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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教医学是一门带有鲜明道教色彩的中华传统医学流派，其医学模式是熔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精神信仰治疗于一炉的综合性、多元化的医学模式。道教医学模式的确立有其深厚的宗教哲学基础，道教天人合一观是其重要的认识论基础，而道教合修众术的修道思想则是它多元化模式赖以形成的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道教；医学；哲学基础
道教医学作为宗教与医学相互交叉、融通的产物，是道教徒围绕其宗教信仰、教义和目的，为了解决其生与死这类宗教基本问题，在与传统医学相互交融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医学体系。道教医学是一门带有鲜明道教色彩的中华传统医学流派，其医学模式是熔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精神信仰治疗于一炉的综合性、多元化的医学模式。其特征有，其一，道教医学虽属宗教医学的范畴，但并不排斥世俗医学，奉行“先医药，后符咒”的原则，把符咒治病术与药物疗法结合起来；其二，善于运用信仰疗法和各种自然疗法对病人进行心理治疗；其三，道教医家对疾病的诊治不单是从个体身心的治疗着手，而且还注意到外界自然、社会环境因素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强调对外界环境的“治理”，此乃道教特有的“医世”思想。道教医学模式的确立有其深厚的宗教哲学基础，道教天人合一观是其重要的认识论基础，而道教合修众术的修道思想则是它多元化模式赖以形成的方法论基础。
一、道教天人合一观是道教医学模式建立的重要认识论基础
由于生存与延年益寿的需要，道门中人积极探讨天与人的关系，并且形成了丰富的思想，其核心乃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天地生人。这集中表现在道教宇宙生化论中。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起源于道，道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万物之中。道家老庄列文将道视为宇宙本源，万物均源于道，这就是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有形万物生成之后，无形之道并未消亡，而是隐藏于万物之中，所以万物之中皆有道，只是各有形物中的道随其形体不同而不同，道以不同形式存在于万物之中。
道教继承了这种观点，顺而提出遵道之说，将遵道作为天人之间良好感应的基础。例如《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继承老子《道德经》说：“道在太极之先，超乎天地形器之外，是未有天地万物之初，已有此道。剖判之后，在天为日月星斗、风雨雷霆，在人为仁义道德，在地为草木山河，在序为春夏秋冬，在时为冷暖晦晴，在教则存诚炼性，在法为功赏罪刑。”[2]这里不仅指出了“道”的先验性和客观性，而且说明了道随物体的产生化为不同的形式；不仅天地时序等自然万物有“道”的不同形式，而且人类社会的人、教、法均为“道”的不同体现形式，也就是“道”存在于具体的有形万物之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至于万物的具体形成过程，《道德真经指归》中说：“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自然者，无物所使之名也，即道。自然一变而生神，神通而成和，和散而成气，气结而成形。”[3]这段话指出形的直接来源为气，但并不是任何气均能生物，生物之气为冲和之气，而这种冲和之气来源于自然，自然即道。我们由此观之，道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是以气为桥梁的。道典也谓：“元气于眇莽之内，幽冥之外，生乎空洞；空洞之内，生乎太无；太无变而三气明焉……故一生二，二生三，三者化生以至九玄，从九反一，乃入道真。气清成天，滓凝成地，中气为和，以成于人。三气分判，万化禀生，日月列照，五宿焕明……”[4]道教医家认为精、气、神是构成生命系统的“三宝”，但三者在生命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气的地位十分特殊：“夫气者，形之主，神之母，三才之本，万物之元，道之变也。”[5]道教医学认为气聚成形、气能生神，气是生命产生的物质基础，生命之本。人有气则生，无气则亡。
根据这种“气化”观，则天地人与万物不仅存在着同源关系，而且在性质与结构上都是相对应的：“天地之间人为贵，然囿于形而莫知其所以贵也。头圆像天，足方像地，目像日月，毛发肉骨像山林土石。呼为风，呵为露，喜而景星庆云，怒而震霆迅雷，血液流润而江河淮海，至于四肢之四时，五脏之五行，六腑之六律，若是者，吾身天地同流也，岂不贵乎！”[6]天地人不但具有同构性，而且还相互联系、相互感应。《太平经》称：“天地病之，故使人亦病之，人无病，即天无病也；人半病之，即天半病之，人悉大小有病，即天悉病之矣。”[7]这表明外界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会导致人体产生疾病。换句话说，天地之病（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失序）与人体疾病（人之身心内外关系失衡）休戚相关。晋代道教思想家与医学家葛洪对《太平经》的理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指出：“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设犹宫室也，肢体之位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腠理之间犹四衢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炁犹民也。故至人能治其身亦如明主能治其国。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爱其气所以全其身……且夫善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以延驻于百年。何者是耶？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修养之道徒设尔。”[8]葛洪这种“身国互喻”的论述将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与外界自然、社会环境紧密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葛洪的思想乃是道教天人合一观在疾病成因以及诊断学上的突出表现。这种认识促使道教医家对疾病的诊治不单是从个体身心的治疗着手，而且还注重从外界自然、社会环境方面进行“料理”，此乃所谓的“医世”。道教把天地当作一个大宇宙，而人身则是一个小宇宙，此所谓天中有地，地中有天，人中有天地，体现了天地人互感互应、共成一体的思想，为道教理身、治心与医世相统一的医学模式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二、道教合修众术的思想是道教医学模式赖以成立的方法论基础
道教医学从天地人同源、同构、同感及形神相合的生命整体思想出发，医家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上就强调形神并治、身国同治，内外身心与社会环境同疗，不但注意运用药物疗法来理身，善于运用各种心理疗法来治心，理身与治心并重，而且注重对疾病产生的社会环境的治理，形成了道教特有的“医世”思想。“身国同治”论是道教的一个重要思想理念。汉代《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就有“全身治国”[9]的思想，将治身与治国并论：“用道治国，则国富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10]“万民归往而不伤害，则国安家宁而致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则身安而大寿也。”[11]“希能有及道无为之治身治国也。”[12]道教理论家葛洪对此也作过阐述：“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13]身国同治论是道教天人同构、天人相应哲学观在社会政治、医药养生领域的合理推衍。既然天地人是处于一个互感互应的系统之中，那么人之身心状况就与天地万物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既然如此，对社会人事“疾病”的治理与人体疾病的疗治就可以相互借鉴，治国和理身从本质上就统一起来了，这种身国同治论为道教“医世说”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道教生命哲学观的指导下，道门在治病防病时，能广泛而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措施进行医治。不但善于运用传统医学的本草、汤液、方剂（各种膏、丸、丹、散）及针灸手段，而且能根据临床症候，选用导引、吐纳、行气、服食、辟谷、存思、按摩、房中、守一、制魂魄等内修外养之术，辨病施功；并且还配合以符水、禁咒、祝由、斋醮仪礼等对疾病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治疗和预防。晋代著名道医葛洪在这方面有过深刻论述：“或曰：‘方术繁多，诚难精备，除置金丹，其余可修，何者为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则其小者不可不广知也。盖藉众术之共成长生……凡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14]葛洪在成仙方法上主张合修众术，反对偏修。唐代著名道教医学家孙思邈也力主“兼百行”。孙氏指出：“故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15]道医孙思邈认为治病疗疾的救急术共有五法，即“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16]。孙思邈强调这五法都是疗治疾病的救命术，主张学医者都应精通，反对偏执一端。他说：“方今医者，学不稽古，识悟非深，各承家技，便为洞达，自负其长，竞称彼短。由斯对执，卒不得挹其源流也。”[17]孙思邈的论述虽然与葛洪的说法略有差异.但其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他们两人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道教对于延年益寿法度的兼收并蓄旨趣。在这种合修众术理念引导下，道门中人面对疾病时，能广泛而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措施进行医治，既采用常规药物疗法，也采用心理疗法、信仰疗法，将生理治疗与心理治疗结合起来，治疗与养生预防相兼，从而形成综合性、多元化的道教医学模式。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道门对世俗药物治疗始终怀着一种较为理性的精神。实际上符咒治病是在病情不能为常规汤药、针灸治愈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也就是说，道医在给人诊断治疗时，首先采用的治疗手段是药物、针灸，只有当正常药物手段无效时，才采用符咒之术。道教这种“先医药，后符咒”的治疗原则在历史上有深刻的影响，它不但为道士行医济世所遵循，而且成为官方太医选择、施行符咒疗术的准则。道教采用信仰疗法治疗病人并不排斥药物治疗或者其他医疗手段，这与中世纪基督教不同。中世纪基督教认为，信仰疗法是治疗疾病的唯一途径，如果使用药物治疗就暗示着缺乏信心，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格瑞哥里曾扬言：“向地方医师求助的病人，将一律视为异教徒。”[18]这就完全否定了药物疗法。这种盲目推崇信仰疗法并极力排斥世俗医学的行径，只能使医学发展陷于停滞。相比之下，道教在处理信仰疗法与药物疗法的关系时，则透射出对生命负责的理性光辉。
参考文献：
[1][春秋]老子.道德经[M].万卷出版公司，2009.104
[2]太上玄灵北斗本命诞生真经注[M].道藏[Z]第17册9
[3]道德真经指归[M].道藏[Z]第12册，349
[4][宋]张君房.云笈七籤[M]卷二混元混洞开辟劫运部.道藏[Z]第22册，7
[5]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M].丛书集成初编[Z]第1416册，中华书局，27
[6]李鹏飞.三元延寿参赞书[M]卷一.道藏[Z]第18册，528
[7]王明.太平经合校[M].中华书局，1960.355
[8]抱朴子养生论[M].道藏[Z]第18册，492
[9]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中华书局，1993.242
[10]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中华书局，1993.140
[11]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中华书局，1993.139
[12]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中华书局，1993.173
[13]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中华书局，1985.148
[14]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中华书局，1985.124
[15][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卷二十七养性序.
[16][唐]孙思邈.千金翼方[M]卷二十九禁经上.
[17][唐]孙思邈.千金翼方[M]卷二十九禁经上.
[18]李师郑编译.世界医学史话[M].台北民生报丛书，1980.91
关键词：道教；医学；哲学基础
道教医学作为宗教与医学相互交叉、融通的产物，是道教徒围绕其宗教信仰、教义和目的，为了解决其生与死这类宗教基本问题，在与传统医学相互交融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医学体系。道教医学是一门带有鲜明道教色彩的中华传统医学流派，其医学模式是熔生理治疗、心理治疗、精神信仰治疗于一炉的综合性、多元化的医学模式。其特征有，其一，道教医学虽属宗教医学的范畴，但并不排斥世俗医学，奉行“先医药，后符咒”的原则，把符咒治病术与药物疗法结合起来；其二，善于运用信仰疗法和各种自然疗法对病人进行心理治疗；其三，道教医家对疾病的诊治不单是从个体身心的治疗着手，而且还注意到外界自然、社会环境因素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强调对外界环境的“治理”，此乃道教特有的“医世”思想。道教医学模式的确立有其深厚的宗教哲学基础，道教天人合一观是其重要的认识论基础，而道教合修众术的修道思想则是它多元化模式赖以形成的方法论基础。
一、道教天人合一观是道教医学模式建立的重要认识论基础
由于生存与延年益寿的需要，道门中人积极探讨天与人的关系，并且形成了丰富的思想，其核心乃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应、天地生人。这集中表现在道教宇宙生化论中。道家认为天地万物起源于道，道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万物之中。道家老庄列文将道视为宇宙本源，万物均源于道，这就是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有形万物生成之后，无形之道并未消亡，而是隐藏于万物之中，所以万物之中皆有道，只是各有形物中的道随其形体不同而不同，道以不同形式存在于万物之中。
道教继承了这种观点，顺而提出遵道之说，将遵道作为天人之间良好感应的基础。例如《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继承老子《道德经》说：“道在太极之先，超乎天地形器之外，是未有天地万物之初，已有此道。剖判之后，在天为日月星斗、风雨雷霆，在人为仁义道德，在地为草木山河，在序为春夏秋冬，在时为冷暖晦晴，在教则存诚炼性，在法为功赏罪刑。”[2]这里不仅指出了“道”的先验性和客观性，而且说明了道随物体的产生化为不同的形式；不仅天地时序等自然万物有“道”的不同形式，而且人类社会的人、教、法均为“道”的不同体现形式，也就是“道”存在于具体的有形万物之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至于万物的具体形成过程，《道德真经指归》中说：“故诸有形之徒，皆属于物类，物有所宗，类有所祖。天地，物之大者，人次之矣。夫天人之生也，形因于气，气因于和，和因于神明，神明因于道德，道德因于自然，万物以存。自然者，无物所使之名也，即道。自然一变而生神，神通而成和，和散而成气，气结而成形。”[3]这段话指出形的直接来源为气，但并不是任何气均能生物，生物之气为冲和之气，而这种冲和之气来源于自然，自然即道。我们由此观之，道与万物之间的关系是以气为桥梁的。道典也谓：“元气于眇莽之内，幽冥之外，生乎空洞；空洞之内，生乎太无；太无变而三气明焉……故一生二，二生三，三者化生以至九玄，从九反一，乃入道真。气清成天，滓凝成地，中气为和，以成于人。三气分判，万化禀生，日月列照，五宿焕明……”[4]道教医家认为精、气、神是构成生命系统的“三宝”，但三者在生命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气的地位十分特殊：“夫气者，形之主，神之母，三才之本，万物之元，道之变也。”[5]道教医学认为气聚成形、气能生神，气是生命产生的物质基础，生命之本。人有气则生，无气则亡。
根据这种“气化”观，则天地人与万物不仅存在着同源关系，而且在性质与结构上都是相对应的：“天地之间人为贵，然囿于形而莫知其所以贵也。头圆像天，足方像地，目像日月，毛发肉骨像山林土石。呼为风，呵为露，喜而景星庆云，怒而震霆迅雷，血液流润而江河淮海，至于四肢之四时，五脏之五行，六腑之六律，若是者，吾身天地同流也，岂不贵乎！”[6]天地人不但具有同构性，而且还相互联系、相互感应。《太平经》称：“天地病之，故使人亦病之，人无病，即天无病也；人半病之，即天半病之，人悉大小有病，即天悉病之矣。”[7]这表明外界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会导致人体产生疾病。换句话说，天地之病（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失序）与人体疾病（人之身心内外关系失衡）休戚相关。晋代道教思想家与医学家葛洪对《太平经》的理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指出：“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设犹宫室也，肢体之位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腠理之间犹四衢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炁犹民也。故至人能治其身亦如明主能治其国。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爱其气所以全其身……且夫善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以延驻于百年。何者是耶？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修养之道徒设尔。”[8]葛洪这种“身国互喻”的论述将影响人体健康的因素与外界自然、社会环境紧密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葛洪的思想乃是道教天人合一观在疾病成因以及诊断学上的突出表现。这种认识促使道教医家对疾病的诊治不单是从个体身心的治疗着手，而且还注重从外界自然、社会环境方面进行“料理”，此乃所谓的“医世”。道教把天地当作一个大宇宙，而人身则是一个小宇宙，此所谓天中有地，地中有天，人中有天地，体现了天地人互感互应、共成一体的思想，为道教理身、治心与医世相统一的医学模式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二、道教合修众术的思想是道教医学模式赖以成立的方法论基础
道教医学从天地人同源、同构、同感及形神相合的生命整体思想出发，医家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上就强调形神并治、身国同治，内外身心与社会环境同疗，不但注意运用药物疗法来理身，善于运用各种心理疗法来治心，理身与治心并重，而且注重对疾病产生的社会环境的治理，形成了道教特有的“医世”思想。“身国同治”论是道教的一个重要思想理念。汉代《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就有“全身治国”[9]的思想，将治身与治国并论：“用道治国，则国富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10]“万民归往而不伤害，则国安家宁而致太平矣。治身不害神明，则身安而大寿也。”[11]“希能有及道无为之治身治国也。”[12]道教理论家葛洪对此也作过阐述：“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13]身国同治论是道教天人同构、天人相应哲学观在社会政治、医药养生领域的合理推衍。既然天地人是处于一个互感互应的系统之中，那么人之身心状况就与天地万物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既然如此，对社会人事“疾病”的治理与人体疾病的疗治就可以相互借鉴，治国和理身从本质上就统一起来了，这种身国同治论为道教“医世说”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道教生命哲学观的指导下，道门在治病防病时，能广泛而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措施进行医治。不但善于运用传统医学的本草、汤液、方剂（各种膏、丸、丹、散）及针灸手段，而且能根据临床症候，选用导引、吐纳、行气、服食、辟谷、存思、按摩、房中、守一、制魂魄等内修外养之术，辨病施功；并且还配合以符水、禁咒、祝由、斋醮仪礼等对疾病从各个不同角度进行治疗和预防。晋代著名道医葛洪在这方面有过深刻论述：“或曰：‘方术繁多，诚难精备，除置金丹，其余可修，何者为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则其小者不可不广知也。盖藉众术之共成长生……凡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14]葛洪在成仙方法上主张合修众术，反对偏修。唐代著名道教医学家孙思邈也力主“兼百行”。孙氏指出：“故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15]道医孙思邈认为治病疗疾的救急术共有五法，即“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印焉，有导引焉”[16]。孙思邈强调这五法都是疗治疾病的救命术，主张学医者都应精通，反对偏执一端。他说：“方今医者，学不稽古，识悟非深，各承家技，便为洞达，自负其长，竞称彼短。由斯对执，卒不得挹其源流也。”[17]孙思邈的论述虽然与葛洪的说法略有差异.但其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他们两人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道教对于延年益寿法度的兼收并蓄旨趣。在这种合修众术理念引导下，道门中人面对疾病时，能广泛而灵活地运用各种手段、措施进行医治，既采用常规药物疗法，也采用心理疗法、信仰疗法，将生理治疗与心理治疗结合起来，治疗与养生预防相兼，从而形成综合性、多元化的道教医学模式。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道门对世俗药物治疗始终怀着一种较为理性的精神。实际上符咒治病是在病情不能为常规汤药、针灸治愈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也就是说，道医在给人诊断治疗时，首先采用的治疗手段是药物、针灸，只有当正常药物手段无效时，才采用符咒之术。道教这种“先医药，后符咒”的治疗原则在历史上有深刻的影响，它不但为道士行医济世所遵循，而且成为官方太医选择、施行符咒疗术的准则。道教采用信仰疗法治疗病人并不排斥药物治疗或者其他医疗手段，这与中世纪基督教不同。中世纪基督教认为，信仰疗法是治疗疾病的唯一途径，如果使用药物治疗就暗示着缺乏信心，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格瑞哥里曾扬言：“向地方医师求助的病人，将一律视为异教徒。”[18]这就完全否定了药物疗法。这种盲目推崇信仰疗法并极力排斥世俗医学的行径，只能使医学发展陷于停滞。相比之下，道教在处理信仰疗法与药物疗法的关系时，则透射出对生命负责的理性光辉。
参考文献：
[1][春秋]老子.道德经[M].万卷出版公司，2009.104
[2]太上玄灵北斗本命诞生真经注[M].道藏[Z]第17册9
[3]道德真经指归[M].道藏[Z]第12册，349
[4][宋]张君房.云笈七籤[M]卷二混元混洞开辟劫运部.道藏[Z]第22册，7
[5]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M].丛书集成初编[Z]第1416册，中华书局，27
[6]李鹏飞.三元延寿参赞书[M]卷一.道藏[Z]第18册，528
[7]王明.太平经合校[M].中华书局，1960.355
[8]抱朴子养生论[M].道藏[Z]第18册，492
[9]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中华书局，1993.242
[10]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中华书局，1993.140
[11]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中华书局，1993.139
[12]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M].中华书局，1993.173
[13]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中华书局，1985.148
[14]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M].中华书局，1985.124
[15][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卷二十七养性序.
[16][唐]孙思邈.千金翼方[M]卷二十九禁经上.
[17][唐]孙思邈.千金翼方[M]卷二十九禁经上.
[18]李师郑编译.世界医学史话[M].台北民生报丛书，198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