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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20天，服刑人员张军就可以离开监狱，推开久违的家门，对古稀之年的父亲说一声：“爸，我回来了。”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句话是他准备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
而现在，他仍每天按时起床，按部就班地上课、劳动、就寝。有时也会在日记本上记录心情。
两个多月前，他开始接受出监教育，这意味着铁窗生涯启动倒计时。
10年来，不断有像张军这样刑期将满的京籍男性在押服刑人员，被转送到这个名为“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男性服刑人员出监教育中心”的地方，接受为期3个月的“出监教育”。
2003年，司法部颁布的“79号令”即《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中称：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贯穿于监狱工作的全过程，“监狱对即将服刑期满的罪犯，应当集中进行出监教育，时限为3个月。”
这个时间设定，就如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出监教育中心8分监区副分监长付勇对本刊记者所言：“不宜过长，也不宜过短。”
张军正在规划自己的自由生活。他记得，一次出监座谈会上，很多服刑人员都没想好出去后做什么，监狱负责人说，如果到了出监教育这个环节还没想好未来，那将是很危险的，无法适应社会就可能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改变“拘禁性人格”
本刊记者随干警走过出监中心监区的走廊，周围的服刑人员会条件反射般迅速靠墙而立，双手下垂，直到干警走过后才恢复活动。
这种行为在监狱里是常态，并被心理学称为“拘禁性人格”——在失去自由这段时间，服刑人员对管束形成了条件反射，这种习惯在出狱后还会保持一段时间。比如，回家后，有人仍坚持开灯睡觉，被叫到名字会迅速答“到”，很多人坚持早上6点起床，7点钟则会想到“该打饭了”——不少服刑人员出监后为了改变这种“拘禁性人格”，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如今，对于“拘禁”的缓解和调适，被前置到出监教育环节。
11年前的2004年2月，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确定，将出监教育中心设在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一大批干警被抽调来专门从事出监教育。随后调来的付勇记得，那时候对于怎么搞出监教育，干警们没什么经验和章法，“一步一步探索着来”。
付勇调来的同一年，张军入狱。那时在金融系统工作的张军，发现系统里有腐败官员存入的资金。出于仇恨心理，他利用专业知识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道“马其诺防线”，划走了资金，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未曾想仍未逃过警方的视线。
2015年1月，即将刑满释放的张军被送到出监教育中心。
在这里，与社会隔绝多年的在押人员需要学会调整自己，与外面的世界接轨。如付勇所说：“我们希望他们学一些走入社会后的谋生手段。”
而这也意味着监狱管理人员工作量加大，付勇负责的分监区，在“管理”的同时，加大了服务职能。
“服务职能”包括教服刑人员怎样乘坐地铁，怎样办理户口和档案，怎样办银行卡和信用卡，怎样使用电脑和手机。出监教育中心里有用于情景演示的模拟窗口、排号机和地铁公交刷卡机，以及各种实况演示视频，服刑人员可以通过模拟实训来熟悉这些重获自由后必需的生活内容。
还会有心理咨询课，帮助服刑人员调适心理。46岁的服刑人员陈武说，来到出监教育中心的服刑人员，因为即将出狱，兴奋度高，常常睡不着觉，心理老师会让大家互相聊天，互相祝福“开开心心”。
服刑人员的生物钟也被调整，张军的感受是：“作息基本自主，只规定点名时间。”每天中午他也可以不睡觉，自己看会儿书。
他们还有机会看电视、电影，并且聊聊剧情。比如看过《离婚律师》，“原来觉得律师没什么用，现在看来，在很多方面律师可以帮助我们维护权益。”陈武说。
狱方在延长室外活动时间的同时，强化了对服刑人员身心的培训——健身教练被请进监狱，教服刑人员打太极拳，健身设施也逐步配备。服刑人员还可以利用工余和休息日时间，打球、下棋、聊天，或在警官组织下练练太极拳、跑跑步、锻炼身体。
有人要求穿便服，有人要求“逛北京”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出监教育中心副主任朱光华发现，即将出监的服刑人员会“反复提意见”。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要求脱了囚衣穿便服，有人点名要求知名专家会诊，有人要为私生子办户口，有人要求解决家庭矛盾，还有人家里有拆迁问题，有人无家可归，甚至有人提出要“逛北京”……希望监狱帮助解决。
这些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罪犯服刑期间的思想稳定和出狱后能否顺利融入社会。
朱光华记得有个服刑人员，当初因为猥亵儿童入狱，家人无法原谅他。经再三劝解，家人终于前来探监。但“家人来探监给他带来一把草，说他是禽兽。”而狱方必须与家人沟通，想法设法让双方谈谈，促成家庭对他的接纳。
每个月，区县司法局会协调辖区内公安、社会保险、工商、税务、银行、人才市场、法律援助、社会工作站、心理健康中心、律师事务所等部门到出监教育中心提供现场咨询活动，为服刑人员答疑解惑。
针对届临刑释罪犯回归社会后遇到的亲人不接纳、居无定所、落户难和就业难等实际困难，出监教育中心与各区县司法局紧密配合。10年来，共协调解决重点帮教对象难题累计2000余人次。
北京变化巨大，犯人出狱后可能找不到回家的路。付勇与他的同事们会在业余时间里搜集资料，开车去市区拍一些实景图片，让服刑人员看看“外面现在是什么样”。
服刑人员最关注的两大问题是“户籍”与“养老保险”。“马上就是社会人了，吃、住都要自己操心。”
狱方也很在意这两个方面，因为如果“出去吃不上饭，住不上房子，还可能再回来”。
为了防止“再回来”，干警经常要吃住在监区，每人对接十余名服刑人员，跟踪他们的状态。
干警与服刑人员如何配对，也是有讲究的，用朱光华的话说要“有匹配性”——性格火暴的搭配性格平和的，不能两人都是暴脾气。 监狱特别重视心理测评，朱光华很早拿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有要求，监狱干警都要尽可能拿到这个证书。
干警们还不定期组织对服刑人员的心理测评，在此基础上通过日常了解，加上管教干部的反馈，评估其 “再犯风险”。评估结果会反馈给服刑人员籍贯地的政府部门，用于后期追踪。
心理干预不仅针对服刑人员。监狱干警也承受着极大压力，不仅面对着可能存在高风险的服刑者，未来在生活中还有可能与曾经的管教对象相遇，这都需要不小的心理承受力。
虽然快摸到家门了，但毕竟还是罪犯
每个月出监教育中心都要接收届临释放人员，几乎每天都有服刑人员刑满释放。成批进、单个释放，如此往复。
进入中心后，干警都要和服刑人员例行谈话，了解服刑情况、家庭情况，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付勇所在的分监区一度警力不够，6个人要负责70名服刑人员，还要轮流值24小时夜班，压力颇大。
他们发现，最后20天左右，有的服刑人员开始“浮”了。
2014年末，张军每天都盼着到“出监队”（服刑人员对出监中心的称呼），计算着时间，“一个月理一次发，理满几次就到时候了。”
服刑者们觉得，“出监队”管束宽松，到这里后，他们对积分考核也不在意了。这让朱光华等人始终揪着心。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昭示了“依法治监”起步。以积分考核制度为代表的服刑人员考评系统也被不断细化，“考核—积分—奖励—减刑”成为服刑人员必经的路径。
但在临近出监的日子里，积分考核制似乎不再有吸引力了。
狱方很清楚，这3个月的衔接过渡时期也是不稳定期，也是服刑人员的需求爆发期，“心都飞了”。付勇们不得不保持“高压态势”——即将出狱的人虽然快摸到家门了，但毕竟还是罪犯。
于是有服刑人员向干警反映，这里不是教育中心，是严管中心。
出监教育中心的办法是，根据劳动、学习和日常表现评定A、B、C、D四个等级，并在周点餐、月采买、日常文娱活动方面对应宽严相济的不同处遇。
尽管让外人惊讶、但付勇们习以为常的是，有的服刑人员甚至不想离开监所——这里提供一切基本生活保障，而出去以后还要自己谋生。
陈武也有这种危机感：“出去以后怎么办？干什么？”他把双手比成碗口状——吃饭是最重要的。
周围人群的特殊“关注”也会让人不自在。很多服刑人员担心，“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人家会不会笑话我？”
创业课程最受欢迎
很多行业对从业人员都要求有无犯罪记录，从入口处封死了服刑人员再就业的通道，而一些低端岗位，朱光华分析说：“北京人好面儿，宁可吃低保也不愿意干。”
自己创业就被提上日程，但很多人都没有创业经验。
中心与光华慈善机构签订协议，免费开设创业课程。付勇说，培训机构定期为服刑人员讲授怎么写计划书，怎么进行创业准备，课程结束后，服刑人员会领到一本结业证书，“出去后可以向培训公司申请低息贷款”。
这个课程很受欢迎。在课后的小组讨论中，创业讨论也是最激烈的：你的公司叫什么，我的叫什么，LOGO该怎么做，面向什么群体，提供什么服务。
陈武计划出去以后做个小生意，比如搞餐饮，他看新闻知道“政府大力提倡环保”，于是多想了一步：“一定要搞好排污设施。”
而餐饮业也是大多数服刑人员的创业规划，陈武觉得，这个行业上手会容易一些。
出监教育中心开设的课程还设计社会保险、民生政策、文明礼仪、阳光心态、交通安全、应急救护和现代生活等，共23门。
张军对杜玉琛老师讲授的“重塑美好人生”印象很深刻：“老太太70多岁了，一次课都不落，每次PPT都有调整。”这让他心生感慨，“我们自己再不上心，就说不过去了。”
陈武记得，西城区来帮教的社保部门，会从“最基层的部门需要什么手续”讲起，告诉他们：“释放证要保存好！”以前很多服刑人员出去后就把释放证扔了，但“人家会问你从哪里来”。
他们也上国防教育与礼仪、毒品教育课。陈武说，以前有人觉得毒品没那么危险，但专司缉毒的授课者讲完课后，就有毒品案服刑人员说，不能再抽了。
这些课程对陈武的直接影响是，“必须做个文明人，免得出去以后被人瞧不起”。他告诉本刊记者，“文明人”的标准包括不随地吐痰、过马路走斑马线、看红绿灯，等等。
不说再见
付勇与服刑人员有个不成文的约定，离开后不说“再见”，而是说“外面见”。
这样的告别每天都在上演。在这背后，中国监狱改造管理也在不断深化。
时间继续前行。在出监教育中心，很多人觉得自己离开社会时间长了会脱节，而他并不十分担心，“无非是从2007年的北京来到2015年的北京。”
表面淡定，但看着每天都有人离开，张军心里也长草。
出狱后的第四天就是父亲70岁的生日，此前父母探监时告诉张军，准备在那一天把他带到全家人面前，给更加年迈的姥爷姥姥一个惊喜。
这个惊喜来得艰难。张军说，他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父母曾告诉他：“我们俩就是这么一天天挺过来的。”
有一次他参加监狱组织的心理剧演出，坐在角落里改台词，突然想起父母这句话，情绪瞬间爆发。“那个‘挺’字……”他向本刊记者要了面巾纸，再不能继续说下去。
知道张军到了出监教育中心，父母写信说，这是全家最高兴的事。
北京的第一场春雨敲响了窗子，久违的家门仿佛就在眼前。
（文中张军、陈武为化名）
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句话是他准备送给父亲的生日礼物。
而现在，他仍每天按时起床，按部就班地上课、劳动、就寝。有时也会在日记本上记录心情。
两个多月前，他开始接受出监教育，这意味着铁窗生涯启动倒计时。
10年来，不断有像张军这样刑期将满的京籍男性在押服刑人员，被转送到这个名为“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男性服刑人员出监教育中心”的地方，接受为期3个月的“出监教育”。
2003年，司法部颁布的“79号令”即《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规定》中称：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贯穿于监狱工作的全过程，“监狱对即将服刑期满的罪犯，应当集中进行出监教育，时限为3个月。”
这个时间设定，就如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出监教育中心8分监区副分监长付勇对本刊记者所言：“不宜过长，也不宜过短。”
张军正在规划自己的自由生活。他记得，一次出监座谈会上，很多服刑人员都没想好出去后做什么，监狱负责人说，如果到了出监教育这个环节还没想好未来，那将是很危险的，无法适应社会就可能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改变“拘禁性人格”
本刊记者随干警走过出监中心监区的走廊，周围的服刑人员会条件反射般迅速靠墙而立，双手下垂，直到干警走过后才恢复活动。
这种行为在监狱里是常态，并被心理学称为“拘禁性人格”——在失去自由这段时间，服刑人员对管束形成了条件反射，这种习惯在出狱后还会保持一段时间。比如，回家后，有人仍坚持开灯睡觉，被叫到名字会迅速答“到”，很多人坚持早上6点起床，7点钟则会想到“该打饭了”——不少服刑人员出监后为了改变这种“拘禁性人格”，耗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如今，对于“拘禁”的缓解和调适，被前置到出监教育环节。
11年前的2004年2月，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确定，将出监教育中心设在北京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一大批干警被抽调来专门从事出监教育。随后调来的付勇记得，那时候对于怎么搞出监教育，干警们没什么经验和章法，“一步一步探索着来”。
付勇调来的同一年，张军入狱。那时在金融系统工作的张军，发现系统里有腐败官员存入的资金。出于仇恨心理，他利用专业知识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道“马其诺防线”，划走了资金，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未曾想仍未逃过警方的视线。
2015年1月，即将刑满释放的张军被送到出监教育中心。
在这里，与社会隔绝多年的在押人员需要学会调整自己，与外面的世界接轨。如付勇所说：“我们希望他们学一些走入社会后的谋生手段。”
而这也意味着监狱管理人员工作量加大，付勇负责的分监区，在“管理”的同时，加大了服务职能。
“服务职能”包括教服刑人员怎样乘坐地铁，怎样办理户口和档案，怎样办银行卡和信用卡，怎样使用电脑和手机。出监教育中心里有用于情景演示的模拟窗口、排号机和地铁公交刷卡机，以及各种实况演示视频，服刑人员可以通过模拟实训来熟悉这些重获自由后必需的生活内容。
还会有心理咨询课，帮助服刑人员调适心理。46岁的服刑人员陈武说，来到出监教育中心的服刑人员，因为即将出狱，兴奋度高，常常睡不着觉，心理老师会让大家互相聊天，互相祝福“开开心心”。
服刑人员的生物钟也被调整，张军的感受是：“作息基本自主，只规定点名时间。”每天中午他也可以不睡觉，自己看会儿书。
他们还有机会看电视、电影，并且聊聊剧情。比如看过《离婚律师》，“原来觉得律师没什么用，现在看来，在很多方面律师可以帮助我们维护权益。”陈武说。
狱方在延长室外活动时间的同时，强化了对服刑人员身心的培训——健身教练被请进监狱，教服刑人员打太极拳，健身设施也逐步配备。服刑人员还可以利用工余和休息日时间，打球、下棋、聊天，或在警官组织下练练太极拳、跑跑步、锻炼身体。
有人要求穿便服，有人要求“逛北京”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出监教育中心副主任朱光华发现，即将出监的服刑人员会“反复提意见”。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要求脱了囚衣穿便服，有人点名要求知名专家会诊，有人要为私生子办户口，有人要求解决家庭矛盾，还有人家里有拆迁问题，有人无家可归，甚至有人提出要“逛北京”……希望监狱帮助解决。
这些问题能否解决，直接关系到罪犯服刑期间的思想稳定和出狱后能否顺利融入社会。
朱光华记得有个服刑人员，当初因为猥亵儿童入狱，家人无法原谅他。经再三劝解，家人终于前来探监。但“家人来探监给他带来一把草，说他是禽兽。”而狱方必须与家人沟通，想法设法让双方谈谈，促成家庭对他的接纳。
每个月，区县司法局会协调辖区内公安、社会保险、工商、税务、银行、人才市场、法律援助、社会工作站、心理健康中心、律师事务所等部门到出监教育中心提供现场咨询活动，为服刑人员答疑解惑。
针对届临刑释罪犯回归社会后遇到的亲人不接纳、居无定所、落户难和就业难等实际困难，出监教育中心与各区县司法局紧密配合。10年来，共协调解决重点帮教对象难题累计2000余人次。
北京变化巨大，犯人出狱后可能找不到回家的路。付勇与他的同事们会在业余时间里搜集资料，开车去市区拍一些实景图片，让服刑人员看看“外面现在是什么样”。
服刑人员最关注的两大问题是“户籍”与“养老保险”。“马上就是社会人了，吃、住都要自己操心。”
狱方也很在意这两个方面，因为如果“出去吃不上饭，住不上房子，还可能再回来”。
为了防止“再回来”，干警经常要吃住在监区，每人对接十余名服刑人员，跟踪他们的状态。
干警与服刑人员如何配对，也是有讲究的，用朱光华的话说要“有匹配性”——性格火暴的搭配性格平和的，不能两人都是暴脾气。 监狱特别重视心理测评，朱光华很早拿了心理咨询师证书。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有要求，监狱干警都要尽可能拿到这个证书。
干警们还不定期组织对服刑人员的心理测评，在此基础上通过日常了解，加上管教干部的反馈，评估其 “再犯风险”。评估结果会反馈给服刑人员籍贯地的政府部门，用于后期追踪。
心理干预不仅针对服刑人员。监狱干警也承受着极大压力，不仅面对着可能存在高风险的服刑者，未来在生活中还有可能与曾经的管教对象相遇，这都需要不小的心理承受力。
虽然快摸到家门了，但毕竟还是罪犯
每个月出监教育中心都要接收届临释放人员，几乎每天都有服刑人员刑满释放。成批进、单个释放，如此往复。
进入中心后，干警都要和服刑人员例行谈话，了解服刑情况、家庭情况，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付勇所在的分监区一度警力不够，6个人要负责70名服刑人员，还要轮流值24小时夜班，压力颇大。
他们发现，最后20天左右，有的服刑人员开始“浮”了。
2014年末，张军每天都盼着到“出监队”（服刑人员对出监中心的称呼），计算着时间，“一个月理一次发，理满几次就到时候了。”
服刑者们觉得，“出监队”管束宽松，到这里后，他们对积分考核也不在意了。这让朱光华等人始终揪着心。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昭示了“依法治监”起步。以积分考核制度为代表的服刑人员考评系统也被不断细化，“考核—积分—奖励—减刑”成为服刑人员必经的路径。
但在临近出监的日子里，积分考核制似乎不再有吸引力了。
狱方很清楚，这3个月的衔接过渡时期也是不稳定期，也是服刑人员的需求爆发期，“心都飞了”。付勇们不得不保持“高压态势”——即将出狱的人虽然快摸到家门了，但毕竟还是罪犯。
于是有服刑人员向干警反映，这里不是教育中心，是严管中心。
出监教育中心的办法是，根据劳动、学习和日常表现评定A、B、C、D四个等级，并在周点餐、月采买、日常文娱活动方面对应宽严相济的不同处遇。
尽管让外人惊讶、但付勇们习以为常的是，有的服刑人员甚至不想离开监所——这里提供一切基本生活保障，而出去以后还要自己谋生。
陈武也有这种危机感：“出去以后怎么办？干什么？”他把双手比成碗口状——吃饭是最重要的。
周围人群的特殊“关注”也会让人不自在。很多服刑人员担心，“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人家会不会笑话我？”
创业课程最受欢迎
很多行业对从业人员都要求有无犯罪记录，从入口处封死了服刑人员再就业的通道，而一些低端岗位，朱光华分析说：“北京人好面儿，宁可吃低保也不愿意干。”
自己创业就被提上日程，但很多人都没有创业经验。
中心与光华慈善机构签订协议，免费开设创业课程。付勇说，培训机构定期为服刑人员讲授怎么写计划书，怎么进行创业准备，课程结束后，服刑人员会领到一本结业证书，“出去后可以向培训公司申请低息贷款”。
这个课程很受欢迎。在课后的小组讨论中，创业讨论也是最激烈的：你的公司叫什么，我的叫什么，LOGO该怎么做，面向什么群体，提供什么服务。
陈武计划出去以后做个小生意，比如搞餐饮，他看新闻知道“政府大力提倡环保”，于是多想了一步：“一定要搞好排污设施。”
而餐饮业也是大多数服刑人员的创业规划，陈武觉得，这个行业上手会容易一些。
出监教育中心开设的课程还设计社会保险、民生政策、文明礼仪、阳光心态、交通安全、应急救护和现代生活等，共23门。
张军对杜玉琛老师讲授的“重塑美好人生”印象很深刻：“老太太70多岁了，一次课都不落，每次PPT都有调整。”这让他心生感慨，“我们自己再不上心，就说不过去了。”
陈武记得，西城区来帮教的社保部门，会从“最基层的部门需要什么手续”讲起，告诉他们：“释放证要保存好！”以前很多服刑人员出去后就把释放证扔了，但“人家会问你从哪里来”。
他们也上国防教育与礼仪、毒品教育课。陈武说，以前有人觉得毒品没那么危险，但专司缉毒的授课者讲完课后，就有毒品案服刑人员说，不能再抽了。
这些课程对陈武的直接影响是，“必须做个文明人，免得出去以后被人瞧不起”。他告诉本刊记者，“文明人”的标准包括不随地吐痰、过马路走斑马线、看红绿灯，等等。
不说再见
付勇与服刑人员有个不成文的约定，离开后不说“再见”，而是说“外面见”。
这样的告别每天都在上演。在这背后，中国监狱改造管理也在不断深化。
时间继续前行。在出监教育中心，很多人觉得自己离开社会时间长了会脱节，而他并不十分担心，“无非是从2007年的北京来到2015年的北京。”
表面淡定，但看着每天都有人离开，张军心里也长草。
出狱后的第四天就是父亲70岁的生日，此前父母探监时告诉张军，准备在那一天把他带到全家人面前，给更加年迈的姥爷姥姥一个惊喜。
这个惊喜来得艰难。张军说，他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父母曾告诉他：“我们俩就是这么一天天挺过来的。”
有一次他参加监狱组织的心理剧演出，坐在角落里改台词，突然想起父母这句话，情绪瞬间爆发。“那个‘挺’字……”他向本刊记者要了面巾纸，再不能继续说下去。
知道张军到了出监教育中心，父母写信说，这是全家最高兴的事。
北京的第一场春雨敲响了窗子，久违的家门仿佛就在眼前。
（文中张军、陈武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