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偏远山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依托于乡村教师的巨大奉献。此系列报道旨在呼吁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教师的现状
　　
　　蔡伦勇矮而黝黑，但神情机智，像山沟里跳动的猴子。他是不甘平凡的。年少时，他常激动地想，这绵延大山里将有一个属于他的传说。
　　
　　他于是借了一间草棚，摆上几块木板，在村里开始游说。最终他招揽了13名学生，每人收取20余元学杂费。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六年，学生越来越多。他聘请老师，租了一间地下室，但始终没有盈余。在家中吃住，他却从未补贴家用。母亲骂他：“整天都在吃，吃了你去干自己的事，哪一件是对家里有用的?你好不好意思来吃我们的?”
　　村民看他没挣钱，感到困惑，他究竟有什么动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而每当县教育局来检查“普六”情况，乡长就警告他要躲好，不要把我们的问题暴露出来!
　　蔡伦勇感到难受，“只在心里默默地想：等我成功了，你们就会理解的。你们会说，我的选择是对的。”
　　1997年，他听闻一批企业家将在织金县建希望小学，他隐约感到人生的分岔口即在前方：他的学校即将被承认；又或许，学生有了去处，他却被抛弃了。
　　于是，只要有人来村子考察，蔡伦勇便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他们。他用“芦笙拦路”迎接嘉宾，敬酒，编排舞蹈。慢慢地他和乡领导关系好了起来。1998年，当小妥倮平安希望小学建成，乡长对他说：小蔡，学校就由你负责吧。
　　蔡伦勇心中的传说终于有了一个光荣的开头。他骄傲地说，“现在只要提到这学校，人们就会想到我。
　　
　　校长和他的学生们
　　
　　蔡伦勇站在走廊上，细数他种过的树苗和砌过的墙。眼前是一片青山，烦躁时他常常站在这里眺望着，“大山好像一个强人，注视着你，让你可以依靠。”
　　任校长的这些年来，他去进修，转为正式教师，也陆陆续续获得许多奖。但他渐渐发现，荣誉不再能使他持久兴奋。
　　2006年，织金县城选拔校长与老师，听闻消息的蔡伦勇内心开始新一轮的骚动：去还是不去?县城意味着更好的待遇和发展空间，但在这里，有喜欢他的学生和乡亲。犹豫了一个暑假，他还是选择了留下，“高处不胜寒”他想。在这里，他却是一个不可打败的神话。
　　十年前他满心欢喜接任校长时，他还是代课老师，一次争执过后，一名正式老师当面骂道：有一天你将被乡政府踢出去!他只是微笑着，心里想着，“我要证明给你看”。不久，“那老师上课时擅自出外喝酒，被乡领导逮住，于是被分配到更边远的山区了”。
　　另一次，学校得到香港捐赠的两台电脑，乡长要求得到一台，蔡伦勇则说：“你要可以，不过我得打电话向上级领导说一声。”乡长气得掉头就走，至今没和他说上一句话。但蔡伦勇觉得在村里，他有底气做出这一切。
　　他说自己也和中心校长闹过矛盾，气愤之下，将学校印章交还给他。但一回到学校，他就感到懊悔，“我走在校同，把每个角落细细看了一遍，很难过，觉得要离开它了。”
　　说这些时，蔡伦勇目光投向那些嬉戏的学生。已是正午时分，一些人坐在地上吃晒干的玉米粒，大部分因为家离得远，并没有吃午餐，只能追逐玩耍，打乒乓球，或干脆在树阴下呆坐着。看到我举起相机，孩子们围上来抢镜头，一个流鼻涕男孩每次都跑到最前方，摆出一个个v字。
　　一个女孩跑上来，塞给我一个梨，另一个塞给我一张纸条，害羞地跑开了。蔡伦勇看着她们，开心地笑着。这些孩子他从学前班带到现在，看着眼前的欢乐，却想起了那个叫美美的女孩。他并不知道她现在身处何方。
　　他说从她读小学二年级开始，母亲便离家出走，留下一个纵酒的父亲和四个乱糟糟的孩子——一个像猪槽般的家。他每周总会去她家两三趟，给他们带吃的和用的。2007年国庆节，这个刚上四年级的女孩莫名失踪了，一个星期后，浙江警方拨通他的电话，孩子被送了回来。“当时，她不住地呕吐，结果是怀孕，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沉默了半天只说她趁买菜逃了出来，向警察说出了我的名字”。
　　不久之后，她父亲酒精中毒死去，她又被嫁到了山东。这是他后来才知道的。
　　“如果我当时顶住压力，她就不会走到这一步”，蔡伦勇陷入哀伤。他说，他至今记住她的音容，每一个细微的动作，记得她无助的样子，“在最危险的时候她只记住了我，只有看着我眼神才是安定的”，蔡伦勇说，像这样的女孩不只一个，这些年，他总在想，为什么她们不安定，为什么没有安全感，作为老师，自己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蔡伦勇说无论自己走多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切。
　　去小妥倮的那天，汽车绕过一座山又看到另一座，想像不出路会有尽头。到达时，夜晚已然来临，村庄里扑闪着星星点点的微弱灯光。几十个孩子吱喳着在路边玩耍，等候蔡伦勇教他们唱苗歌。不一会，嘹亮的歌声响起，满天的繁星爬上夜幕，闪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