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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作家肯·凯西的著作《飞越疯人院》是反文化运动小说的经典之作。其中的叙事者勃鲁姆顿在遭遇创伤后精神状态不稳定，失去自我身份认同感，挣扎在自我异化的世界。但与主人公麦克默菲相遇后，勃鲁姆顿走上了治愈创伤的道路，最终重建自我。创伤理论观点认为，重建创伤叙事对创伤复原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创伤叙事角度出发，探析印第安后裔的创伤根源，进而揭示其复原创伤之路，旨在鼓励创伤个体接受过去，重获力量，直面生活，也对创伤个体寻求创伤复原途径拥有一定启示意义。
关键词：《飞越疯人院》;创伤理论;印第安族裔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10-0015-02
0引言
肯·凯西是美国垮掉派作家，是反文化运动的先驱，嬉皮士的代表人物。肯·凯西本人对20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工业化社会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肯·凯西在经历一次迷幻药物研究的实验后，深陷迷幻药物作用，并依据此经历创作出《飞越疯人院》。小说以精神病院为社会微观缩影，刻画了一群在工业化机制影响下，受到不同程度创伤并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并使读者通过一名印第安酋长的视角感受个体遭受创伤后的生存困境与自我认同的过程。
酋长的惨痛经历是北美印第安部落群体创伤的个体体现。细读文本后，不难感知，只有根植于创伤的具象化体现，剖析创伤根源才能寻求一条创伤复原之路。
1创伤理论与文学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朱迪斯·赫尔曼著作《创伤与康复》为创伤理论概念发展做出贡献。该书从社会背景角度分析个体创伤经历，打破传统治疗创伤的方式，开创创伤复原新视角。
目前，在传统研究方法受到多样化新方法的挑战下，创伤理论研究逐渐多元化。在文学领域，创伤研究倾向形成一种涵盖文学体裁多样性，作者经验多样化的脱离单一研究形式的多元创伤观。这表明，创伤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潜质与发展可能[1]。
2创伤表征：困顿与分割
勃鲁姆顿以叙事者的身份，講述了麦克默菲在精神病院中的一系列反叛行为及其最后悲剧性的结局。读者通过肯·凯西所构建的受创者的精神世界，感知主体在遭遇创伤后的心理运作机制。对惨痛的创伤经历的回避，会使创伤主体会产生叙事障碍，无法将过往沉重的创伤经历完整表述，甚至在饱受回忆的痛苦和自我压抑之下，失去了个体完整性，困顿于创伤领域，而产生了个人世界的异化，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一是创伤领域，另一个是现在的、通常生活的领域。两个世界很难沟通”[2]。在《飞越疯人院》中，勃鲁姆顿的叙事中，时常穿插着闪回，尤其当他在现实世界中，感受到危险事发生之时，如此反复跳脱，致使勃鲁姆顿受困于往事，而使自身世界分化最终产生割裂。
勃鲁姆顿的创伤不仅表征于其自身世界的分割，同时体现在其与外部世界的割裂。勃鲁姆顿亲眼目睹了父亲，这位印第安老酋长在失去家园造成的精神痛苦的侵蚀下，终日惶惶，酗酒，最终身亡的悲剧。而后勃鲁姆顿孤身一人，背井离乡地生活在疯人院中，遭受疯人院中以大护士为代表的“康拜因”大机器的管控。在疯人院的生活时期，勃鲁姆顿一直装聋作哑，不与他人交流，这一行为成为其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最大障碍。美国语言学家伊莱娜·斯卡里认为痛苦有着不可分享性的特征。创伤主体的痛苦无法用语言完整表述，而其语言功能受到了痛苦的破坏。创伤痛苦埋藏在勃鲁姆顿的心中，这位印第安酋长用沉默将自身置于一个异化的空间，一个与现实世界断联的空间。
在《飞越疯人院》中，博鲁姆顿受创后的整体创伤表征，从其内心困顿到自我世界异化的过程，展现了个体在遭受创伤后的心理运作机制。
3创伤根源：压抑与冲突
肯·凯西投身于反文化运动中，用一种喧嚣与张扬的方式抨击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制度中的弊端，深刻担忧人类在工业化文明的强烈冲击之下的生存境况。
3.1工业化制度的压抑
肯凯西用精神病院展现工业化社会对机构的操控，并通过勃鲁姆顿，这一因工业发展进程而被迫失去家园的北美印第安人，来谴责工业化制度无情的一面。酋长经历父亲死亡的重创后，生出了对工业化社会的恐惧，把这个吞噬其家园，充斥着各种机器新制度看成了“联合机制”。酋长对“联合机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知，内心深刻感知它的力量与其操控人的方式。在精神病院中，病人们都受大护士拉切特的管控，内心恐惧其各种残忍的管理手段，但酋长十分清楚，拉切特也只是“联合机制”下的一员，甚至处于一个边缘位置。
在精神病院中，大护士的管制方式就是工业化制度对人操控的微缩代表。大护士让病人按照精确的时间表作息，如同机器的流水线作业，将病人们物化成为单向度的工业化产品，甚至不惜用安眠药来达到目的。这种强制性生活，并不能真正的治愈病人的伤痛，而是用手段营造出病人们正处在趋于恢复的假象。这是工业化制度体系对个体个性的压抑，标准化的管理过程削弱了一切个性化的存在，人类逐渐陷入一种生存困境，在个体本性多样化与工业化制度单一化中挣扎求生。生存于这种困境中，如勃鲁姆顿一般的人就成为了牺牲品，以边缘者的身份观察着制度下的各种病态人生。
3.2异质文明的冲突
此外，异质文化相互交融时所表露出的冲突，致使酋长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逐渐缺失。身为印第安人，酋长一直接受着贴近自然的农耕化文明，根植于土地之上，远离机械化的喧嚣。在工业化文明不可阻挡的发展拓张的大时代背景中，酋长游离在文化冲击的间隙中，失去自我民族身份认同感，难以接受异质文明的管治体系。进而成长为异质文明冲击之下的边缘个体，失去在社会中与他人的联结感，无法建立相互信任的亲密关系[3]。
勃鲁姆顿渴望获得一种认同感，可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侵蚀，催使勃鲁姆顿生出迷茫感与疏离感。自然是印第安文明中的重要存在，印第安文明崇尚自然和谐的生存方式，但工业化文明在最初拓张时，展现出的侵略性是与印第安文明和谐性的对立工业化文明以野蛮的手段侵略了美洲大陆，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美化其侵略性的本质，将一切异质文明异边缘化。老酋长在拒绝签署卖地协约后，惨遭毒打与指责，这是对其威胁的警示，其背后是强大的工业制度的权力体现，表露出其背后的同化性实质。这种同化性对印第安文明的侵蚀，使酋长陷入创伤的痛苦。创伤在勃鲁姆顿的心里幻化成了“迷雾”，使其失去感知能力，游离于一切之外。这是工业化文明侵蚀之下，现代人心理特质的表征，也是受创个体在历经抵抗与逃脱后，自身陷入的混乱无序。 4创伤复原：重建与解脱
赫尔曼认为无助感和孤立感是精神创伤的核心经历，“重获自主权和再建联系感则是复原的核心经历[4]”。
麦克墨菲崇尚自由，反抗被束缚的精神成为酋长迷茫生活中的一道光。勃鲁姆顿在其影响下，开始正视过去的创伤。达涅利强调，发掘患者早期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对患者的生活“改造其流动进程”，并恢复患者当下与过去的连贯感[4]。酋长审视着过去创伤事件，意识到时间的流动性，对当下生活有了新的阐释，不再认为自身的话语权应当沉寂，对自身身份产生了新的定义。由此，酋长主观争取曾经失去的自主权，在最后一次电击治疗时，只用了一天就从中恢复过来。
此外，重新建立与外部的联系感对创伤复原有重要意义。在酋长创伤复原的过程中，麦克默菲引导其主动修复曾经破碎的信念，麦克默菲清楚地告诉酋长，“我发誓你是我见过最高大的印第安人”[5]。而在此之后，麦克默菲的训练让酋长重新获得了力量，变得强大。酋长开始积极参与这个世界，与其他病人交流，而那些困擾着酋长许久的迷茫感与疏离感为力量与信念所代替。最终，酋长冲破了恐惧与伤痛的禁锢，奋起反抗，奔向原野。
肯·凯西由此也为遭遇创伤的印第安民族恢复自身主导权，创造了希望。正视过去遭遇冲击的历史，审视自身地位的象征，找寻身份认同感，重建民族力量与信念，正是印第安民族需要经历的过程。
5总结
肯·凯西的《飞越疯人院》表现出反文化运动的鲜明立场。印第安叙事者勃鲁姆顿个人创伤经历是北美印第安民族整体的微缩代表，酋长的创伤根源表露出肯·凯西对工业化进程中侵略性，野蛮性的批判。印第安文明与工业化文明碰撞，承载着印第安民族的命运。肯·凯西重提这段历史，探究其创伤根源，为民族走出创伤阴影提供途径。勃鲁姆顿挣脱枷锁，重获自主权的过程，表明了创伤复原要创伤个体内部打破自我异化的世界，主观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才能获取力量抵抗创伤痛苦，重塑自身。肯·凯西的《飞越疯人院》为创伤个体寻求复原的途径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赵雪梅.文学创伤理论评述—历史、现状与反思[J].文艺理论研究，2019（1）：201-211.
[2][美]Kolk，Bessel A.Van Der and Onno Van Der Hart. "The Intrusive Past：The Flexibility of Memory and the Engraving of Trauma，"Traurma：Explorations in Memory[M].By Cathy Caruth.ed.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
[3]董秋芳.亚裔美国女性的疗伤之旅：创伤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娃娃》[J].华文文学，2018（2）：66-73.
[4]朱迪斯·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浙江：杭州工业出版社，2015.
[5]肯·凯西.《飞越疯人院》[M].胡红，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责编：王锦）
关键词：《飞越疯人院》;创伤理论;印第安族裔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10-0015-02
0引言
肯·凯西是美国垮掉派作家，是反文化运动的先驱，嬉皮士的代表人物。肯·凯西本人对20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工业化社会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肯·凯西在经历一次迷幻药物研究的实验后，深陷迷幻药物作用，并依据此经历创作出《飞越疯人院》。小说以精神病院为社会微观缩影，刻画了一群在工业化机制影响下，受到不同程度创伤并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并使读者通过一名印第安酋长的视角感受个体遭受创伤后的生存困境与自我认同的过程。
酋长的惨痛经历是北美印第安部落群体创伤的个体体现。细读文本后，不难感知，只有根植于创伤的具象化体现，剖析创伤根源才能寻求一条创伤复原之路。
1创伤理论与文学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朱迪斯·赫尔曼著作《创伤与康复》为创伤理论概念发展做出贡献。该书从社会背景角度分析个体创伤经历，打破传统治疗创伤的方式，开创创伤复原新视角。
目前，在传统研究方法受到多样化新方法的挑战下，创伤理论研究逐渐多元化。在文学领域，创伤研究倾向形成一种涵盖文学体裁多样性，作者经验多样化的脱离单一研究形式的多元创伤观。这表明，创伤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潜质与发展可能[1]。
2创伤表征：困顿与分割
勃鲁姆顿以叙事者的身份，講述了麦克默菲在精神病院中的一系列反叛行为及其最后悲剧性的结局。读者通过肯·凯西所构建的受创者的精神世界，感知主体在遭遇创伤后的心理运作机制。对惨痛的创伤经历的回避，会使创伤主体会产生叙事障碍，无法将过往沉重的创伤经历完整表述，甚至在饱受回忆的痛苦和自我压抑之下，失去了个体完整性，困顿于创伤领域，而产生了个人世界的异化，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一是创伤领域，另一个是现在的、通常生活的领域。两个世界很难沟通”[2]。在《飞越疯人院》中，勃鲁姆顿的叙事中，时常穿插着闪回，尤其当他在现实世界中，感受到危险事发生之时，如此反复跳脱，致使勃鲁姆顿受困于往事，而使自身世界分化最终产生割裂。
勃鲁姆顿的创伤不仅表征于其自身世界的分割，同时体现在其与外部世界的割裂。勃鲁姆顿亲眼目睹了父亲，这位印第安老酋长在失去家园造成的精神痛苦的侵蚀下，终日惶惶，酗酒，最终身亡的悲剧。而后勃鲁姆顿孤身一人，背井离乡地生活在疯人院中，遭受疯人院中以大护士为代表的“康拜因”大机器的管控。在疯人院的生活时期，勃鲁姆顿一直装聋作哑，不与他人交流，这一行为成为其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最大障碍。美国语言学家伊莱娜·斯卡里认为痛苦有着不可分享性的特征。创伤主体的痛苦无法用语言完整表述，而其语言功能受到了痛苦的破坏。创伤痛苦埋藏在勃鲁姆顿的心中，这位印第安酋长用沉默将自身置于一个异化的空间，一个与现实世界断联的空间。
在《飞越疯人院》中，博鲁姆顿受创后的整体创伤表征，从其内心困顿到自我世界异化的过程，展现了个体在遭受创伤后的心理运作机制。
3创伤根源：压抑与冲突
肯·凯西投身于反文化运动中，用一种喧嚣与张扬的方式抨击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制度中的弊端，深刻担忧人类在工业化文明的强烈冲击之下的生存境况。
3.1工业化制度的压抑
肯凯西用精神病院展现工业化社会对机构的操控，并通过勃鲁姆顿，这一因工业发展进程而被迫失去家园的北美印第安人，来谴责工业化制度无情的一面。酋长经历父亲死亡的重创后，生出了对工业化社会的恐惧，把这个吞噬其家园，充斥着各种机器新制度看成了“联合机制”。酋长对“联合机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知，内心深刻感知它的力量与其操控人的方式。在精神病院中，病人们都受大护士拉切特的管控，内心恐惧其各种残忍的管理手段，但酋长十分清楚，拉切特也只是“联合机制”下的一员，甚至处于一个边缘位置。
在精神病院中，大护士的管制方式就是工业化制度对人操控的微缩代表。大护士让病人按照精确的时间表作息，如同机器的流水线作业，将病人们物化成为单向度的工业化产品，甚至不惜用安眠药来达到目的。这种强制性生活，并不能真正的治愈病人的伤痛，而是用手段营造出病人们正处在趋于恢复的假象。这是工业化制度体系对个体个性的压抑，标准化的管理过程削弱了一切个性化的存在，人类逐渐陷入一种生存困境，在个体本性多样化与工业化制度单一化中挣扎求生。生存于这种困境中，如勃鲁姆顿一般的人就成为了牺牲品，以边缘者的身份观察着制度下的各种病态人生。
3.2异质文明的冲突
此外，异质文化相互交融时所表露出的冲突，致使酋长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逐渐缺失。身为印第安人，酋长一直接受着贴近自然的农耕化文明，根植于土地之上，远离机械化的喧嚣。在工业化文明不可阻挡的发展拓张的大时代背景中，酋长游离在文化冲击的间隙中，失去自我民族身份认同感，难以接受异质文明的管治体系。进而成长为异质文明冲击之下的边缘个体，失去在社会中与他人的联结感，无法建立相互信任的亲密关系[3]。
勃鲁姆顿渴望获得一种认同感，可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侵蚀，催使勃鲁姆顿生出迷茫感与疏离感。自然是印第安文明中的重要存在，印第安文明崇尚自然和谐的生存方式，但工业化文明在最初拓张时，展现出的侵略性是与印第安文明和谐性的对立工业化文明以野蛮的手段侵略了美洲大陆，占据主流话语地位，美化其侵略性的本质，将一切异质文明异边缘化。老酋长在拒绝签署卖地协约后，惨遭毒打与指责，这是对其威胁的警示，其背后是强大的工业制度的权力体现，表露出其背后的同化性实质。这种同化性对印第安文明的侵蚀，使酋长陷入创伤的痛苦。创伤在勃鲁姆顿的心里幻化成了“迷雾”，使其失去感知能力，游离于一切之外。这是工业化文明侵蚀之下，现代人心理特质的表征，也是受创个体在历经抵抗与逃脱后，自身陷入的混乱无序。 4创伤复原：重建与解脱
赫尔曼认为无助感和孤立感是精神创伤的核心经历，“重获自主权和再建联系感则是复原的核心经历[4]”。
麦克墨菲崇尚自由，反抗被束缚的精神成为酋长迷茫生活中的一道光。勃鲁姆顿在其影响下，开始正视过去的创伤。达涅利强调，发掘患者早期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对患者的生活“改造其流动进程”，并恢复患者当下与过去的连贯感[4]。酋长审视着过去创伤事件，意识到时间的流动性，对当下生活有了新的阐释，不再认为自身的话语权应当沉寂，对自身身份产生了新的定义。由此，酋长主观争取曾经失去的自主权，在最后一次电击治疗时，只用了一天就从中恢复过来。
此外，重新建立与外部的联系感对创伤复原有重要意义。在酋长创伤复原的过程中，麦克默菲引导其主动修复曾经破碎的信念，麦克默菲清楚地告诉酋长，“我发誓你是我见过最高大的印第安人”[5]。而在此之后，麦克默菲的训练让酋长重新获得了力量，变得强大。酋长开始积极参与这个世界，与其他病人交流，而那些困擾着酋长许久的迷茫感与疏离感为力量与信念所代替。最终，酋长冲破了恐惧与伤痛的禁锢，奋起反抗，奔向原野。
肯·凯西由此也为遭遇创伤的印第安民族恢复自身主导权，创造了希望。正视过去遭遇冲击的历史，审视自身地位的象征，找寻身份认同感，重建民族力量与信念，正是印第安民族需要经历的过程。
5总结
肯·凯西的《飞越疯人院》表现出反文化运动的鲜明立场。印第安叙事者勃鲁姆顿个人创伤经历是北美印第安民族整体的微缩代表，酋长的创伤根源表露出肯·凯西对工业化进程中侵略性，野蛮性的批判。印第安文明与工业化文明碰撞，承载着印第安民族的命运。肯·凯西重提这段历史，探究其创伤根源，为民族走出创伤阴影提供途径。勃鲁姆顿挣脱枷锁，重获自主权的过程，表明了创伤复原要创伤个体内部打破自我异化的世界，主观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才能获取力量抵抗创伤痛苦，重塑自身。肯·凯西的《飞越疯人院》为创伤个体寻求复原的途径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赵雪梅.文学创伤理论评述—历史、现状与反思[J].文艺理论研究，2019（1）：201-211.
[2][美]Kolk，Bessel A.Van Der and Onno Van Der Hart. "The Intrusive Past：The Flexibility of Memory and the Engraving of Trauma，"Traurma：Explorations in Memory[M].By Cathy Caruth.ed.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
[3]董秋芳.亚裔美国女性的疗伤之旅：创伤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娃娃》[J].华文文学，2018（2）：66-73.
[4]朱迪斯·赫尔曼.创伤与复原[M].施宏达，陈文琪，译.浙江：杭州工业出版社，2015.
[5]肯·凯西.《飞越疯人院》[M].胡红，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责编：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