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6”甘肃正宁校车惨剧，让人们不能不深思当代中国官员群体中的部分人的职业伦理状况：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何以忍心自己治下的孩子每天生活在巨大的风险中？
　　应当说，过去十年间，校车之紧迫性，随着教育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已经非常明显地凸显出来。本来，在乡村，每个村庄一般都有小学，孩子就近上学。但近年来，由于城乡架构的变革，乡村学校生员流失严重，被大规模撤并。孩子不得不离村上学，有的距离相当遥远，况且很多学校并无住宿条件，这样，孩子需要每天往返通勤。而孩子的父母大多出外打工。
　　类似的趋势，在城镇也已出现，只是不那么明显而已。有些学校不忍于此，自行开设校车，通常会按照保本原则，收取一定费用。这确实方便了学生和家长，但如正宁校车事故所表明的，这类校车的安全标准通常较低，司机也缺乏必要的安全意识，发生事故，也就不可避免。
　　这个时候，恰恰应该是我们的政府承担责任的时候，但是，对这一问题，不少地方的政府似乎均未上心。问题当然不是没有钱，在正宁事故的处理现场人们看到，当地政府官员的汽车都是中高档越野汽车，其一辆车的资金足以用来购买多辆校车；政府每年维护一辆官车的费用，也足以维护一辆校车。
　　问题是，政府根本没有想到要给这些孩子配备校车。当然，政府不只是没有想到校车，其它在民众那里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也始终没有进入官员的视野，没有列入政府的议事日程。比如，集中上学的孩子在校的午餐问题，留守儿童的基本福利问题，乡村的上下水、垃圾处理等公共卫生问题。
　　概括而言，当代中国的官员中有一些人缺乏基本的政治责任感。须知，任何一个政府，要获得最低限度的正当性，也即民众的认可，都必须是一定程度的责任政府，也即，对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承担责任。此为最根本的政治伦理问题。当然，在不同国家，官员对民众担责的具体方式不同。在欧美国家，民众通过选举等程序对官员施加责任，并积极问责，从外部推动官员对民众关心的问题承担责任。
　　传统中国则通过另外一种机制养成官员的政治伦理意识，它由三个部分构成：首先，官员从儒生中选拔，儒生则接受系统的德行训练，以确保官员的政治责任感。其次，建立强有力的监察机制。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县级基层社会中存在一个相当庞大的绅士群体，他们与流动的地方官员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双方可以广泛地合作，绅士群体也可以有效地监督地方官员。因此，这种体制虽然不是民主的，却也非常有效地促使地方官员关心民众疾苦，与民同乐同忧。
　　然而，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某些个别官员们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支配着社会中最为重要的资源，但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却异乎寻常地薄弱。在那里既不存在有效的民主控制，也不存在系统的德行训练，也不存在地方绅士对流官的监督，只有一个受到严重掣肘的自上而下的监督机制，单靠这样的机制，是不可能让那些快速流动的官员关心本地民众之疾苦的。
　　另一方面，过去十几年来，政府自上而下考核的最重要指标是经济增长政绩。这样的政绩对宏大的国家也许很重要，与民众福利则关系不大。甚至可以说，这样的指标考核越严格，官员对民众的疾苦越发地不关心，甚至为了经济增长而牺牲民众的福利。由此就出现一个怪象：过去几年，各地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财力十分雄厚，但是，民众的福利依然亟待补课。
　　正宁校车惨剧就是这种缺乏基本政治伦理的体制所造成的。现在，惨剧发生地甘肃庆阳当局已经决定，由政府投资7亿元，争取在两年时间内，给每个乡镇建办1所公办幼儿园，配备标准化校车一辆。
　　现在，到了对凡此种种社会现象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必须让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关心民众疾苦，对民众的福利承担责任，这是政治体制的根本目标。须知，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各级政府官员职业操守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