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管理学书籍铺天盖地的时代，《红楼梦》居然与《韦尔奇自传》一样引起管理界的重视。事实上，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提供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塑造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权威：一是贪婪集权型，主要以王熙凤为代表；二是创新分权型，主要以贾探春、薛宝钗为代表。
　　
　　王熙凤：贪婪的集权管理者
　　
　　在协理宁国府时，王熙凤出色地表现了她的管理才能。首先，王熙凤对宁国府做了一次家族诊断。她尖锐地指出，宁国府有“五大弊病”：“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列专管，临期推诿；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能服管束，无脸者不能上进。”针对弊病，王熙凤发表了措辞极其强硬的就职演说：“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诸事由得你们。再别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么样’的话。”根据这一思路，王熙凤开始制定规则，按岗定编，强化监管。这一措施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宁国府的面貌立刻改变了。
　　然而同样是王熙凤，在给贾母理丧时却出乎意料地陷入“權威性不足”的泥潭困境。她既调不动人，也调不动钱，只得哀求众人。这是因为，王熙凤的权威主要依靠贾母和娘家做靠山。一旦靠山倒了，王熙凤的权威便马上土崩瓦解。其次，王熙凤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盘剥众人，在贾府上下积怨极深，毫无人缘。在《红楼梦》里，王熙凤的下场实际上是很惨的。
　　贾探春：利益为重的积极改革者
　　曹雪芹以一个章回的篇幅，完整地描绘了大观园里的经济改革故事，并塑造了与王熙凤完全不同的管理权威贾探春、薛宝钗。贾探春凭借自己对当时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市场经济”的敏感，富有创意地推出了一个全新的改革举措：采用公开竞标的方式，把大观园分包给园中的老妈妈们。这样一来，消费性的大观园被改造成了生产性的种植园。
　　但薛宝钗的改革理念又超越了贾探春，它包含了对于单纯商业利益的理性超越。例如，贾探春只看到承包的种种好处：“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了，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成年家在园中辛苦；四则也可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并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薛宝钗却考虑到承包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她清醒地意识到，能够直接承包并得到好处的只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心里仍是不服的。因此，薛宝钗建议，承包者年终时拿出若干吊钱来分给也在园中辛苦的老妈妈们，让她们也能分享改革的成果。她对承包者说：“你们只顾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支花儿，你们有冤案还没处投呢。他们也沾带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的，他们就替你们照顾了。”
　　
　　薛宝钗：利义双全的高级管理者
　　
　　由于贾探春的思维是直线式的，因而她的改革思路只是停留在物质层面上。薛宝钗则不同，她在完成物质层面的思考之后，更进一步展开了精神层面的思考。为了给改革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薛宝钗提出了配套的改革措施，强化治安管理。她对老妈妈们说：“你们只要日夜辛苦些，别偷懒总放人吃酒赌钱就是了。”
　　事实上，薛宝钗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强治安管理，每天晚上带人各处巡查。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她对改革环境的重视。薛宝钗和王熙凤一样，深知管人是要讨人嫌的。但她的处理风格却和王熙凤完全不同，她在就职演说中说道：“我本也不该管这事。就你们也知道，我姨娘亲口嘱托我三五回，说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闲，别的姑娘又小，托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薛宝钗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被管理者的同情，即使是强化治安管理，薛宝钗也不是金刚怒目式的。事实证明，薛宝钗的这套柔性管理确实具有很强的感化作用，人们对此都口服心服。由于有了薛宝钗的新设计，贾探春的这次承包改革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还应该强调的是，薛宝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管理实权，但她却是真正的管理权威。杜拉克就说过：“不论一个人的职位有多高，如果只是一味地看重权力，那么，他就只能列入从属的地位；反之，不论一个人职位多么低下，如果他能从整体思考并负起责任，他就可以列入高级管理层。”按此标准，薛宝钗显然是可以进入“高级管理层”的。（据京华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