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今年迎来百年华诞。作为系庆活动的一项重要学术活动，著名学者福山于2012年10月17日在北京大学做了名为“历史视野中的中西政治秩序”的演讲。
中国在秦朝就出现了现代国家
上午9点，笔者到达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会场内早已人头攒动，座无虚席。除了北大哲学系的同学们，还有教授、学者和应邀出席的嘉宾。9点半讲座开始，能容纳几百人的会场又加了三排椅子，但还是有很多同学只能站在过道两旁听讲。
20年前，福山出版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前景进行了大胆的预测。这本书被翻译了2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的学术界和政治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20年后，冷战之后的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福山最近推出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历史的视角出发理解当代政治格局。此次福山的演讲，集中探讨了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和西方在政治演进过程上的重要差异，并试图从中找到理解中国和西方的政治秩序在当代面临的不同困难。这一演讲的内容不仅包含了福山新书中一些最重要的思想，也包含了他对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最新思考。
演讲中，福山从其老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变革时代的政治秩序》中阐述的理论出发，提出了解释不同社会发展的多向度模式。他试图从国家（能力）、法治、责任政府这三组政治因素与经济增长、社会动员和思想（或合法性）这三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入手，解释一个社会的发展形态。福山认为，国家、法治和责任政府是三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根据韦伯（Max Weber）的国家定义，福山认为中国在秦朝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要早得多。但中国历史上的政府缺乏对于法治和责任政府的重视，虽然儒家思想从道德制约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法治的作用。在欧洲的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是法治和责任政府的因素，而现代国家则到十七、十八世纪才开始出现。福山认为可以从这一路径的不同来解释为何当今中国和西方呈现出了不同的政治形态。最后，福山指出了中国和美国的政治秩序在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面临着权力滥用等危险，需要加强法治和责任政府的建设；而美国则需要增强其国家能力。
跳出西方研究范式
笔者曾在美国攻读国际政治，辅修哲学。就笔者所知，大多数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国家（Modern State）是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灭亡，中华民国的建立才形成的，而这之前的几千年中国历史是完全的君主专制统治，并没有“现代国家”的内容或形式。在笔者看来，第一个在西方提出中国早在秦朝就出现现代国家的福山无疑是注意到了中国跟西方政府发展方式的不同，并且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发展关注点的不同。但是，福山仍旧是在西方的现代国家系统下去评判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发展模式，仍停留于西方学者的固有研究范式。
对于福山及西方学者这种固有研究范式，中国学者认识很深，如王绍光对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范式有过批判。他在《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一书中认为，西方人关注“政体”，而东方人更关注“政道”。“西方思想家从整体的角度谈制度，中国先哲从政道的角度谈制度，他们的关注点不同。从整体的角度看制度，关注点是最高权力归多少人执掌。从政道的角度看制度，关注面更广，包括宪制、最高权力、中枢机构、官僚系统运作、中央地方关系以及兵制等等”。
诚如研讨会上，北大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对福山提出的一点批评：福山对中国与欧洲的分析是失衡的。在分析欧洲的时候，他能够用细致的历史分析，展现三个维度从低到高的发展光谱。但在分析中国时，却未能展示一个全面的光谱，而只是判断这些维度的有无。古代中国在法治与问责方面完全无所作为吗？也许古代中国在这两个方面未能达到福山所设置的门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被完全忽略掉。福山提到当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一样，只有强国家，但没有法治与问责，更是一个缺乏论证的结论。
西方许多政治学家直接用“威权主义”来称呼中国的政治体制，不管是慈禧太后的政府、袁世凯政府、蒋介石政府、还是共产党的政府，都被万能的“威权主义”概括了。在他们的眼里，一百年来的中国就像是在原地踏步而已。但这种印象恰恰表明了一种理论的贫困：他们没有足够的概念工具来分析一百年来中国巨大的政治变迁。在这一点上，福山也未能免俗。在对“国家能力”的研究方面，福山并没有提出石破天惊的创见。
当然，在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秩序的探索和研究中，福山提出的中国早于西方建立现代政府的观点在世界相关领域的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而相关的问题也无疑是值得中西方学者更加深入探讨的。
追溯历史，挖掘问题起源与规律
另外，福山讲座中还启示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更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和规律。福山提到要从世界各地文明入手追溯历史带给政治秩序的不同起源，比如阿富汗、印度丛林地区、美拉尼西亚岛国、中东部分地区，至今仍是部落组织。比如中国从秦朝起（中国现代政府建立的起始）就是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印度在过去三千年历史中，除短暂时期，从没见过如此高度的中央集权。比如几乎所有成功的西方人眼中的现代威权政体——像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集聚在东亚，而不在非洲或中东。再比如西方政治秩序的建立，与11世纪的天主教会统治下，法治元素的发展中吸纳6世纪罗马法律的关系，等等。
事实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曾经过部落组织阶段，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社会发展出了政治机构，包括维持和平和统一法律的中央集权国家。某些社会又创造出了向公民负责的政府。我们将这些机构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在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它们却依然难以运转，为什么有些国家获得了成功而另一些则失败了？福山说，他的研究就是详述那些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基本政治机构的历史起源。
中国在秦朝就出现了现代国家
上午9点，笔者到达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会场内早已人头攒动，座无虚席。除了北大哲学系的同学们，还有教授、学者和应邀出席的嘉宾。9点半讲座开始，能容纳几百人的会场又加了三排椅子，但还是有很多同学只能站在过道两旁听讲。
20年前，福山出版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前景进行了大胆的预测。这本书被翻译了2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的学术界和政治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20年后，冷战之后的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福山最近推出的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历史的视角出发理解当代政治格局。此次福山的演讲，集中探讨了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和西方在政治演进过程上的重要差异，并试图从中找到理解中国和西方的政治秩序在当代面临的不同困难。这一演讲的内容不仅包含了福山新书中一些最重要的思想，也包含了他对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最新思考。
演讲中，福山从其老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变革时代的政治秩序》中阐述的理论出发，提出了解释不同社会发展的多向度模式。他试图从国家（能力）、法治、责任政府这三组政治因素与经济增长、社会动员和思想（或合法性）这三个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入手，解释一个社会的发展形态。福山认为，国家、法治和责任政府是三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因素。根据韦伯（Max Weber）的国家定义，福山认为中国在秦朝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要早得多。但中国历史上的政府缺乏对于法治和责任政府的重视，虽然儒家思想从道德制约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法治的作用。在欧洲的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是法治和责任政府的因素，而现代国家则到十七、十八世纪才开始出现。福山认为可以从这一路径的不同来解释为何当今中国和西方呈现出了不同的政治形态。最后，福山指出了中国和美国的政治秩序在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中国面临着权力滥用等危险，需要加强法治和责任政府的建设；而美国则需要增强其国家能力。
跳出西方研究范式
笔者曾在美国攻读国际政治，辅修哲学。就笔者所知，大多数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国家（Modern State）是直到20世纪初，清政府灭亡，中华民国的建立才形成的，而这之前的几千年中国历史是完全的君主专制统治，并没有“现代国家”的内容或形式。在笔者看来，第一个在西方提出中国早在秦朝就出现现代国家的福山无疑是注意到了中国跟西方政府发展方式的不同，并且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发展关注点的不同。但是，福山仍旧是在西方的现代国家系统下去评判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发展模式，仍停留于西方学者的固有研究范式。
对于福山及西方学者这种固有研究范式，中国学者认识很深，如王绍光对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范式有过批判。他在《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一书中认为，西方人关注“政体”，而东方人更关注“政道”。“西方思想家从整体的角度谈制度，中国先哲从政道的角度谈制度，他们的关注点不同。从整体的角度看制度，关注点是最高权力归多少人执掌。从政道的角度看制度，关注面更广，包括宪制、最高权力、中枢机构、官僚系统运作、中央地方关系以及兵制等等”。
诚如研讨会上，北大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对福山提出的一点批评：福山对中国与欧洲的分析是失衡的。在分析欧洲的时候，他能够用细致的历史分析，展现三个维度从低到高的发展光谱。但在分析中国时，却未能展示一个全面的光谱，而只是判断这些维度的有无。古代中国在法治与问责方面完全无所作为吗？也许古代中国在这两个方面未能达到福山所设置的门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被完全忽略掉。福山提到当代中国与古代中国一样，只有强国家，但没有法治与问责，更是一个缺乏论证的结论。
西方许多政治学家直接用“威权主义”来称呼中国的政治体制，不管是慈禧太后的政府、袁世凯政府、蒋介石政府、还是共产党的政府，都被万能的“威权主义”概括了。在他们的眼里，一百年来的中国就像是在原地踏步而已。但这种印象恰恰表明了一种理论的贫困：他们没有足够的概念工具来分析一百年来中国巨大的政治变迁。在这一点上，福山也未能免俗。在对“国家能力”的研究方面，福山并没有提出石破天惊的创见。
当然，在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秩序的探索和研究中，福山提出的中国早于西方建立现代政府的观点在世界相关领域的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而相关的问题也无疑是值得中西方学者更加深入探讨的。
追溯历史，挖掘问题起源与规律
另外，福山讲座中还启示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更能找到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和规律。福山提到要从世界各地文明入手追溯历史带给政治秩序的不同起源，比如阿富汗、印度丛林地区、美拉尼西亚岛国、中东部分地区，至今仍是部落组织。比如中国从秦朝起（中国现代政府建立的起始）就是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印度在过去三千年历史中，除短暂时期，从没见过如此高度的中央集权。比如几乎所有成功的西方人眼中的现代威权政体——像韩国、新加坡、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集聚在东亚，而不在非洲或中东。再比如西方政治秩序的建立，与11世纪的天主教会统治下，法治元素的发展中吸纳6世纪罗马法律的关系，等等。
事实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曾经过部落组织阶段，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社会发展出了政治机构，包括维持和平和统一法律的中央集权国家。某些社会又创造出了向公民负责的政府。我们将这些机构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在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它们却依然难以运转，为什么有些国家获得了成功而另一些则失败了？福山说，他的研究就是详述那些已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基本政治机构的历史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