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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从1978年到今天，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整整40年的历程。对于一个人来说，刚刚步入不惑之年；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更是一瞬间的时光。但这段时光却意义重大，大到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特开设“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专栏，让那些最具代表性的亲历者、参与者、成功者，与读者共同见证中国所经历的发展变化和取得的非凡成就。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美宣布建交；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这一年，胡鞍钢从一名地质勘探队员成为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
1992年，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银河—Ⅱ”10亿次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式开播。这一年，胡鞍钢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并于次年回国。
2001年，改革开放跨入新千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上海举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国申奥成功。这一年，胡鞍钢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并获得了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
“中国为什么会迅速崛起？我认为源于创新。而过去40年最大的创新是什么？就是开拓了一条‘中国之路’。”在《环球人物》安排的采访室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对记者说。回顾40年历程，中国人走的道路有过波折、险阻，却义无反顾。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轨迹，最终汇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通衢。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胡鞍钢把改革开放的前10年称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黄金时代”。这是他从本科读到博士、为学术研究打基础的阶段，也是中国经济从封闭的状态中初步开放，为后来的腾飞积蓄力量的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的目标是要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胡鞍钢说。1953年出生的他，名字就与“站起来”有关。
“我父母都是上海交大毕业的。我出生的时候，国家正在搞‘一五计划’，鞍钢是首批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父母都参与其中。给我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有纪念意义。”1969年，胡鞍钢作为知识青年到北大荒下乡，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1976年，他进入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开始在艰苦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从事勘探工作，这段生活为他日后进行国情研究提供了实践体验。两年后他考入大学，开始走上学术道路。
胡鞍钢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大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极贫到温饱、小康水平、小康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645亿元，用了8年时间才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又用了5年增加到2万亿元。
1991年—2001年，中国GDP平均每年上升1万亿元；2002年—2006年平均每年上升2万亿元；之后每两年上升10万亿元。2014年，中国GDP总量首次突破60万亿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第一次突破了10万亿美元大关。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当时我们根据研究认为，从1980年到2020年，中国至少有40年的经济腾飞期，GDP增速平均为5.8%。而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数字太保守了，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实际平均增速是9.6%，发展超出预期。”
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要解决国内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还要面对来自外部的质疑声。胡鞍钢清楚地记得，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中国问题专家”Susan Shirk（中文名谢淑丽）于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叫《脆弱的超级大国》。
“她认为中国在经济实力上将是超级大国，但在政治、领导人心理等方面却非常脆弱，怕这怕那。现在再看这些观点，我们应该更有自信。”
胡鞍钢认为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发展阶段是非常清晰的：“第一个阶段是初步成长期，从‘一穷二白’到奠定各个领域的基础，真正让中国站起来；第二个阶段是迅速成长期，让人民富裕起来；第三个阶段是强盛期，也就是现在，我们进入了创新强国的时代。改革开放主要是后两个阶段。”
放到历史中，40年不过一瞬间；放到人生中，40年却是漫长的过程。当时间超出普通人所能观测的视野，如何保持自信和定力是一件重要的事。
“中国人能找到自信是非常关键的。這是从毛泽东时代就树立的信念。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和西方的差距非常大，但邓小平在1982年就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不照搬西方模式。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是必要的，但我们从来不迷信别人，而是一直坚持自己的道路和理想。”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
去美国留学前，胡鞍钢就决定学成后一定要回国。“作为中国的学者，我们的学术追求是什么？学术责任是什么？学术舞台在哪里？我反复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最后的结论是：我们追求的是与开放相伴，与改革俱进，与中国兴盛同行。”
早在1985年，胡鞍钢就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出版于1988年的《生存与发展》是他的警世之作。在这本书中，胡鞍钢把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问题纳入中国中长期发展体系中。针对当时经济发展中的“急于求成”，他认为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持久战”。同时，胡鞍钢提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选择西方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探索一种新的非传统模式，如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等。
1993年回国后，胡鞍钢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国情研究，2000年正式加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先后担任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国情研究院院长。
“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国情研究；二是教书育人。前者要登高望远，后者要厚积薄发。”胡鞍钢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有十几亿人参与，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这本身就为创新提供了认识来源。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美宣布建交；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这一年，胡鞍钢从一名地质勘探队员成为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
1992年，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银河—Ⅱ”10亿次巨型计算机研制成功；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正式开播。这一年，胡鞍钢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并于次年回国。
2001年，改革开放跨入新千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上海举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国申奥成功。这一年，胡鞍钢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并获得了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
“中国为什么会迅速崛起？我认为源于创新。而过去40年最大的创新是什么？就是开拓了一条‘中国之路’。”在《环球人物》安排的采访室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对记者说。回顾40年历程，中国人走的道路有过波折、险阻，却义无反顾。我们每一个人前行的轨迹，最终汇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通衢。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胡鞍钢把改革开放的前10年称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黄金时代”。这是他从本科读到博士、为学术研究打基础的阶段，也是中国经济从封闭的状态中初步开放，为后来的腾飞积蓄力量的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的目标是要从‘站起来’到‘富起来’。”胡鞍钢说。1953年出生的他，名字就与“站起来”有关。
“我父母都是上海交大毕业的。我出生的时候，国家正在搞‘一五计划’，鞍钢是首批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父母都参与其中。给我起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有纪念意义。”1969年，胡鞍钢作为知识青年到北大荒下乡，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1976年，他进入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开始在艰苦恶劣的自然条件下从事勘探工作，这段生活为他日后进行国情研究提供了实践体验。两年后他考入大学，开始走上学术道路。
胡鞍钢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大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极贫到温饱、小康水平、小康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645亿元，用了8年时间才上升到1986年的1万亿元，又用了5年增加到2万亿元。
1991年—2001年，中国GDP平均每年上升1万亿元；2002年—2006年平均每年上升2万亿元；之后每两年上升10万亿元。2014年，中国GDP总量首次突破60万亿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第一次突破了10万亿美元大关。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11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当时我们根据研究认为，从1980年到2020年，中国至少有40年的经济腾飞期，GDP增速平均为5.8%。而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数字太保守了，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实际平均增速是9.6%，发展超出预期。”
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要解决国内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还要面对来自外部的质疑声。胡鞍钢清楚地记得，美国前副助理国务卿、“中国问题专家”Susan Shirk（中文名谢淑丽）于2007年出版的一本书，叫《脆弱的超级大国》。
“她认为中国在经济实力上将是超级大国，但在政治、领导人心理等方面却非常脆弱，怕这怕那。现在再看这些观点，我们应该更有自信。”
胡鞍钢认为从1949年至今，中国的发展阶段是非常清晰的：“第一个阶段是初步成长期，从‘一穷二白’到奠定各个领域的基础，真正让中国站起来；第二个阶段是迅速成长期，让人民富裕起来；第三个阶段是强盛期，也就是现在，我们进入了创新强国的时代。改革开放主要是后两个阶段。”
放到历史中，40年不过一瞬间；放到人生中，40年却是漫长的过程。当时间超出普通人所能观测的视野，如何保持自信和定力是一件重要的事。
“中国人能找到自信是非常关键的。這是从毛泽东时代就树立的信念。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和西方的差距非常大，但邓小平在1982年就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不照搬西方模式。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是必要的，但我们从来不迷信别人，而是一直坚持自己的道路和理想。”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
去美国留学前，胡鞍钢就决定学成后一定要回国。“作为中国的学者，我们的学术追求是什么？学术责任是什么？学术舞台在哪里？我反复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最后的结论是：我们追求的是与开放相伴，与改革俱进，与中国兴盛同行。”
早在1985年，胡鞍钢就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出版于1988年的《生存与发展》是他的警世之作。在这本书中，胡鞍钢把人口、资源、环境、粮食等问题纳入中国中长期发展体系中。针对当时经济发展中的“急于求成”，他认为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持久战”。同时，胡鞍钢提出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可能选择西方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只能独辟蹊径，根据中国国情，探索一种新的非传统模式，如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等。
1993年回国后，胡鞍钢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国情研究，2000年正式加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先后担任国情研究中心主任、国情研究院院长。
“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国情研究；二是教书育人。前者要登高望远，后者要厚积薄发。”胡鞍钢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有十几亿人参与，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实践，这本身就为创新提供了认识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