以认为沿海、沿江、沪宁合杭甬和沪杭金四条发展带对资源占有和利用的程度不够深，内部城市聚合发展的程度不够高。同时，两条核心发展带的辐射带动作用还有待提升。（3）就2012—2016年的最新城市网络结构而言，长三角已经形成以上海为核心，南京、苏州、杭州和合肥为节点，其余21个城市为网络的“单核—四节点”发展轴的等级圈层结构。其中，上海应继续充分发挥区位、经济和辐射中心的功能，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南京、苏州、杭州和合肥应充分发挥区域的節点连接作用，基于自身发展基础塑造各个城市的特色，突出承接核心城市和引领网络城市的作用;其余网络城市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加强与核心城市和节点城市的合作，进而提高自身竞争力。 4 结语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绝对量的多年变化不大，且保持了较为一致的增减趋势;各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位宽度也保持了同步的变化趋势，表明各城市对资源占有和利用存在关联和影响关系;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的生态位总体差异不断缩小，呈现出生态位趋同、竞争加剧的趋势，其中经济生态位发挥的作用最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形成以上海为核心，南京、苏州、杭州和合肥为节点，其余21个城市为网络的“单核—四节点”等级圈层结构，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生态位扩充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应当基于自身实际情况合理扩充生态位，缓解城市间的竞争压力。当前除上海、南京等城市外，长三角城市群内大部分城市的生态位尚处于较低水平，因此需要将生态位扩充作为首要任务。具体来说，需要从加强规划主导、明确功能定位、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交通网络、加强生态保护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统筹考虑。
（2）生态位协同发展。长三角城市群需要注重不同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构建各展所长、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城市群发展格局，提升城市一体化发展水平和整体城市群综合竞争力。首先，缩小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以公共财政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为手段、以城市间的社会管理对接和协同为路径，实现公共服务在省际、市际的均衡化。再次，加强区域协同合作，充分调动并协调好社会各种力量，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一系列职能。
（3）生态位错位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应当明晰不同城市的功能定位，在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寻求彼此的错位发展方式，进而提升一体化发展的水平。应继续提高上海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服务功能，强化引领城市群发展的能力;应充分发挥节点城市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发挥节点城市杭州经济转型升级和改革创新的示范作用、发挥节点城市合肥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发挥节点城市苏州与上海的功能对接与互动，同时促进节点城市作为区域性增長极的作用;应继续立足网络城市的本地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在面对时间、空间和资源的竞争时减少与其他城市生态位的重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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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among the Citie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Shanghai Institute of Tourism CAI Mengmeng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LIU Yunlong
Abstract： As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ises to national strategy，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overall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ecological niche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26 typica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elects data in terms of of economy， society， population，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from 2004 to 2016， and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urban ecological niche and dynamic changes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y comprehensively using the analysis methods of urban ecological niche breadth， differentiation， overlap and systematic cluster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 the absolute amount of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each city has not changed much over the years， and it has maintained a relatively synchronized changing trend with the ecological niche breadth， that is， each city has an associative and influencing relationship in the resource occupation and utilization; ii. the overall differences of ecological niche among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shrinking， showing a trend of ecological niche convergence and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Among them， the economic niche plays the most significant role; iii.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have formed a“single-core-four-nod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with Shanghai as its core city， Nanjing， Suzhou， Hangzhou and Hefei as node cities， and the remaining 21 cities as network cities. In response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a number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ecological niche dislocation， expans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r reference.
Keywords： ecological niche theory; ecological niche breadth; ecological niche overlap;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关键词：生态位态势理论;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长三角城市群
本文索引：蔡蒙蒙，刘云龙.<标题>[J].中国商论，2021（21）：-006.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11（a）--06
长三角城市群位于我国东部沿海、沿江发达地区，自然禀赋优良、区位优势突出，是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最迅速、城市化程度最高、城镇分布最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截至2016年底，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建成了拥有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26市的多层次城镇体系。特别是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指出，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可以说，在当前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化发展的背景下，长三角城市群在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中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另外，虽然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发展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内部发展却并不均衡，在社会、经济和人口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突出表现在核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弱，城市产业结构趋同、矛盾尖锐、城市职能及分工不明确、协同发展水平低等方面，都将影响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长期、健康和稳定发展。特别是当前长三角城市群面临着自身产业转型升级和外部其他城市群竞争的双重压力，迫切需要通过提高区域发展质量和整体竞争力来化解社会转型阵痛、金融危机压力以及资源环境约束诸多难题。
生态学中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概念最早由Grinel（1917）提出，在此后由诸多学者进行了丰富[1～3]。国内学者同样对生态位的内涵进行了相关探讨，并对不同城市的生态位进行了实证测度研究[4～6]。与此同时，随着生态位扩展理论[7，8]、生态位适宜度[9]、生态位态势理论与扩充假说[10]、生态位宽度[11]等跨学科内容不断涌现，生态位理论的应用也逐步渗透到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城市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空间拓展[12，13]、城市综合治理[14]、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15，16]等方面。基于此，本文拟借鉴生态位理论，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典型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2004—2016年经济、社会、人口、环境以及城镇化数据，综合使用城市生态位宽度、分异度、重叠度以及系统聚类等分析方法，对各城市的资源利用、产业布局合理性以及整体城市群网络结构演进等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长三角城市群城市擴充、协同及错位发展的竞合策略，对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城市建设具有实际的参考价值。
1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根据2016年5月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城市群在上海市和江苏、浙江、安徽三省部分城市范围内，具体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合肥、芜湖26个市，国土面积21.17万km2，约占全国的2.2%。本文使用综合指标评价法衡量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的综合发展质量，在选取指标时充分考虑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潜力，尽可能多维度、客观地反映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对各类资源的占有水平。具体构建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衡量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该指标体系涵盖了经济、社会、人口、环境和城镇化5个方面，共包括24个指标。
2 研究方法
2.1 城市生态位宽度
在构建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衡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对各城市的生态位宽度进行计算。城市的生态位宽度表示资源利用状况，可用于反映在城市群中所处的位置，具体涵盖了“态”（资源要素总量）和“势”（资源要素总量的变化速率）两方面的内容。若以Ni表示城市i的生态位宽度，Si、Sj分别表示城市i和城市j的“态”，Pi、Pj分别表示城市i和城市j的“势”，Ai和Aj为量纲转换系数（本文选取的年份时间间隔为4年，故量纲转换系数为0.25），则城市生态位宽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2.2 城市生态位分异度
本文城市生态位分异度的计算参考Shannon-Wiener指数对于物种多样性的计算方式[17]，构建生态位分异度指数对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生态位之间的差异及结构变化进行测度，生态位分异度指数越小，表示各城市的生态位越相似，其间的竞争就越激烈[18]。若以C表示生态位分异度指数，Ni表示城市i的生态位宽度，表示生态位宽度均值， n表示城市个数，则城市生态位分异度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2.3 城市生态位重叠度
本文城市生态位重叠度的计算参考Pianka指数对于生态位重叠度的计算方式，对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重叠度进行测度[19]，生态位重叠度指数越小，表示两城市间的产业结构趋异、竞争减缓;反之，表示产业结构趋同、竞争加剧。若以Q表示城市生态位重叠指数，Xi、Yi表示两城市第i产业部门各占GDP的比重，则城市生态位重叠度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3 研究结果及分析
3.1 生态位演进分析
本文对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2004—2008年、2008—2012年和2012—2016年要素总量和生态位宽度进行比较分析（见图1）。结果表明：（1）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绝对量Si的多年变化不大，不同时段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绝对量保持了较为一致的增减趋势。其中，上海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最高，其余城市综合发展水平均低于0.1。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排名第一的上海是排名倒数第一的舟山的10倍以上。原因在于：上海依托资源、交通、区位以及直辖市的优势条件，经济基础较好，相比之下，其他地级城市在以上各方面均不占优势。（2）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绝对量Si（资源占有程度）与生态位宽度Ni（资源利用程度）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同步变化趋势。其中，南京、苏州和合肥生态位宽度持续扩展，嘉兴、湖州和金华的生态位宽度则不断压缩，其余城市生态位宽度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降。原因在于：城市的资源条件、经济基础、社会公共服务程度以及对外联系能力都会对资源利用程度产生影响，尤其体现在城市的资源占有方面。长三角城市群部分城市的非农产业占比较小、经济基础薄弱、交通等基础设施相对较差，因此这类地区的发展潜力并不大，生态位宽度相对较小。
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2004—2016年的生态位Ni进行了具体分析（见表2）。结果表明：上海、南京和苏州多年来的综合生态位排名比较靠前，上海的生态位远高于其他城市;镇江、铜陵和滁州多年来的综合生态位排名有较大提高，芜湖、湖州、池州和舟山的排名出现了较大下滑;合肥、扬州、南通和泰州多年来的综合生态位排名有较小提高，台州的排名稍有下滑。
3.2 生态位差异性分析
考虑到城市群是典型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经济、社会、人口、环境以及城镇化等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因此本文对各城市的经济、社会、人口、环境以及城镇化生态位分别进行计算，得到了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不同时段的生态位分异度指数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
从总体上看，各城市不同时段的综合生态位差异较小，且呈现出差异不断缩小的发展趋势。具体来说：各城市环境、社会、人口生态位的差异在2004—2012年不断增大，在2012—2016年大幅降低;各城市的经济生态位差异在2004—2016年一直较小，且呈现出差异继续缩小的变化趋势。这一趋势与综合生态位的变化趋势一致，表明经济生态位差异对于整体生态位结构差异的影响最深刻;各城市的城镇化生态位在2004—2008年差异较大，但在2008年后呈现出差异大幅缩小的发展趋势。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的生态位总体差异不断缩小，呈现出生态位趋同、竞争加剧的趋势。
3.3 生态位重叠度分析
在计算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综合生态位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和合肥5个生态位较高的城市为研究对象，求得2004—2016年各城市之间的生态位重叠指数，如表3所示。
从总体上看，2004—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主要城市的生态位重叠指数基本大于0.9，表明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竞争程度很高。就指数的多年变化趋势而言：（1）杭州与上海、苏州、南京两两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度在2004—2016年呈现出较小的绝对变化，表明产业结构趋同性增强，同质竞争日趋激烈。其中，南京与杭州之间的生态位重叠度绝对变化最小，表明南京与杭州之间的产业结构最为趋同。（2）合肥与城市群内各主要城市的生态位重叠度绝对变化均呈现相对较大的绝对变化，表明合肥与其他城市的产业结构趋异性在逐渐扩大，相互之间的同质竞争日趋减缓。以上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的整体分工布局与协调发展水平还不够高，部分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呈现上升趋势，且大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竞争优势差距不明显。
3.4 城市群网络结构分析
为了突出各城市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及长期趋势，本文分别以2004—2008、2008—2012和2012—2016年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生态位值进行聚类分析（见表4）。综合各个时期各城市的生态位聚类结果，可将所有城市大致分为四个类型：上海为第Ⅰ类城市，在区域内优势明显;南京、苏州、杭州和合肥为第Ⅱ类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发挥着较大作用，对周边城市及各类要素具有较强的连接能力;其他城市为第Ⅲ、第Ⅳ类城市，生态位比较低，原因多是受到城市规模、经济水平、交通通达能力等的限制。
结合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的地理位置、综合发展水平、生态位大小、空间结构及发展潜力，本文将聚类分析得到的第Ⅰ类城市作为核心城市，第Ⅱ类城市作为节点城市，第Ⅲ、Ⅳ类城市因综合发展水平以及生态位之间的差距较小，作为网络城市。
已有研究在区域网络结构的构建方面有不同的标准和依据[20，21]。基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对于长三角城市群“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见图3），可知：（1）就城市群内各都市圈的发展趋势而言，南京、杭州、合肥和苏锡常都市圈内部均有发挥稳定作用的中心城市，而宁波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体现得不够明显。（2）就城市群内各发展带的发展趋势而言，除核心发展带中包括部分节点城市之外，其余发展带多由网络城市连接。从生态位宽度的视角分析，可以认为沿海、沿江、沪宁合杭甬和沪杭金四条发展带对资源占有和利用的程度不够深，内部城市聚合发展的程度不够高。同时，两条核心发展带的辐射带动作用还有待提升。（3）就2012—2016年的最新城市网络结构而言，长三角已经形成以上海为核心，南京、苏州、杭州和合肥为节点，其余21个城市为网络的“单核—四节点”发展轴的等级圈层结构。其中，上海应继续充分发挥区位、经济和辐射中心的功能，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南京、苏州、杭州和合肥应充分发挥区域的節点连接作用，基于自身发展基础塑造各个城市的特色，突出承接核心城市和引领网络城市的作用;其余网络城市应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加强与核心城市和节点城市的合作，进而提高自身竞争力。 4 结语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各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绝对量的多年变化不大，且保持了较为一致的增减趋势;各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位宽度也保持了同步的变化趋势，表明各城市对资源占有和利用存在关联和影响关系;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的生态位总体差异不断缩小，呈现出生态位趋同、竞争加剧的趋势，其中经济生态位发挥的作用最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已经形成以上海为核心，南京、苏州、杭州和合肥为节点，其余21个城市为网络的“单核—四节点”等级圈层结构，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生态位扩充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应当基于自身实际情况合理扩充生态位，缓解城市间的竞争压力。当前除上海、南京等城市外，长三角城市群内大部分城市的生态位尚处于较低水平，因此需要将生态位扩充作为首要任务。具体来说，需要从加强规划主导、明确功能定位、优化产业结构、完善交通网络、加强生态保护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统筹考虑。
（2）生态位协同发展。长三角城市群需要注重不同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构建各展所长、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城市群发展格局，提升城市一体化发展水平和整体城市群综合竞争力。首先，缩小城市群内部的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以公共财政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为手段、以城市间的社会管理对接和协同为路径，实现公共服务在省际、市际的均衡化。再次，加强区域协同合作，充分调动并协调好社会各种力量，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一系列职能。
（3）生态位错位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应当明晰不同城市的功能定位，在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寻求彼此的错位发展方式，进而提升一体化发展的水平。应继续提高上海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服务功能，强化引领城市群发展的能力;应充分发挥节点城市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发挥节点城市杭州经济转型升级和改革创新的示范作用、发挥节点城市合肥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发挥节点城市苏州与上海的功能对接与互动，同时促进节点城市作为区域性增長极的作用;应继续立足网络城市的本地比较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在面对时间、空间和资源的竞争时减少与其他城市生态位的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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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among the Citie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Shanghai Institute of Tourism CAI Mengmeng
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 LIU Yunlong
Abstract： As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ises to national strategy，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overall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ecological niche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26 typica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elects data in terms of of economy， society， population，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from 2004 to 2016， and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urban ecological niche and dynamic changes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y comprehensively using the analysis methods of urban ecological niche breadth， differentiation， overlap and systematic clustering.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 the absolute amount of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each city has not changed much over the years， and it has maintained a relatively synchronized changing trend with the ecological niche breadth， that is， each city has an associative and influencing relationship in the resource occupation and utilization; ii. the overall differences of ecological niche among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shrinking， showing a trend of ecological niche convergence and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Among them， the economic niche plays the most significant role; iii.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have formed a“single-core-four-nod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with Shanghai as its core city， Nanjing， Suzhou， Hangzhou and Hefei as node cities， and the remaining 21 cities as network cities. In response to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a number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ecological niche dislocation， expans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r reference.
Keywords： ecological niche theory; ecological niche breadth; ecological niche overlap;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