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重庆辖内巫山县城40公里外的村子里，我见到一个80岁的老太婆弓着身子去“做事”，她是我见到的最年迈的“钟点工”。春夏之交，天已经热了，佝偻的老太婆还戴着厚的毛线帽子，她说“不能病啊”。每天她都要去邻居家，给那家里正读书的三个孩子做三顿饭，邻居家只有孩子们，他们的父母常年在东莞打工。老太婆的子女也在广东，她又说不清具体什么地方，看她的神色，广东就是天堂。如果哪一天老太婆一病不起，什么人照管她?
　　人人出门远行“揾食”，决定了遗落在乡村的老人们的孤独落寞，以他们特有的适应力，早习惯了，既然老了，还能要求什么。过去的年代，中国的乡村有敬老的传统，遇疑难大事，要向德高望重的长辈求教，现在，新东西新观念快速淘汰了年迈者。他们只有安静地等待最后一天。“父母在，不远游”，顷刻间古训就过时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大医院里看病难，挂号有时候要通宵排队，经常能看到被担架抬着的重病者满身雪花进了医院门诊部，夹着狗皮帽子的东北汉子到处扑撞，找医生喊救命，人人感觉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医生经常责怪农民，怎么这么重了才想到上医院?现在的医院洁净清爽了很多，绝不是生病的人少了。十几年前，银行宾馆的门上有“冷气开放”字样，乡村来的农民不敢贸然推门，现在，他们不怕冷气却怕进医院。医院吓退了农民。
　　生于土地的人们不再求救于医生，就在村庄里自生而自灭。
　　在东北一个满族人家，电视里正播放由于医院产房的疏忽抱错新生婴儿的纪录片，炕上的一个妇女很荣耀地说：我“接”的孩子没有一个抱错的，屯下的孩子都生在自己家的炕上，错不了。她是当地的接生婆，有时候收钱，有时候收鸡蛋。
　　有个河南女人非常平静地给我讲她父亲的去世，老人62岁，家人都觉得他身子硬朗得很，一次带着孙子出去玩耍回来，他感觉身上不舒坦，并没大碍，听说乡邻家杀牛，他还去割肉，一斤牛肉煮了，他一个人一口气都吃下去。第二天不能起床，对儿女说难受，家里人着急了，临时砍几根粗树枝，绑一副担架抬他去乡上的小诊所。走到半路，他叫住儿子，说不去了。他认定，这次去了就回不来，钱白白拿出去打水漂。家人们由着他，又掉转头抬老人回家，在邻村找了个土医生。没人追究他得了什么病，用了什么药，只知道吊了水，好像吊上了水，医生和家人都尽了职责。
　　老人的女儿说，吊到一半，人就不行了，就下葬埋了。
　　她的描述没有丝毫情感色彩。什么原因使老人死得这么突兀这么快，他的六个儿女对他的处置这么轻率随意，我有点不理解。一直在一旁弄火塘的老人儿子说：您有啥法，您是农民。
　　郑州市的中心地带，竖立着并不高大的塔，老百姓俗称二·七塔。那是为纪念上世纪20年代工人运动江汉铁路大罢工而修建的一座纪念碑，它像重庆市的解放碑一样，是那座中原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郑州，远比不过洛阳和开封的悠久古老，但是，贯通中国南北东西的铁路枢纽地位使它迅速发展成了一座重要的城市。人们都知道，是铁路带给了郑州生机。
　　我在郑州逗留的时候，几次经过郑州火车站，无论建筑和规模都很平常，火车站对面就是长途汽车站，出行的人在郑州会感到方便，铁路公路都可以选择。
　　我说郑州是座不设防的城市，任何一个农民只要口袋里有人民币，想进城实在很容易。
　　三年前，春运结束前的最后一天，我搭乘的那班由深圳出发的火车在凌晨三点半到达郑州火车站。在冷风中走出站台，立刻被黑夜里郑州火车站广场的景象惊住了。整个广场满满的人，除了刚下火车的零星几个，他们全部静止不动地睡在地上，广场就是一张巨大的炕。不知道从哪个角度投射下来的强烈灯光，惨白地打在泥塑一样的沉睡者身上。人们围成无数个松散的群，个别人互相依靠着坐着打盹，大多数几个凑在一起席地而卧，盖着一切能遮风的大衣棉被报纸面粉口袋，寂静，没有丝毫的响声。天还相当冷，风掀起远处的尘土在灯光前面掠过。
　　很难找到落脚的地方，要非常小心地寻找空隙走，才不致于踩到睡觉人的肢体。
　　有两辆出租车晃过来，车灯不断地对着刚刚下车的人眨眼。我问出租车司机，那些露天里睡觉的人们是干什么的?司机说，等车啊。他们要去什么地方?司机说，可能是去西北新疆甘肃?他也说不准，只知道都是外出打工的，在郑州等待转车。
　　我只知道我乘坐的那班车终点是北京，只有下車的，没有上车的。特快，郑州站不卖票。
　　在贵州云南江西，我都遇到从城里回去探亲的年轻人，在乡间，他们衣着显眼，时时透出优越感和见过大世面的骄傲。他们其中哪一个进城都不是坐头等舱，不是坐软卧，他们手里没有城市的邀请函，出了村庄就是最低贱的流民。
　　两三年前，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来广东打工的农民一直找不到事做，准备回家，又没有路费，他们想，自己是坐火车来的，只要沿着铁道走，一定能回到家乡，他们开始了沿铁路回家的漫漫路程，由于过度的疲倦懈怠，有人遭遇火车事故，把生命丢在回家的铁路上。
　　(何冰凌摘自《文汇报》韦尔乔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