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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西方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就解决全球经济失衡专门发表了声明，而就在IMF春季会议之前，国际货币金融委员会专门召开了有关此问题的闭门会议，随后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本次会议要求有关各方都采取实质性行动来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
根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
全球经济失衡，虽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基本上是指全球经常项目的失衡，美国几乎成了惟一的贸易逆差国，而世界其他经济体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经常项目顺差。到2005年底，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有8050亿美元，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新兴经济体有2080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其中中国有1400亿美元），石油输出国共有3280亿美元的顺差，日本则有1530亿美元的逆差，欧元区则只有240亿美元的顺差，世界其他经济体顺差920亿美元，这样美国成为全球顺差的来源国。（见图1）
经常账户失衡的结果自然是全球有着巨大的外汇储备，特别是东亚国家储备过剩成了全球经济的一个新特点，这些外汇储备反过来又流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这就产生了一个资本流动悖论：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通过税收、土地等各种优惠办法来吸引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却控制着大量外汇储备来支持美国政府的运转，而获得一个非常低的收益率（据测算外汇储备收益率只有2%）。到2005年底，东亚主要经济体外汇储备已占26000亿美元，今年以来，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在内的东亚国家外汇储备还在不断增长。这些外汇储备成为支撑美国国债市场的主要力量。
全球经济失衡并非新鲜事。自从以美元为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流动性的提供就是以美国的贸易赤字为基础的，赤字是美国国际收支的基本状态，但一般性的赤字并不可怕，最令人担心的是持续性、大规模的逆差。早在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欧洲等工业化国家的大量顺差和全球美元过剩，虽然各国联合起来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无济于事，最后美国以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为解决之办法。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工业化国家逆差，出现了大量的“石油美元”，但好在这些石油美元又回流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了财政赤字与经常项目赤字双逆差，顺差国主要是日本和欧洲国家，解决的办法则是“五国集团”通过广场协议，要求顺差国承担更多义务，包括降低税收，刺激内需，干预汇市，使本币升值。
然而，美国贸易逆差这一次达到了创记录的8050亿美元（见图2），占到其GDP的6.5%，据估计，如果没有多方的实际性行动，这一数值到年底将超过1万亿美元。
全球经济失衡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产物。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就取得了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美元成了中心货币。美国人通过其经常账户逆差为国际社会提供国际流动性，美国的一定程度的赤字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美国人对于如何维护美元的稳定却做得不多，关键时刻做出了让货币体系崩溃的单边行动。进入牙买加体系后，美元更是自由，一方面继续保持着中心货币的地位，另一方面却没有保持美元汇率稳定之义务。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特权，支撑了美国从联邦政府到老百姓都大手大脚的习惯。美国发生了国际赤字逆差，不必像其他国家那样需要寻求外汇储备来支付。
本轮全球失衡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拥有大量经常账户盈余的除了石油输出国外还有东亚新兴经济体。东亚经济体之所以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战略也是出于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无奈选择。根据既往经验，东亚经济体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战略，在贸易上维持顺差，并且保持着较多的外汇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与石油输出国和日本这样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相比，东亚国家的贸易顺差来得并不容易。东亚经济体普遍采用出口导向的战略，通过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国内资源品的过低定价以及恶化贸易条件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等政策的扶持来获得大量的外汇，这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正当东亚经济体准备调整战略之时，1997～1998年金融危机给了当头棒喝。东亚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东亚国家的经常项目有了一定的赤字，外汇储备减少，再加上其僵化的固定汇率制，国际游资正是利用这种机会兴风作浪，冲击东亚地区货币，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稳定，许多经济体用去了大量外汇储备，结果还是远远不够，最后不得不乞求受美国控制、按照华盛顿共识行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东亚经济体痛定思痛，用了好几年时间来复苏经济，力求保持较多的外汇储备。充分的外汇储备对于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非常外围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是对付危机的最好办法。
这些国际游资主要来自于美国，因为那里金融体系最为发达，产品最为丰富，许多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对冲基金富可敌国，金融操作手段娴熟，如果没有保存足够的外汇储备作为威胁力量，东亚经济体担心新一轮危机的到来。
虽然理论上，国际收支大量顺差或大量逆差都不太好，但对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宁愿保持顺差，如果顺差之趋势控制不好，就有可能逆转，而真正发生大量逆差时，显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有足够的调节手段和国际融资能力。何况还要对付隐蔽其中、伺机而动的国际游资呢。
这一次经济失衡的另一来源是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本轮石油涨价是从1999年开始起步的，2003年加速上扬，保持持续上涨的态势（见图3）。2006年4月21日，就在IMF成员国、七国财长央行行长聚首商量对策之时，油价也毫不给面子，竟然冲至每桶75美元的新高。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很多，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素外，至少两个因素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有关。一是石油价格是以美元标价的，而美元的实际汇率这些年一直走低。二是与国际游资有关，石油作为一种战略性物资，本身又具有标准化的特点，既有现货市场也有期货市场。这是国际游资容易进入兴风作浪的领域，石油价格上涨就有他们活动的身影。
“新广场协议”之忧
虽然本轮经济失衡亦有时日，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轮经济失衡问题的严重性。美国人似乎对这种失衡的格局并不真正在意，除了从2003年起不断地要求中国等国家货币升值、不停地要求中国派采购团到美国交出大量飞机采购之类订单之外，对自身却没有反省之意，美国减税政策一直延续，宏观税负从20%降低到现在的10%，而财政赤字占到GDP的5%，居民净储蓄率几乎为零。他们明白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经常账户赤字对于美国经济具有种种好处，如，低成本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资金，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等等。
然而，当问题开始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即有可能影响到各国政府和私人资本都对美元产生不信任而转换储备时，美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就有可能发生逆转。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明白，美元的特权是不能滥用的，如果过分使用并不负责任的话，一旦市场失去信心，美元贬值过多，外国政府或投资者就可能将外汇储备转换为其他货币。允许一定的贸易赤字但不能过多，这是美国人对纠正经济失衡的平衡战略。
几年以来，美国人一直拿人民币“说事”，一会儿说汇率操纵，一会儿说汇率失调。每说一次，中国就总是派出强大的采购团，这一招屡试不爽。其实，美国人是醉翁之意不在汇率更在直接作用于贸易关系。尽管有人算过中国人民币升值20%，美国贸易逆差减少600～800亿美元。但是，这种算法也存在问题，一方面中美贸易间大部分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另一方面升值可能影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总额，但不会影响美国的贸易赤字数量，因为形成美国进口的本来就是美国已经实行转移到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美国进口的将不再是价廉物美的中国货而是别的国家的同类产品。
但是，中国政府在汇率问题上一直比较坚决，美国人感到有点沮丧，所以本次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不像去年一样邀请中国等国家与会，结果通过了一个要求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改革汇率制度的声明(“在东亚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对于本币必要的升值非常关键；同样，应增加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导向战略的依赖，加强金融部门建设”)；而在IMF的国际货币与金融春季会议，也有类似的语言，不过没有指名中国（“关键之处包括：美国通过减少预算赤字和刺激私人储蓄的措施来提高国民储蓄率；在欧元区或其他国家，应进行结构改革来保持经济增长潜力和扩大需求，日本应实行包括紧缩财政在内的进一步结构改革；拥有大量贸易盈余的新兴亚洲经济体应让汇率变得更有弹性；石油输出国应通过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提升石油收入的使用效率”）。从美国的态度来看，他们希望点出中国的名字，通过IMF来向中国施压。虽然没有点出中国，但IMF中期改革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重拾IMF在汇率监督方面的河山，可能将在制度层面对类似中国这样的东亚国家即贸易顺差国和外汇储备储备较多的国家加以监督。东亚经济体可能比较担心，因为逆差问题刚刚受到IMF的管制，而现在有了盈余，还是摆脱不了IMF的掌心。
这次会议似乎看到了一个没有广场协议的广场协议。然而，不同的是广场协议之时西方五国财长聚首的各方基本上就是当事人，然而本次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通过的声明，对于非与会者应当没有约束力。但是IMF的声明，也不会不引起关注。
除了汇率改革需要稳健推进之外，IMF的其他各项改革措施是可以接受的。而汇率机制如何才能保持灵活性，升值后的风险如何，难以正确评估。由于IMF正在进行新一轮改革，可能会调整份额，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的份额，美国可能以此为筹码来迫使东亚新兴经济体就范。至少美国人是这样设想的，而美国拥有IMF17%的份额，在有关调整IMF份额等重大问题上有一个85%的超多数条款，也就是说美国人具有否决权。这对东亚经济体当然是两难，不这样做，在IMF的份额就难以提高，就难以有效地推进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如果这样做，风险很大，而且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推进东亚金融合作
东亚各经济体尽管是盈余方，但仍希望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但是，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并非易事，美元本位暂时难以替代。有意思的是，尽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出现了一段令人兴奋的多元储备货币时代，但这种局面，很快又渐渐回到了美元本位。就当前来说，尽管欧元处于升势，但欧元在短期内无法替代美元的地位，因为欧元区的经济目前不太景气，而且欧元区保持货币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采取统一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不像美国那样有巨大的财政赤字，不可能有大量的逆差存在，同时欧元区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工具，所以试图减持美元、增持欧元，这只是一种用处不大的策略而已。还有一点需要顾及的是，作为主要的美国国债的持有者，东亚经济体动作稍大的行动都会引起美元的下跌，这并不符合东亚自身的利益。
当然，东亚经济体也应考虑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的调整，转向更为内需型的自我发展机制。除此之外，现实的选择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应推进金融改革和地区金融合作。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本身说明，经济体内没有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使储蓄转化为投资。东亚地区是间接融资为主的地区，目前需要大力发展债券、股票、保险和基金市场，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培育机构投资者队伍，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金融产品，吸引本地资金投资本地金融市场。为此，各经济体应积极推动金融改革，提高融资效率。
东亚金融合作自从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就开始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清迈倡议、东亚债券市场、政策协调与对话机制。这些合作主要是基于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虽然原来的那种危机似乎已经远去，但经济失衡引发的风险仍可能发生，为了避免摩擦，减少金融损失，需要进一步深化业已存在的合作、展开更为广泛的合作。
汇率合作。当前，大多数东亚经济体要么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要么实行事实上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也就是说，大多数东亚国家汇率基本上是钉住美元的，这种汇率制度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副作用越来越大。如果不采取一致行动，则会造成内部竞争关系。因此，亚洲国家在汇率政策方面应统一行动。从长远看，建立某种类似于欧洲货币单位的亚洲货币单位也许是有效的。由于亚洲内部贸易比率较高，2005年已达55%，如果内部贸易都采用亚洲货币单位来结算，或者各货币与亚洲货币单位之间有某种固定关系，那么就能有效地减少对区域外货币特别是美元的依赖。当前，亚洲开发银行正在编制亚洲货币单位篮子，也许对未来亚洲货币单位有着良好的探路作用。
加强区域清算体系建设。目前，65%以上的东亚地区的贸易中使用美元，还有一部分使用欧元等非本区域内货币。使用这些区域外货币，既增加了贸易商的结算成本，又增加了汇率风险。面对着区域内贸易不断强化的趋势，应鼓励在区域内贸易中使用区域内货币。鉴于东亚13国中，有些货币尚不是自由兑换货币，故需要分步推进：第一，建立多个双边基础上的清算协议，以推动本区域内货币清算。第二，建立区域性的多边清算支付体系。考虑在本地区的金融中心——香港或新加坡建立区域清算中心，本区域货币最后在此集中清算。第三，在亚洲货币单位成熟时，考虑以亚洲货币单位作为计价货币或计价基础。
加强亚洲债券市场一体化建设。建设亚洲债券市场的目的就是将本地区资金留在本地区投资，从而减少对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依赖。目前在亚洲债券倡议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行长论坛的亚洲债券基金的框架下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需要在增加债券品种、信用级别提升、信息披露以及债券市场一体化方面努力。第一，建立投资实体。鉴于东亚地区外汇储备较多的现实，由各经济体上交一定的外汇储备组成投资实体，成为本地区的投资者和担保者。第二，加强市场一体化。加强在清算交割体系标准、信息披露标准、市场监管标准等方面的合作，建立相对一致的市场标准，便于本区域投资者在债券市场的相互投资；加强在税收、外汇管理等方面的合作，为亚洲债券市场的发行者与投资者提供便利；将债券市场合作延伸到股票市场等资本市场上，从而全面推动资本市场的合作与一体化。
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清迈倡议鼓励各成员国提供货币互换，为更有效地对付金融危机。随着东亚地区外汇储备的增加，清迈倡议的货币互换规模可以增加，同时建立多边化、集中化的管理实体，朝着亚洲货币基金的方向努力，并延伸其功能，使之成为与IMF等国际金融组织以及发达国家对话的机构，并为建立更公正、安全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努力。
责任编辑：刘 佳
根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
全球经济失衡，虽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基本上是指全球经常项目的失衡，美国几乎成了惟一的贸易逆差国，而世界其他经济体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经常项目顺差。到2005年底，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有8050亿美元，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新兴经济体有2080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其中中国有1400亿美元），石油输出国共有3280亿美元的顺差，日本则有1530亿美元的逆差，欧元区则只有240亿美元的顺差，世界其他经济体顺差920亿美元，这样美国成为全球顺差的来源国。（见图1）
经常账户失衡的结果自然是全球有着巨大的外汇储备，特别是东亚国家储备过剩成了全球经济的一个新特点，这些外汇储备反过来又流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这就产生了一个资本流动悖论：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通过税收、土地等各种优惠办法来吸引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却控制着大量外汇储备来支持美国政府的运转，而获得一个非常低的收益率（据测算外汇储备收益率只有2%）。到2005年底，东亚主要经济体外汇储备已占26000亿美元，今年以来，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在内的东亚国家外汇储备还在不断增长。这些外汇储备成为支撑美国国债市场的主要力量。
全球经济失衡并非新鲜事。自从以美元为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流动性的提供就是以美国的贸易赤字为基础的，赤字是美国国际收支的基本状态，但一般性的赤字并不可怕，最令人担心的是持续性、大规模的逆差。早在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欧洲等工业化国家的大量顺差和全球美元过剩，虽然各国联合起来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无济于事，最后美国以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为解决之办法。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工业化国家逆差，出现了大量的“石油美元”，但好在这些石油美元又回流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了财政赤字与经常项目赤字双逆差，顺差国主要是日本和欧洲国家，解决的办法则是“五国集团”通过广场协议，要求顺差国承担更多义务，包括降低税收，刺激内需，干预汇市，使本币升值。
然而，美国贸易逆差这一次达到了创记录的8050亿美元（见图2），占到其GDP的6.5%，据估计，如果没有多方的实际性行动，这一数值到年底将超过1万亿美元。
全球经济失衡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产物。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就取得了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美元成了中心货币。美国人通过其经常账户逆差为国际社会提供国际流动性，美国的一定程度的赤字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美国人对于如何维护美元的稳定却做得不多，关键时刻做出了让货币体系崩溃的单边行动。进入牙买加体系后，美元更是自由，一方面继续保持着中心货币的地位，另一方面却没有保持美元汇率稳定之义务。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特权，支撑了美国从联邦政府到老百姓都大手大脚的习惯。美国发生了国际赤字逆差，不必像其他国家那样需要寻求外汇储备来支付。
本轮全球失衡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拥有大量经常账户盈余的除了石油输出国外还有东亚新兴经济体。东亚经济体之所以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战略也是出于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无奈选择。根据既往经验，东亚经济体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战略，在贸易上维持顺差，并且保持着较多的外汇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与石油输出国和日本这样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相比，东亚国家的贸易顺差来得并不容易。东亚经济体普遍采用出口导向的战略，通过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国内资源品的过低定价以及恶化贸易条件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等政策的扶持来获得大量的外汇，这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正当东亚经济体准备调整战略之时，1997～1998年金融危机给了当头棒喝。东亚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东亚国家的经常项目有了一定的赤字，外汇储备减少，再加上其僵化的固定汇率制，国际游资正是利用这种机会兴风作浪，冲击东亚地区货币，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稳定，许多经济体用去了大量外汇储备，结果还是远远不够，最后不得不乞求受美国控制、按照华盛顿共识行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东亚经济体痛定思痛，用了好几年时间来复苏经济，力求保持较多的外汇储备。充分的外汇储备对于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非常外围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是对付危机的最好办法。
这些国际游资主要来自于美国，因为那里金融体系最为发达，产品最为丰富，许多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对冲基金富可敌国，金融操作手段娴熟，如果没有保存足够的外汇储备作为威胁力量，东亚经济体担心新一轮危机的到来。
虽然理论上，国际收支大量顺差或大量逆差都不太好，但对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宁愿保持顺差，如果顺差之趋势控制不好，就有可能逆转，而真正发生大量逆差时，显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有足够的调节手段和国际融资能力。何况还要对付隐蔽其中、伺机而动的国际游资呢。
这一次经济失衡的另一来源是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本轮石油涨价是从1999年开始起步的，2003年加速上扬，保持持续上涨的态势（见图3）。2006年4月21日，就在IMF成员国、七国财长央行行长聚首商量对策之时，油价也毫不给面子，竟然冲至每桶75美元的新高。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很多，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素外，至少两个因素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有关。一是石油价格是以美元标价的，而美元的实际汇率这些年一直走低。二是与国际游资有关，石油作为一种战略性物资，本身又具有标准化的特点，既有现货市场也有期货市场。这是国际游资容易进入兴风作浪的领域，石油价格上涨就有他们活动的身影。
“新广场协议”之忧
虽然本轮经济失衡亦有时日，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轮经济失衡问题的严重性。美国人似乎对这种失衡的格局并不真正在意，除了从2003年起不断地要求中国等国家货币升值、不停地要求中国派采购团到美国交出大量飞机采购之类订单之外，对自身却没有反省之意，美国减税政策一直延续，宏观税负从20%降低到现在的10%，而财政赤字占到GDP的5%，居民净储蓄率几乎为零。他们明白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经常账户赤字对于美国经济具有种种好处，如，低成本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资金，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等等。
然而，当问题开始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即有可能影响到各国政府和私人资本都对美元产生不信任而转换储备时，美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就有可能发生逆转。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明白，美元的特权是不能滥用的，如果过分使用并不负责任的话，一旦市场失去信心，美元贬值过多，外国政府或投资者就可能将外汇储备转换为其他货币。允许一定的贸易赤字但不能过多，这是美国人对纠正经济失衡的平衡战略。
几年以来，美国人一直拿人民币“说事”，一会儿说汇率操纵，一会儿说汇率失调。每说一次，中国就总是派出强大的采购团，这一招屡试不爽。其实，美国人是醉翁之意不在汇率更在直接作用于贸易关系。尽管有人算过中国人民币升值20%，美国贸易逆差减少600～800亿美元。但是，这种算法也存在问题，一方面中美贸易间大部分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另一方面升值可能影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总额，但不会影响美国的贸易赤字数量，因为形成美国进口的本来就是美国已经实行转移到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美国进口的将不再是价廉物美的中国货而是别的国家的同类产品。
但是，中国政府在汇率问题上一直比较坚决，美国人感到有点沮丧，所以本次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不像去年一样邀请中国等国家与会，结果通过了一个要求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改革汇率制度的声明(“在东亚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对于本币必要的升值非常关键；同样，应增加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导向战略的依赖，加强金融部门建设”)；而在IMF的国际货币与金融春季会议，也有类似的语言，不过没有指名中国（“关键之处包括：美国通过减少预算赤字和刺激私人储蓄的措施来提高国民储蓄率；在欧元区或其他国家，应进行结构改革来保持经济增长潜力和扩大需求，日本应实行包括紧缩财政在内的进一步结构改革；拥有大量贸易盈余的新兴亚洲经济体应让汇率变得更有弹性；石油输出国应通过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提升石油收入的使用效率”）。从美国的态度来看，他们希望点出中国的名字，通过IMF来向中国施压。虽然没有点出中国，但IMF中期改革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重拾IMF在汇率监督方面的河山，可能将在制度层面对类似中国这样的东亚国家即贸易顺差国和外汇储备储备较多的国家加以监督。东亚经济体可能比较担心，因为逆差问题刚刚受到IMF的管制，而现在有了盈余，还是摆脱不了IMF的掌心。
这次会议似乎看到了一个没有广场协议的广场协议。然而，不同的是广场协议之时西方五国财长聚首的各方基本上就是当事人，然而本次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通过的声明，对于非与会者应当没有约束力。但是IMF的声明，也不会不引起关注。
除了汇率改革需要稳健推进之外，IMF的其他各项改革措施是可以接受的。而汇率机制如何才能保持灵活性，升值后的风险如何，难以正确评估。由于IMF正在进行新一轮改革，可能会调整份额，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的份额，美国可能以此为筹码来迫使东亚新兴经济体就范。至少美国人是这样设想的，而美国拥有IMF17%的份额，在有关调整IMF份额等重大问题上有一个85%的超多数条款，也就是说美国人具有否决权。这对东亚经济体当然是两难，不这样做，在IMF的份额就难以提高，就难以有效地推进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如果这样做，风险很大，而且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推进东亚金融合作
东亚各经济体尽管是盈余方，但仍希望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但是，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并非易事，美元本位暂时难以替代。有意思的是，尽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出现了一段令人兴奋的多元储备货币时代，但这种局面，很快又渐渐回到了美元本位。就当前来说，尽管欧元处于升势，但欧元在短期内无法替代美元的地位，因为欧元区的经济目前不太景气，而且欧元区保持货币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采取统一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不像美国那样有巨大的财政赤字，不可能有大量的逆差存在，同时欧元区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工具，所以试图减持美元、增持欧元，这只是一种用处不大的策略而已。还有一点需要顾及的是，作为主要的美国国债的持有者，东亚经济体动作稍大的行动都会引起美元的下跌，这并不符合东亚自身的利益。
当然，东亚经济体也应考虑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的调整，转向更为内需型的自我发展机制。除此之外，现实的选择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应推进金融改革和地区金融合作。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本身说明，经济体内没有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使储蓄转化为投资。东亚地区是间接融资为主的地区，目前需要大力发展债券、股票、保险和基金市场，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培育机构投资者队伍，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金融产品，吸引本地资金投资本地金融市场。为此，各经济体应积极推动金融改革，提高融资效率。
东亚金融合作自从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就开始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清迈倡议、东亚债券市场、政策协调与对话机制。这些合作主要是基于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虽然原来的那种危机似乎已经远去，但经济失衡引发的风险仍可能发生，为了避免摩擦，减少金融损失，需要进一步深化业已存在的合作、展开更为广泛的合作。
汇率合作。当前，大多数东亚经济体要么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要么实行事实上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也就是说，大多数东亚国家汇率基本上是钉住美元的，这种汇率制度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副作用越来越大。如果不采取一致行动，则会造成内部竞争关系。因此，亚洲国家在汇率政策方面应统一行动。从长远看，建立某种类似于欧洲货币单位的亚洲货币单位也许是有效的。由于亚洲内部贸易比率较高，2005年已达55%，如果内部贸易都采用亚洲货币单位来结算，或者各货币与亚洲货币单位之间有某种固定关系，那么就能有效地减少对区域外货币特别是美元的依赖。当前，亚洲开发银行正在编制亚洲货币单位篮子，也许对未来亚洲货币单位有着良好的探路作用。
加强区域清算体系建设。目前，65%以上的东亚地区的贸易中使用美元，还有一部分使用欧元等非本区域内货币。使用这些区域外货币，既增加了贸易商的结算成本，又增加了汇率风险。面对着区域内贸易不断强化的趋势，应鼓励在区域内贸易中使用区域内货币。鉴于东亚13国中，有些货币尚不是自由兑换货币，故需要分步推进：第一，建立多个双边基础上的清算协议，以推动本区域内货币清算。第二，建立区域性的多边清算支付体系。考虑在本地区的金融中心——香港或新加坡建立区域清算中心，本区域货币最后在此集中清算。第三，在亚洲货币单位成熟时，考虑以亚洲货币单位作为计价货币或计价基础。
加强亚洲债券市场一体化建设。建设亚洲债券市场的目的就是将本地区资金留在本地区投资，从而减少对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依赖。目前在亚洲债券倡议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行长论坛的亚洲债券基金的框架下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需要在增加债券品种、信用级别提升、信息披露以及债券市场一体化方面努力。第一，建立投资实体。鉴于东亚地区外汇储备较多的现实，由各经济体上交一定的外汇储备组成投资实体，成为本地区的投资者和担保者。第二，加强市场一体化。加强在清算交割体系标准、信息披露标准、市场监管标准等方面的合作，建立相对一致的市场标准，便于本区域投资者在债券市场的相互投资；加强在税收、外汇管理等方面的合作，为亚洲债券市场的发行者与投资者提供便利；将债券市场合作延伸到股票市场等资本市场上，从而全面推动资本市场的合作与一体化。
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清迈倡议鼓励各成员国提供货币互换，为更有效地对付金融危机。随着东亚地区外汇储备的增加，清迈倡议的货币互换规模可以增加，同时建立多边化、集中化的管理实体，朝着亚洲货币基金的方向努力，并延伸其功能，使之成为与IMF等国际金融组织以及发达国家对话的机构，并为建立更公正、安全的国际金融体系而努力。
责任编辑：刘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