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许多研究者所意识到的那样，近代中国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中西交往而引起的。假如西方人没有东来，没有鸦片贸易，就不会有鸦片战争，就不会有后来的变化，中国还会在原来的轨道上稳步发展，中国人还会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羡慕的田园生活，恬静优雅。然而，因为西方人的东来，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究竟应该怎么看近代中国的改变，这种改变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一百多年来，史学家们意见不一，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势力东来就是殖民就是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伤害。然而也有一部分史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从世界史、全球史视角，从人民本位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建构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叙事框架。这个体系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现代化史观”，或“现代化叙事”。
　　“现代化叙事”开山祖师为蒋廷黻。蒋廷黻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失踪已久的人物。他之所以“被失踪”，主要是因为他不仅在1949年之前学者从政，出任蒋介石政府一些重要职务，而且在1949年之后长时间担任台湾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和“联合国代表”，继续替蒋介石说话，直至1965年在美国逝世。
　　蒋廷黻的“现代化叙事”并不复杂，这个叙事所要解决的就是怎样描述过去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的历史。
　　按照我们熟悉的历史观，过去三百年是西方势力入侵中国的历史，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历史。因而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条主线就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这个叙事一般被称为“革命叙事”，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依据“革命叙事”，近代中国三百年、两百年，尤其是最近一百年，充满悲情，不仅国内的“封建主义”、统治阶级压迫人民，而且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也与国内旧势力合谋欺压人民，再加上后来的“官僚资本主义”，构成了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这是“革命叙事”要旨。
　　如果从历史发展顺序说，“革命叙事”来源于“现代化叙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体认，是对“现代化叙事”的批判与超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蒋廷黻的“现代化叙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会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模式，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现代化叙事”的影响，马克思主义“革命叙事”一定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不会与“现代化叙事”处处相反。
　　蒋廷黻的“现代化叙事”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呢？简单地说，就是要回答：中国能现代化吗？
　　根据蒋廷黻的研究，近代中国原本可以不发生问题，中国原本可以在王朝政治、帝制架构中继续存在，只是因为英国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引发了巨大的产能过剩，消除了人类先前对生存能力的恐惧，并激发了西方人对外扩张的本能。西方人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扩张，不能完全从恶的层面去理解，他们除了市场、资源企求外，其实也是一个双向的互惠互利行动。
　　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中国在过去或许确实有着自己漫长的历史传统，但是到了近代，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启蒙运动，中国不是近代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迟到者，因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要挑战世界已有规则，更不能对这些规则采取非理性冲撞，或鲁莽颟顸式的摧毁，而是应该引导国民尽快接受，尽快适应这些规则，尽快让中国和世界一样，和其他民族国家一起发展，共同进步。
　　中国有辉煌的过去，也会有辉煌的未来。按照蒋廷黻的研究，只要中国能够很好地引导国民尽快确立世界一体化新认识，积极介入国际一体化新生活，尽快与世界同步发展，与世界一致，中国就能重建辉煌，重现盛世。中国只有与世界一致了，才能说得上别致。在蒋廷黻看来，最民族的一定是最国际的，最国际的也一定会体现最民族的一面，一致而又别致，是现代中国唯一出路，这是没有办法的选择，这也是胡适说的只有“充分世界化”，才会有真正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如果不能经受充分世界化的洗礼，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
　　中国能现代化吗？这是蒋廷黻、胡适那代人的问题，中国过去30年变革进步的历程，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以后的努力，还要继续回答这个问题。
　　马勇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