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5年冬天，张蔷和新裤子乐队（以下简称新裤子）受邀在北京保利剧院进行演出，这个被命名为“北京国际流行音乐周‘巨匠殿堂’”的系列演出还同时邀请了张楚、老狼、黄安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备受欢迎的歌手来举办专场演唱。这是个带有一点官办色彩的演出，却因为张蔷和新裤子的组合，在一场演出里吸引了15-70岁的观众来一起观看。
摇滚和disco，在保利剧院，人们有点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坐着还是站着。当新裤子唱到《sex drugs internet》时，大银幕竟惊现新裤子乐队的大尺度动画——（猴子与人）性交。15岁的中学生与70岁的老知识分子却只能一同在惊诧的尴尬气氛中随音乐摆动身体。
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不停在“85届帅哥美女”微信群里发小视频，人们都在等张蔷。当她穿着复古的闪片裙出来，一边扭一边唱《手扶拖拉机斯基》时，每个时代都沸腾了。这是新裤子为张蔷2013年的复出制作的音乐，她响亮地唱着对上世纪80年代的赞叹：“浪漫的八十年代，自由的八十年代，青春的八十年代。”
摩登天空艺术总监、乐评人张晓舟评价：“张蔷和新裤子的结合，典型体现了沈黎晖的文化与商业想象力。”他称这不仅仅是流行文化的一次复古式营销，同时也是启蒙时代文化的一次有趣的回潮，“八十年代与现在，在未来的街头重逢”，“回”是为了“潮”。
摩登天空老板沈黎晖一直想和张蔷合作，他曾经被张蔷拒绝过两次，第三次谈成功时，他立刻就给新裤子主唱彭磊打了电话，后者对此表现得尤其兴奋。80年代，他们俩每天都在胡同口的音像店听张蔷，她高亢的声音给了他们压抑时期的反弹力，是扭屁股时代的性启蒙。
这只是沈黎晖的经典企划之一。在过去两年，他最为人所知的事迹是，一个朋克张曼玉，和一个胖子宋冬野，他还创造了草莓音乐节。
很多人都觉得宋冬野很幸运，他想出专辑时，就有摩登天空这样的公司找他签约。沈黎晖只听了他的《董小姐》、《安河桥》等三四首歌，就决定把他签下来。他觉得宋冬野一定会火，但没想到会这么火。《董小姐》火的时候，沈黎晖觉得这个时代可能真的已经变了，“正在变成独立音乐做领导的时代，只有当时间过去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董小姐》的意义在哪儿”，沈黎晖说。
张曼玉也是听了宋冬野的专辑，才找上沈黎晖的。接到电话当天，“整个公司都炸了”。张曼玉在摩登天空的小会客厅拿出手机，放自己的十多首demo，沈黎晖明白她是有备而来的。当沈黎晖问张曼玉，要不要和摩登天空签约时，张曼玉“当时眼睛就亮了，非常欣喜，又不敢相信的样子”。
到了2014年草莓音乐节，张曼玉和宋冬野都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歌手。那一年，全国各地的草莓音乐节有70万左右观众，张铁志称之为“草莓共和国”。而2009年，这个数目只有2万。
对另一些人而言，摩登天空旗下还有更多能让他们兴奋的名字：万能青年旅店、五条人、左小祖咒、新裤子……
更好笑的现状可能是，当人们批评痛仰唱《复制者》没有舌头乐队唱得真诚时，回过头才发现，他们同属一家唱片公司——摩登天空。
这是沈黎晖的游戏。
1985年，团中央下属的一个单位主办了英国“威猛乐队”（wham！）的首次来华演出，彼时在音协工作的沈黎晖父亲给了他两张票。16岁的沈黎晖一看：“瓦姆，什么玩意儿”。他没去看那场演出。这场演出在后人看来是颇为前卫和“荒诞”的，就像1980年的新闻联播，竟然还播报了约翰·列侬遇刺事件。有人称“威猛乐队”为药引子，沈黎晖也这么认为，“那是对整个中国摇滚乐的启蒙，在wham！之前我们都听港台和张蔷。”
第二年，沈黎晖考入北京工艺美校。他形容这个学校像乌托邦，和社会没什么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他和社会脱节的个性。
在工艺美校，沈黎晖接触了西方当代艺术，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影响了他的音乐。他喜欢艺术摇滚，喜欢new-wave那帮家伙。所以到后来，不管是崔健、唐朝还是魔岩三杰，沈黎晖都不觉得酷，也不想做他们那样的音乐，“我不会被他们的歌词和价值观打动，我们完全是来自西方的，我们发型不一样，范儿也不一样”。
1988年，沈黎晖在学校组了个乐队，最初的名字就叫“π”，后改名为清醒乐队。他把吉他藏在家里上下铺的上层，与做“红歌”的父亲在音乐上决然分离。那是一个玩乐的时代，黑豹也刚成立，还没有唱片工业这回事。他们弹吉他、踢足球、交女朋友。在崔健之前，中国的音乐从没有出现过一个“我”，大多时候歌词里都是集体下的“我们”，直到崔健唱出那句“我曾经问个不休”，个体第一次出现，这是中国音乐的一个转折。所有人都处在一种极度兴奋的高潮中，这是我们通常所知的80年代景象。
80年代走得猝不及防，沈黎晖也不得不加快步伐。90年代初，崔健已经走出国门，有了海外演出；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登上香港的排行榜；唐朝引发了重金属风潮；清醒乐队也在这时候趋于定型，模糊地感受到一点“行业意识”。
清醒的第一次演出是1993年，在海淀剧院。那是金属乐的全盛时期，放眼望去，满场都是长发和皮衣，连打招呼都带着金属味。清醒在其间显得很不协调——他们留着干净的短发，穿着西装，看起来腼腆又神经质。不过，据知情者回忆，当他们琴弦一扫下去，台下的人就开始叫好：“真方嘿！”，他们玩的是正宗的funk。
有意思的是，演出结束之后，兴奋的沈黎晖跑到台下给观众散自己的名片——风景装饰公司总经理，这是他的另一重身份。那时候他已经和弟弟经营着一家印刷公司，说是印刷公司，其实就是沈黎晖拿一台900块的厦华walkman和朋友换的一台印刷机，接的第一单生意是给刘德华的唱片印封面。“我们谁都不懂印刷，根本印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后来倒腾来倒腾去，我拆东墙补西墙，最后结账发现我们欠了二十多万”。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 这让他觉得生活糟透了，人生没有目标，习惯把一切的责任都推脱给别人。他每天都纠结于人生的意义在哪。他常常去一个叫苏珊娜的迪斯科喝酒，一瓶啤酒到天亮，然后再去火车站买一张票，也不知道要去哪。火车到一个站他下了，步行上一个山，在山上坐一个下午，再搭火车回北京。
沈黎晖觉得自己一定是病了。
有一次他梦到自己在伦敦，泰晤士河旁一个酒店。他坐在电视机前，等待披头士的节目，新闻却突然跳出来播报了医院的一起凶杀案，十几个医生和护士被谋杀。电视机里的画面惨不忍睹，他指着电视里面那个推车说，秘密就在那里面，“啪一下，我醒了，再也睡不着”。
他强制自己再次入睡，做了另外一个梦，把杀手杀掉，“不然我会疯掉，因为这个梦太残忍了”，沈黎晖说。他意识到自己压力太大，这很可能会导致精神问题。
沈黎晖拿着账上仅有的七万块钱，带领清醒和其他几支乐队出了合辑《摇滚94》，这张专辑在没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正版卖了15万张，盗版销量达到30万。在后人看来，这是“中国摇滚第二梯队自发崭露头角的标志，是摇滚乐在大陆走下神坛的信号，也是大陆摇滚乐简化和补充的开始”。但人生的第一个高潮和低谷一起到来。
即便已经是rock star了，巨大的负债仍让沈黎晖觉得世界不公平，自己做什么都不行。他总是做很多奇怪的梦，这让他觉得艺术家都有病。于是他开始看宫崎骏的动画片，看得最多，真正治愈他的是《魔女宅即便》，“我觉得特别单纯，希望自己改变”。
一次他坐公交车，车停在一个地方，他看见窗外的一棵树。他对树说：“你好。”突然间有一个感觉，那棵树也在回应他说：“你好。”这几乎让他要哭出来。
改变就是从这声“你好”开始的。他开始更积极地投入到印刷公司的生意中，事后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他在自救，与同一时期一同陷入抑郁的摇滚乐手不同的是，他拥有这种天赋和本能。
最重要的是，一单自救式的生意，让他赚了两百多万。有了钱，他终于可以真正实现摇滚梦了。他要出唱片。
找到唱片公司，对方给他20万预算，沈黎晖觉得不够，于是打算自己出版，干脆就开了摩登天空，附属在印刷公司旗下。清醒乐队第一张专辑《好极了！？》在录音棚录了一年，两支mv全用胶片拍摄，找最好的摄影师，做大幅海报，用最贵的纸做封面，甚至还做了宣传CD，总共花了70万。封面上沈黎晖的那套西装还是找当时女朋友的姐夫借的，一个意大利牌子。而他们的英文名sober，则按照oasis的logo，依样画了一个。
1997年，转折性的一年，人们拿着这张前所未有的精致唱片，看着5张干净的脸，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觉得他们是英国乐队。
有人说清醒乐队是中国摇滚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乐评人爱地人说：“清醒将中国摇滚从一味的虚无理想主义中解放出来，让中国的摇滚第一次有了人味，有了现实主义色彩。”他们的音乐印证了他们就是一群读过一点书，爱时尚，用音乐来表达自我的年轻人。就连名字“清醒”也充满了对前辈们的揶揄，他们歌唱城市生活、歌唱白领：“星期一和星期二我给了谁/星期三和星期四我给了谁/星期五和星期六我给了谁/星期天我给了谁。”
唱片公司不能只有一个乐队，作为自己的陪衬，沈黎晖同时签了新裤子乐队和超级市场乐队。这让新裤子走在哪都特兴奋：“我们签公司了！”再一问，挺不好意思的，是个印刷公司。
沈黎晖仍然花巨额给旗下的乐队录唱片。那时候他住通县，早上醒来他会听到楼下的小孩都在练习新裤子的歌；出去旅游，景区大喇叭也在放新裤子；学校演出，大家也爱翻唱新裤子。
同一时期流行的还有麦田守望者和花儿，清醒反而成为其中最晦涩的乐队，却把自己包装得最光鲜。
他们的唱片卖了30万张，到处都有演出机会，在香港，beyond和达明一派也专门前往观摩清醒。
毫无疑问，这是清醒乐队开创的一个新时代，后来的人称之为“北京新声”。
而到了1999年，清醒却厌倦了不得不应付的演出，和所有虚假的荣誉。
沈黎晖对“北京新声”的意义有清醒的认识：“以前去发廊，发现发廊里贴着我们的照片，很多人来剪头发的时候都指定要比着我们的剪，因为我们是第一个留这种发型的，也是第一个戴黑边眼镜的。但我觉得这种影响并不是‘清醒’或者‘北京新声’带来的，因为这都是资讯时代到来的产物。”
进入新世纪，清醒离开舞台，摩登天空旗下“Badhead”子厂牌出品的乐队却让大家应接不暇。No《走失的主人》、苍蝇《The Fly I》、陈底里《我快乐死了》以及胡吗个《人人都有小板凳，我的不带入21世纪》四张作品，揭开了地下摇滚的序幕。
张晓舟认为，在Bad Head这批乐队身上，“外省的、晦暗的、癫狂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元素开始与风头正健的‘北京新声’分庭抗礼。如果说‘北京新声’颠覆了此前经典的‘胡同摇滚’，那么Bad Head这批乐队则以进攻性、创造性颠覆了彬彬有礼的‘北京新声’——有教养的娱乐、享受型的朋克、温情电子。”
大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地下、实验、异端的希望。沈黎晖从不吝于用一种“酷”颠覆另一种“酷”，他曾经便是“始作俑者”之一。再后来，Bad Head又推出了舌头、诱导社、小河、万晓利。
摩登天空像一个声音博物馆，签了很多沈黎晖认为很酷的乐队，但那时候不论卡带还是CD都在走下坡路，根本没有商业机会。后来互联网一出现，音乐就免费了，沈黎晖彻底觉得没自己什么事儿了。
这一次他赔了两百多万，弟弟说我们还是分开吧。沈黎晖回想当时，自己天天躲在录音棚看乐队录音，看编曲。他觉得待在录音棚特别享受，但他也知道这是一种逃避。
有一天沈黎晖收到一封信，公交车（又是公交车）走到十字路口，他打开这封信，信里写着：可能我不了解你现在的情况，但是我隐隐觉得你可能会有点儿难，但是这个世界需要你们做这些事情。又哭了。 最难熬的就是那两年，但依然，沈黎晖有倒买倒卖的天赋。他去找了摩托罗拉、诺基亚这样的跨国公司做音乐服务，赚了一些钱，还完债。赚了第一笔钱，他又去买很好的录音设备更新录音棚。当时公司的人说：“你怎么又开始干这个？”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好像做音乐就是一种本能。
2006年，沈黎晖说要办音乐节，公司的人都疯了。当时的宣传总监立马就辞职了，沈黎晖说：“他可能想，哎哟，未来的一年可能要疯掉。”
2007年，摩登天空音乐节办成了。在海淀公园，沈黎晖还记得音乐节举办那天早上，一打开对讲机，一片鬼哭狼嚎。一个票贩子把200个工作证拿走了，工作人员全疯了。沈黎晖关了对讲机，说不管了。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两个小时后之后出去看，外面一片祥和。虽然又赔钱了，但这巨大的成就感让大家都期待明年再来一次。
摩登天空10周年，清醒回归做了一张唱片，《明日的荣耀》，沿袭了第一张专辑《好极了！？》的讽刺风格。唱片封面把这层讽刺意味体现得愈加明显。一个用LV材料制成的奢华无比的男用小便池，赫然耸立中金色背景之上。这个艺术装置花费了沈黎晖巨大的精力，大家猜测，他要讽刺的是后工业时代以来的奢侈消费时代。
乐评人对这张唱片评价不高，张晓舟甚至毫不客气地说：“沈黎晖越是风光，清醒就越是混沌，当年他们质疑摇滚老炮还能否出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大概没想到自己出第二张专辑也要等上10年之久。假小空对假大空，五十步笑百步。其实不管是唐朝还是清醒，都有过如假包换的荣耀，都真刀真枪地占领过时代舞台，却也都只能匆匆谢幕，错不在时代，错只在自己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创造力。”
沈黎晖沉溺于自己超现实写作风格中，存在主义不入他的眼，他靠梦境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摩托罗拉其实都是一/猴子大象贝肯鲍尔乔治布什其实都是一”，好像是老子的“空”或者佛教的“无”，而这确实是沈黎晖那段时间的思考主题。2007年，他几乎已经形成了自己最稳定的价值观——世界就是一场游戏——每个人都深处游戏中，去通关去发现，也因此人类本身是缺乏创造力的。而他偶尔在梦境中的预言，可能是这个游戏的bug。
这个世界观让沈黎晖总是用一种上帝视角来看待世界。因此他对自己人生每一个举措所可能带来的影响或隐喻都相当清醒。当然，人类也高估了爱情也好，理想也罢的价值。
这让他在面对事情时，比年轻时冷静了很多。草莓音乐节九级大风来了，他思考了3秒，就决定让演出结束；某个艺人不能来大陆演出，他也毫不反抗地接受。摩登天空的员工也因为他的影响，很少再因为事情鬼哭狼嚎。
2014年，摩登天空营收两个亿。2015年，他的员工从70人增加到200人，新成立了两个互联网子品牌，pogo看演出和正在现场。
摩登天空从曾经的独立厂牌变成大鳄，也给人常见常新的感觉。在这个“独立音乐”也概念模糊的年代，沈黎晖仍希望能不断拓宽音乐类型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他有两个自己，包容的在外面，犀利的在内里。他怀有年轻时的骄傲与固执，觉得窦唯一般；也怀有一个老板应该有的宽容，会因为听宋冬野而流泪。
在北京，几家著名的Livehouse（室内演出场馆）都因为高昂的租金相继关闭时，摩登天空建在Soho的Livehouse——Modernsky Lab却开始试运营，并计划往上海、长沙等地扩建。被崇拜的、被批评的、被建构的、被解构的，都在他的旗下，他如愿以偿成了这个时代的旁观者。
2015年末，摩登天空完成b轮融资，由复星集团控股的新三板上市公司复娱文化投给摩登天空1.3亿，购买摩登天空10%的股权。同时，摩登天空与复娱文化还共同成立了规模30亿元的基金，开拓海外音乐市场。
10%，是沈黎晖对复娱开放的最高股权，他本来不想和“资本家”玩儿。他有一个global计划，但并不想成为那种特大特傻跟着资本走的公司。在这一轮投资，摩登天空估值13亿，完全可以上市，但沈黎晖并没有上市的打算。他认为摩登天空是一家慢基因公司。
在采访中，沈黎晖把这30亿比喻成他的游戏币。他眼睛机灵地动来动去，觉得接下来会玩得很刺激。
摇滚和disco，在保利剧院，人们有点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坐着还是站着。当新裤子唱到《sex drugs internet》时，大银幕竟惊现新裤子乐队的大尺度动画——（猴子与人）性交。15岁的中学生与70岁的老知识分子却只能一同在惊诧的尴尬气氛中随音乐摆动身体。
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不停在“85届帅哥美女”微信群里发小视频，人们都在等张蔷。当她穿着复古的闪片裙出来，一边扭一边唱《手扶拖拉机斯基》时，每个时代都沸腾了。这是新裤子为张蔷2013年的复出制作的音乐，她响亮地唱着对上世纪80年代的赞叹：“浪漫的八十年代，自由的八十年代，青春的八十年代。”
摩登天空艺术总监、乐评人张晓舟评价：“张蔷和新裤子的结合，典型体现了沈黎晖的文化与商业想象力。”他称这不仅仅是流行文化的一次复古式营销，同时也是启蒙时代文化的一次有趣的回潮，“八十年代与现在，在未来的街头重逢”，“回”是为了“潮”。
摩登天空老板沈黎晖一直想和张蔷合作，他曾经被张蔷拒绝过两次，第三次谈成功时，他立刻就给新裤子主唱彭磊打了电话，后者对此表现得尤其兴奋。80年代，他们俩每天都在胡同口的音像店听张蔷，她高亢的声音给了他们压抑时期的反弹力，是扭屁股时代的性启蒙。
这只是沈黎晖的经典企划之一。在过去两年，他最为人所知的事迹是，一个朋克张曼玉，和一个胖子宋冬野，他还创造了草莓音乐节。
很多人都觉得宋冬野很幸运，他想出专辑时，就有摩登天空这样的公司找他签约。沈黎晖只听了他的《董小姐》、《安河桥》等三四首歌，就决定把他签下来。他觉得宋冬野一定会火，但没想到会这么火。《董小姐》火的时候，沈黎晖觉得这个时代可能真的已经变了，“正在变成独立音乐做领导的时代，只有当时间过去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董小姐》的意义在哪儿”，沈黎晖说。
张曼玉也是听了宋冬野的专辑，才找上沈黎晖的。接到电话当天，“整个公司都炸了”。张曼玉在摩登天空的小会客厅拿出手机，放自己的十多首demo，沈黎晖明白她是有备而来的。当沈黎晖问张曼玉，要不要和摩登天空签约时，张曼玉“当时眼睛就亮了，非常欣喜，又不敢相信的样子”。
到了2014年草莓音乐节，张曼玉和宋冬野都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歌手。那一年，全国各地的草莓音乐节有70万左右观众，张铁志称之为“草莓共和国”。而2009年，这个数目只有2万。
对另一些人而言，摩登天空旗下还有更多能让他们兴奋的名字：万能青年旅店、五条人、左小祖咒、新裤子……
更好笑的现状可能是，当人们批评痛仰唱《复制者》没有舌头乐队唱得真诚时，回过头才发现，他们同属一家唱片公司——摩登天空。
这是沈黎晖的游戏。
1985年，团中央下属的一个单位主办了英国“威猛乐队”（wham！）的首次来华演出，彼时在音协工作的沈黎晖父亲给了他两张票。16岁的沈黎晖一看：“瓦姆，什么玩意儿”。他没去看那场演出。这场演出在后人看来是颇为前卫和“荒诞”的，就像1980年的新闻联播，竟然还播报了约翰·列侬遇刺事件。有人称“威猛乐队”为药引子，沈黎晖也这么认为，“那是对整个中国摇滚乐的启蒙，在wham！之前我们都听港台和张蔷。”
第二年，沈黎晖考入北京工艺美校。他形容这个学校像乌托邦，和社会没什么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他和社会脱节的个性。
在工艺美校，沈黎晖接触了西方当代艺术，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影响了他的音乐。他喜欢艺术摇滚，喜欢new-wave那帮家伙。所以到后来，不管是崔健、唐朝还是魔岩三杰，沈黎晖都不觉得酷，也不想做他们那样的音乐，“我不会被他们的歌词和价值观打动，我们完全是来自西方的，我们发型不一样，范儿也不一样”。
1988年，沈黎晖在学校组了个乐队，最初的名字就叫“π”，后改名为清醒乐队。他把吉他藏在家里上下铺的上层，与做“红歌”的父亲在音乐上决然分离。那是一个玩乐的时代，黑豹也刚成立，还没有唱片工业这回事。他们弹吉他、踢足球、交女朋友。在崔健之前，中国的音乐从没有出现过一个“我”，大多时候歌词里都是集体下的“我们”，直到崔健唱出那句“我曾经问个不休”，个体第一次出现，这是中国音乐的一个转折。所有人都处在一种极度兴奋的高潮中，这是我们通常所知的80年代景象。
80年代走得猝不及防，沈黎晖也不得不加快步伐。90年代初，崔健已经走出国门，有了海外演出；黑豹的《Don’t Break My Heart》登上香港的排行榜；唐朝引发了重金属风潮；清醒乐队也在这时候趋于定型，模糊地感受到一点“行业意识”。
清醒的第一次演出是1993年，在海淀剧院。那是金属乐的全盛时期，放眼望去，满场都是长发和皮衣，连打招呼都带着金属味。清醒在其间显得很不协调——他们留着干净的短发，穿着西装，看起来腼腆又神经质。不过，据知情者回忆，当他们琴弦一扫下去，台下的人就开始叫好：“真方嘿！”，他们玩的是正宗的funk。
有意思的是，演出结束之后，兴奋的沈黎晖跑到台下给观众散自己的名片——风景装饰公司总经理，这是他的另一重身份。那时候他已经和弟弟经营着一家印刷公司，说是印刷公司，其实就是沈黎晖拿一台900块的厦华walkman和朋友换的一台印刷机，接的第一单生意是给刘德华的唱片印封面。“我们谁都不懂印刷，根本印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后来倒腾来倒腾去，我拆东墙补西墙，最后结账发现我们欠了二十多万”。那时候他才二十出头。 这让他觉得生活糟透了，人生没有目标，习惯把一切的责任都推脱给别人。他每天都纠结于人生的意义在哪。他常常去一个叫苏珊娜的迪斯科喝酒，一瓶啤酒到天亮，然后再去火车站买一张票，也不知道要去哪。火车到一个站他下了，步行上一个山，在山上坐一个下午，再搭火车回北京。
沈黎晖觉得自己一定是病了。
有一次他梦到自己在伦敦，泰晤士河旁一个酒店。他坐在电视机前，等待披头士的节目，新闻却突然跳出来播报了医院的一起凶杀案，十几个医生和护士被谋杀。电视机里的画面惨不忍睹，他指着电视里面那个推车说，秘密就在那里面，“啪一下，我醒了，再也睡不着”。
他强制自己再次入睡，做了另外一个梦，把杀手杀掉，“不然我会疯掉，因为这个梦太残忍了”，沈黎晖说。他意识到自己压力太大，这很可能会导致精神问题。
沈黎晖拿着账上仅有的七万块钱，带领清醒和其他几支乐队出了合辑《摇滚94》，这张专辑在没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正版卖了15万张，盗版销量达到30万。在后人看来，这是“中国摇滚第二梯队自发崭露头角的标志，是摇滚乐在大陆走下神坛的信号，也是大陆摇滚乐简化和补充的开始”。但人生的第一个高潮和低谷一起到来。
即便已经是rock star了，巨大的负债仍让沈黎晖觉得世界不公平，自己做什么都不行。他总是做很多奇怪的梦，这让他觉得艺术家都有病。于是他开始看宫崎骏的动画片，看得最多，真正治愈他的是《魔女宅即便》，“我觉得特别单纯，希望自己改变”。
一次他坐公交车，车停在一个地方，他看见窗外的一棵树。他对树说：“你好。”突然间有一个感觉，那棵树也在回应他说：“你好。”这几乎让他要哭出来。
改变就是从这声“你好”开始的。他开始更积极地投入到印刷公司的生意中，事后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他在自救，与同一时期一同陷入抑郁的摇滚乐手不同的是，他拥有这种天赋和本能。
最重要的是，一单自救式的生意，让他赚了两百多万。有了钱，他终于可以真正实现摇滚梦了。他要出唱片。
找到唱片公司，对方给他20万预算，沈黎晖觉得不够，于是打算自己出版，干脆就开了摩登天空，附属在印刷公司旗下。清醒乐队第一张专辑《好极了！？》在录音棚录了一年，两支mv全用胶片拍摄，找最好的摄影师，做大幅海报，用最贵的纸做封面，甚至还做了宣传CD，总共花了70万。封面上沈黎晖的那套西装还是找当时女朋友的姐夫借的，一个意大利牌子。而他们的英文名sober，则按照oasis的logo，依样画了一个。
1997年，转折性的一年，人们拿着这张前所未有的精致唱片，看着5张干净的脸，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觉得他们是英国乐队。
有人说清醒乐队是中国摇滚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乐评人爱地人说：“清醒将中国摇滚从一味的虚无理想主义中解放出来，让中国的摇滚第一次有了人味，有了现实主义色彩。”他们的音乐印证了他们就是一群读过一点书，爱时尚，用音乐来表达自我的年轻人。就连名字“清醒”也充满了对前辈们的揶揄，他们歌唱城市生活、歌唱白领：“星期一和星期二我给了谁/星期三和星期四我给了谁/星期五和星期六我给了谁/星期天我给了谁。”
唱片公司不能只有一个乐队，作为自己的陪衬，沈黎晖同时签了新裤子乐队和超级市场乐队。这让新裤子走在哪都特兴奋：“我们签公司了！”再一问，挺不好意思的，是个印刷公司。
沈黎晖仍然花巨额给旗下的乐队录唱片。那时候他住通县，早上醒来他会听到楼下的小孩都在练习新裤子的歌；出去旅游，景区大喇叭也在放新裤子；学校演出，大家也爱翻唱新裤子。
同一时期流行的还有麦田守望者和花儿，清醒反而成为其中最晦涩的乐队，却把自己包装得最光鲜。
他们的唱片卖了30万张，到处都有演出机会，在香港，beyond和达明一派也专门前往观摩清醒。
毫无疑问，这是清醒乐队开创的一个新时代，后来的人称之为“北京新声”。
而到了1999年，清醒却厌倦了不得不应付的演出，和所有虚假的荣誉。
沈黎晖对“北京新声”的意义有清醒的认识：“以前去发廊，发现发廊里贴着我们的照片，很多人来剪头发的时候都指定要比着我们的剪，因为我们是第一个留这种发型的，也是第一个戴黑边眼镜的。但我觉得这种影响并不是‘清醒’或者‘北京新声’带来的，因为这都是资讯时代到来的产物。”
进入新世纪，清醒离开舞台，摩登天空旗下“Badhead”子厂牌出品的乐队却让大家应接不暇。No《走失的主人》、苍蝇《The Fly I》、陈底里《我快乐死了》以及胡吗个《人人都有小板凳，我的不带入21世纪》四张作品，揭开了地下摇滚的序幕。
张晓舟认为，在Bad Head这批乐队身上，“外省的、晦暗的、癫狂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元素开始与风头正健的‘北京新声’分庭抗礼。如果说‘北京新声’颠覆了此前经典的‘胡同摇滚’，那么Bad Head这批乐队则以进攻性、创造性颠覆了彬彬有礼的‘北京新声’——有教养的娱乐、享受型的朋克、温情电子。”
大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地下、实验、异端的希望。沈黎晖从不吝于用一种“酷”颠覆另一种“酷”，他曾经便是“始作俑者”之一。再后来，Bad Head又推出了舌头、诱导社、小河、万晓利。
摩登天空像一个声音博物馆，签了很多沈黎晖认为很酷的乐队，但那时候不论卡带还是CD都在走下坡路，根本没有商业机会。后来互联网一出现，音乐就免费了，沈黎晖彻底觉得没自己什么事儿了。
这一次他赔了两百多万，弟弟说我们还是分开吧。沈黎晖回想当时，自己天天躲在录音棚看乐队录音，看编曲。他觉得待在录音棚特别享受，但他也知道这是一种逃避。
有一天沈黎晖收到一封信，公交车（又是公交车）走到十字路口，他打开这封信，信里写着：可能我不了解你现在的情况，但是我隐隐觉得你可能会有点儿难，但是这个世界需要你们做这些事情。又哭了。 最难熬的就是那两年，但依然，沈黎晖有倒买倒卖的天赋。他去找了摩托罗拉、诺基亚这样的跨国公司做音乐服务，赚了一些钱，还完债。赚了第一笔钱，他又去买很好的录音设备更新录音棚。当时公司的人说：“你怎么又开始干这个？”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好像做音乐就是一种本能。
2006年，沈黎晖说要办音乐节，公司的人都疯了。当时的宣传总监立马就辞职了，沈黎晖说：“他可能想，哎哟，未来的一年可能要疯掉。”
2007年，摩登天空音乐节办成了。在海淀公园，沈黎晖还记得音乐节举办那天早上，一打开对讲机，一片鬼哭狼嚎。一个票贩子把200个工作证拿走了，工作人员全疯了。沈黎晖关了对讲机，说不管了。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两个小时后之后出去看，外面一片祥和。虽然又赔钱了，但这巨大的成就感让大家都期待明年再来一次。
摩登天空10周年，清醒回归做了一张唱片，《明日的荣耀》，沿袭了第一张专辑《好极了！？》的讽刺风格。唱片封面把这层讽刺意味体现得愈加明显。一个用LV材料制成的奢华无比的男用小便池，赫然耸立中金色背景之上。这个艺术装置花费了沈黎晖巨大的精力，大家猜测，他要讽刺的是后工业时代以来的奢侈消费时代。
乐评人对这张唱片评价不高，张晓舟甚至毫不客气地说：“沈黎晖越是风光，清醒就越是混沌，当年他们质疑摇滚老炮还能否出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大概没想到自己出第二张专辑也要等上10年之久。假小空对假大空，五十步笑百步。其实不管是唐朝还是清醒，都有过如假包换的荣耀，都真刀真枪地占领过时代舞台，却也都只能匆匆谢幕，错不在时代，错只在自己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创造力。”
沈黎晖沉溺于自己超现实写作风格中，存在主义不入他的眼，他靠梦境构建自己的价值体系，“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摩托罗拉其实都是一/猴子大象贝肯鲍尔乔治布什其实都是一”，好像是老子的“空”或者佛教的“无”，而这确实是沈黎晖那段时间的思考主题。2007年，他几乎已经形成了自己最稳定的价值观——世界就是一场游戏——每个人都深处游戏中，去通关去发现，也因此人类本身是缺乏创造力的。而他偶尔在梦境中的预言，可能是这个游戏的bug。
这个世界观让沈黎晖总是用一种上帝视角来看待世界。因此他对自己人生每一个举措所可能带来的影响或隐喻都相当清醒。当然，人类也高估了爱情也好，理想也罢的价值。
这让他在面对事情时，比年轻时冷静了很多。草莓音乐节九级大风来了，他思考了3秒，就决定让演出结束；某个艺人不能来大陆演出，他也毫不反抗地接受。摩登天空的员工也因为他的影响，很少再因为事情鬼哭狼嚎。
2014年，摩登天空营收两个亿。2015年，他的员工从70人增加到200人，新成立了两个互联网子品牌，pogo看演出和正在现场。
摩登天空从曾经的独立厂牌变成大鳄，也给人常见常新的感觉。在这个“独立音乐”也概念模糊的年代，沈黎晖仍希望能不断拓宽音乐类型的多样性和可能性。他有两个自己，包容的在外面，犀利的在内里。他怀有年轻时的骄傲与固执，觉得窦唯一般；也怀有一个老板应该有的宽容，会因为听宋冬野而流泪。
在北京，几家著名的Livehouse（室内演出场馆）都因为高昂的租金相继关闭时，摩登天空建在Soho的Livehouse——Modernsky Lab却开始试运营，并计划往上海、长沙等地扩建。被崇拜的、被批评的、被建构的、被解构的，都在他的旗下，他如愿以偿成了这个时代的旁观者。
2015年末，摩登天空完成b轮融资，由复星集团控股的新三板上市公司复娱文化投给摩登天空1.3亿，购买摩登天空10%的股权。同时，摩登天空与复娱文化还共同成立了规模30亿元的基金，开拓海外音乐市场。
10%，是沈黎晖对复娱开放的最高股权，他本来不想和“资本家”玩儿。他有一个global计划，但并不想成为那种特大特傻跟着资本走的公司。在这一轮投资，摩登天空估值13亿，完全可以上市，但沈黎晖并没有上市的打算。他认为摩登天空是一家慢基因公司。
在采访中，沈黎晖把这30亿比喻成他的游戏币。他眼睛机灵地动来动去，觉得接下来会玩得很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