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果运用经济学工具分析、解释恋爱、婚姻、家庭，或许可以这样说，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就是一个寻找目标市场、考察对方需求、沟通商品交换条件和签订契约的过程。当我们带着这样的理论去看待企业家的婚姻，其实颇有趣味，特别是不同的人生际遇与不同的择偶偏好其实也隐隐体现出了这些企业家不同的治理、发展企业的理念和个人印记。
总的说来，企业家配偶情况有以下几种相对集中的情况：
校友夫妇
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夫妇二人是校友的不在少数，譬如马云与张瑛（杭州师范学院），郭广昌与谈剑（前妻，复旦大学）、段永平与刘昕（中国人民大学）、黄宏生与林卫平（华南理工大学）等夫妇。除了段永平南下创业时刘昕仍在校读书，其他几位女人都是与男人一起创业，譬如张瑛是阿里巴巴创业团队“十八罗汉”之一，谈剑是复星初创时“五剑客”成员，林卫平则支持黄宏生辞去公职到香港创办创维。
2004年年底，创业五年的马云劝妻子张瑛从阿里巴巴中国事业部总经理的位子退下，回归相夫教子的生活。张瑛在“阿里系”的人缘不错，就这样离开，不少人甚为不解，马云说：“外人看到阿里巴巴CEO的夫人在公司任职时，会以不一样的眼光看你。”
我们看下张瑛隐退的时点：2001年到2003是阿里巴巴最为艰难的三年，马云担心人心涣散，在公司开展起“延安整风运动”等运动，“通过运动，把和我们没有共同价值观和使命感的人统统开除出我们公司。”2004年9月， 阿里巴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马云称这次调整主要是希望阿里巴巴向更专业的方向迈进。
对张瑛“归隐”，与其赞扬马云当时“去家族化”的英明，不如说这是他经历过“十八罗汉”草莽创业阶段后，开始对管理的重新思考。他一直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缺乏安全感使得他愈战愈勇，当然也助长了他强势的脾性。
步步高电子创始人段永平和妻子刘昕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师兄妹。刘昕是知名的摄影师， 1998年，刘昕从美国回国探亲时与段永平闪电结合。
彼时的段永平是在东莞一间“世界工厂”里埋头苦干的实业家，给人的印象是言语不多，缺乏情调。双方约定，段永平将步步高推上一个新台阶后，到美国和妻子会合并长居美国。段永平学习能力的创造能力很强，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人。在赴美之前，他就一直在思考：自己到美国后可以做什么、怎么做。现在众所周知的是，他后来选择了股票投资，且独树一帜，现被称为“中国巴菲特”；但是要知道，段永平做步步高“甩手掌柜”之前，是没有碰过股票的。
2002年后的刘昕，变化大了起来。之前天马行空的刘昕不见了，有的只是一个温柔贤惠、相夫教子的刘昕。这个时候的刘昕，懂得“舍”与“得”之间的平衡，正如段永平在投资股票上的权衡和拿捏。
英国经济学家理查·莱亚德所著的《不幸福的经济学》里说，有七大因素在交叉糅合地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以及个人价值观。
校友夫妇，因为信任基础牢固，相比其他类型的婚姻主体，更容易做到志同道合，在发生摩擦或冲突时，也相对容易调和。上述案例中可圈可点的是，谈剑与郭广昌离婚后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身份是复星集团监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董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隶属于复星旗下的体育产业部，2001年即成立，旗下还有投资管理和文化传播等子公司。离异后仍默契有加，而且还是这家中国最大民企之一的“监事长”，这的确是中国商业史中少有的婚变样本。
爱上女主播
江南春是分众传媒创始人，2009年，即其36岁本命年的7月，他在台中市与凤凰卫视主持人陈玉佳结为夫妻；陈是台中人，彼时已有4个月的身孕。这一年底，她生下一子。
有人说婚姻对江南春改变较大——先前那个雄心勃勃、停不下脚步的创业者不见了，双休日关掉手机、尽陪妻儿成为如今江南春最惬意的事情。如果不是事业遭遇大俯冲，江南春很难开始认真反思分众的商业模式和自己的性格缺陷，而如果没有陈玉佳的出现，江南春的反思就不会那么深刻，相反可能蜻蜓点水，匆匆展开反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南春从来都是个幸运儿。
这年头，诗人——特别是经济条件不佳的诗人如果有些张扬，往往会被人贴上“寒酸”的标签，而资本雄厚者呢，往往常以缅怀自己当年的诗人生活，或抑或扬当下的生存状态，江南春便是一例。2010年，他一次对媒体记者说，如果自己还保留有当年的纯真，今天也许会是个很棒的诗人，“像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一样写诗是我的一个梦，”他说，“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在一个花园里，轻轻松松写着小诗。”
有一项或曾经有一项特殊的个人爱好，是能够为自己的人格魅力或企业形象加分的，特别对生于20世纪70年代及之前的中国商人们来说，这项个人爱好能够有效地帮着褪去身上的一些草莽气——不管这草莽气是自己真的带有的，还是仅存在于公众意识当中。代表人物如写诗的江南春和黄怒波，玩摄影的罗红和杜厦，热衷国学的茅忠群和梁冬等。
“爱上女主播”算是一种爱好吗？这问题既八卦又严肃。 2009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吴迪的撰稿人文章，标题是《成功男人有女主播情结？》。作者开篇引用了一位海龟男的经典语录：“我这样的，即使找不到凤凰卫视的，怎么也应该找个央视N台的吧。”
这话够雷人，但很率性。众所周知的商人和女主播结合的例子除江南春与陈玉佳外，还有吴征（阳光媒体和红岩资本创始人）与杨澜（《杨澜访谈录》主持人），丁健（亚信科技创始人之一、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与许戈辉（凤凰卫视主持人），王梓木（华泰保险董事长）与敬一丹（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等。
上述四对案例中，除了1985年结合的王梓木和敬一丹均是第一次走进婚姻殿堂外（之前他们同时分别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和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其他三对，均是费了一番周折后才走到一起，并被人贴上郎才女貌等标签的。
吴征和知名女主持杨澜的公众熟悉度更高一些。他们结合前，分别有过一次婚姻。杨澜与前夫的婚姻仅维持了一年左右，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与吴征相识，她后来给吴征生了一儿一女；丁健与凤凰卫视主持人许戈辉结合之前，也曾有过一次婚姻，他们的结合极为低调，有意避开公众视线，许戈辉后来为丁健生下一女。
女主播往往被认为是“知性美女”的代表群体之一。“爱上女主播”在中国财经界形成了一道亮丽风景线。最近几年另一个路人皆知的例子，是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与央视主持人刘芳菲的恋情，王益后来踉跄落马，一审被判死缓。刘芳菲在法庭作证时称自己和王益一度谈婚论嫁，只是“因王益家人反对”，造成两人无法成婚。
把王益列入自己的行列或许会让江南春觉得有些“晦气”，但就像江南春有着诗歌情结一样，王益有着浓烈的音乐情结——曾创作大型交响乐《神州颂》。独特的个人爱好，殊途同归，都为他们征服女主播增添了筹码。
铁窗企业家的妻子们
粗略估算，最近十余年间，曾有过铁窗生涯的较有名气的中国企业家和经理人超过50位。其中既有牟其中、罗忠福、褚时健等“先行者”，又有顾雏军、戴国芳、陈久霖、龚家龙、孙大午、郑俊怀等“中间力量”，更有最近几年折戟的张荣坤、刘根山、兰世立、黄光裕等人。他们的劫数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而在他们入狱前后，其妻子们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举动，大多鲜为人知。
从时间轴线上来看，早些年的富豪们基于所处政经环境和习惯于“摸石头过河”等主客观原因，东窗事发时，“夫妻双双把狱入”的情形较多出现。譬如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和妻子马静芬，爱多企业集团董事长胡志标和妻子林莹，铁本钢铁董事长戴国芳和妻子黄荷琴，农凯集团董事长周正毅和妻子毛玉萍，曾被称为“中国第一操盘手”的丁福根和妻子刘茜等人。
近些年来，入狱富豪虽然前仆后继，但由于有着前车之鉴，他们的风险规避能力大大加强，妻子受到牵连者越来越少。不过，一些有着性格缺陷或在政商关系上越陷越深者例外；对于前者来说，他需要一个有魄力和见识的贤内助来做自己的帮手，对于后者来说，他们虽然看起来骁勇善战，但内心往往缺乏安全感。而黄光裕夫妇则是这两项的结合体──在国美，杜鹃给人的普遍印象是圆润、老练，最关键的是比黄光裕“大方”、气场十足。
一审被判3年半有期徒刑的杜鹃因为配合审讯获得保释，对公众来说多少有些意外，而这看起来就像是一种“特权”。同样，不同类型的犯人在监狱中会受到不同级别的待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保外就医也是中国特色。
入狱富豪当中，最典型的特权案例之一是，前南德集团创始人牟其中曾享受过一段时间独居一室的待遇，严格意义上不叫“独居”，因为彼时他有一位特殊保姆──和他私人关系极为密切的小姨子夏宗炜。牟其中白天读书写作时，夏或到市区买菜，或到监狱外的汤逊湖边散步。高墙、女人、湖泊，这三个元素融在一起，着实独特。牟其中的这一特权后来被取消。
在海外服刑的中国富豪们就没那么幸运了。譬如分别曾在新加坡和香港服过刑的前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和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新加坡法官先是接受了陈久霖延期服刑的申请，但随即变卦，这使得陈妻李昆在法庭上当场连连大喊“不公平”；黄宏生呆了三年多的香港赤柱监狱亦是戒备森严，属香港最高级别的设防监狱。
杜鹃出狱除了能为黄光裕家族与陈晓阵营抗衡再添筹码外，如何积极争取为黄光裕减刑，也是另一重头戏。
不过，观察他们妻子们如何奔波，大抵能逆向判断出这一家族的人脉逻辑和两人在事业和性格上的搭配规律。譬如前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入狱后，他的长期在纪委工作的妻子张松妹现身营救，聪明才智在一些细节上得以体现。因为深圳看守所不允许探监，但可以给犯人存款，存款人名单长短不限，张松妹就想出一招，高频率地少量存钱，每次写上一串对阚问候的人员名字。
林卫平也是黄宏生坚实的后盾。黄事发后不久，其家族成员以及林均辞去了在创维的一切职务。此前林的职务是创维海外采购部总监，这一举措被外界普通理解为创维开始淡化家族企业色彩的开始，不过2006年创维复牌后，林卫平重回创维任执行董事。
当然，妻子的作用主要还是表现在感情上的穿针引线，至于营救的能力，就属另外话题了。张松妹给阚治东找过律师，但很快被阚的老友尉文渊给换了。这是阚治东在监狱中呆的时间只有20天出头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陈久霖在新加坡被判决时，妻子李昆到处奔走，最终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来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投资银行家韩方明。
此外，被称为“公路大王”的上海富豪刘根山妻子夏鹤娜，原福禧投资集团董事长张荣坤妻子张樱，原东星航空掌门人兰世立的妻子傅洁等先前鲜为外界所知的人物，在丈夫出事后都纷纷现身。不过兰世立时运不济，在就要峰回路转前跌入深渊，锒铛入狱。
最近几年出狱的富豪尤其多。但在公开场合见到他们的机会很少，其妻子更是选择沉默。去年阚治东因出版回忆录而召集的一次晚宴上，他的旧友及新婚不久的儿子儿媳都来了，唯独张松妹缺席。最近传言中国当年最大民企集团之一的德隆掌门人唐万新欲东山再起，但鲜有人见到其本人，更别说远在加拿大的他的妻子了。
（东方愚，财经作家，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其新出版的《荷尔蒙经济学》一书）
编 辑 唐 婷
E-mail: romarin94@163.com
总的说来，企业家配偶情况有以下几种相对集中的情况：
校友夫妇
中国企业家群体中，夫妇二人是校友的不在少数，譬如马云与张瑛（杭州师范学院），郭广昌与谈剑（前妻，复旦大学）、段永平与刘昕（中国人民大学）、黄宏生与林卫平（华南理工大学）等夫妇。除了段永平南下创业时刘昕仍在校读书，其他几位女人都是与男人一起创业，譬如张瑛是阿里巴巴创业团队“十八罗汉”之一，谈剑是复星初创时“五剑客”成员，林卫平则支持黄宏生辞去公职到香港创办创维。
2004年年底，创业五年的马云劝妻子张瑛从阿里巴巴中国事业部总经理的位子退下，回归相夫教子的生活。张瑛在“阿里系”的人缘不错，就这样离开，不少人甚为不解，马云说：“外人看到阿里巴巴CEO的夫人在公司任职时，会以不一样的眼光看你。”
我们看下张瑛隐退的时点：2001年到2003是阿里巴巴最为艰难的三年，马云担心人心涣散，在公司开展起“延安整风运动”等运动，“通过运动，把和我们没有共同价值观和使命感的人统统开除出我们公司。”2004年9月， 阿里巴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马云称这次调整主要是希望阿里巴巴向更专业的方向迈进。
对张瑛“归隐”，与其赞扬马云当时“去家族化”的英明，不如说这是他经历过“十八罗汉”草莽创业阶段后，开始对管理的重新思考。他一直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缺乏安全感使得他愈战愈勇，当然也助长了他强势的脾性。
步步高电子创始人段永平和妻子刘昕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师兄妹。刘昕是知名的摄影师， 1998年，刘昕从美国回国探亲时与段永平闪电结合。
彼时的段永平是在东莞一间“世界工厂”里埋头苦干的实业家，给人的印象是言语不多，缺乏情调。双方约定，段永平将步步高推上一个新台阶后，到美国和妻子会合并长居美国。段永平学习能力的创造能力很强，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人。在赴美之前，他就一直在思考：自己到美国后可以做什么、怎么做。现在众所周知的是，他后来选择了股票投资，且独树一帜，现被称为“中国巴菲特”；但是要知道，段永平做步步高“甩手掌柜”之前，是没有碰过股票的。
2002年后的刘昕，变化大了起来。之前天马行空的刘昕不见了，有的只是一个温柔贤惠、相夫教子的刘昕。这个时候的刘昕，懂得“舍”与“得”之间的平衡，正如段永平在投资股票上的权衡和拿捏。
英国经济学家理查·莱亚德所著的《不幸福的经济学》里说，有七大因素在交叉糅合地影响着人们的幸福感：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以及个人价值观。
校友夫妇，因为信任基础牢固，相比其他类型的婚姻主体，更容易做到志同道合，在发生摩擦或冲突时，也相对容易调和。上述案例中可圈可点的是，谈剑与郭广昌离婚后并没有离开复星。她现在的身份是复星集团监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董事长。星之健身俱乐部隶属于复星旗下的体育产业部，2001年即成立，旗下还有投资管理和文化传播等子公司。离异后仍默契有加，而且还是这家中国最大民企之一的“监事长”，这的确是中国商业史中少有的婚变样本。
爱上女主播
江南春是分众传媒创始人，2009年，即其36岁本命年的7月，他在台中市与凤凰卫视主持人陈玉佳结为夫妻；陈是台中人，彼时已有4个月的身孕。这一年底，她生下一子。
有人说婚姻对江南春改变较大——先前那个雄心勃勃、停不下脚步的创业者不见了，双休日关掉手机、尽陪妻儿成为如今江南春最惬意的事情。如果不是事业遭遇大俯冲，江南春很难开始认真反思分众的商业模式和自己的性格缺陷，而如果没有陈玉佳的出现，江南春的反思就不会那么深刻，相反可能蜻蜓点水，匆匆展开反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南春从来都是个幸运儿。
这年头，诗人——特别是经济条件不佳的诗人如果有些张扬，往往会被人贴上“寒酸”的标签，而资本雄厚者呢，往往常以缅怀自己当年的诗人生活，或抑或扬当下的生存状态，江南春便是一例。2010年，他一次对媒体记者说，如果自己还保留有当年的纯真，今天也许会是个很棒的诗人，“像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一样写诗是我的一个梦，”他说，“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在一个花园里，轻轻松松写着小诗。”
有一项或曾经有一项特殊的个人爱好，是能够为自己的人格魅力或企业形象加分的，特别对生于20世纪70年代及之前的中国商人们来说，这项个人爱好能够有效地帮着褪去身上的一些草莽气——不管这草莽气是自己真的带有的，还是仅存在于公众意识当中。代表人物如写诗的江南春和黄怒波，玩摄影的罗红和杜厦，热衷国学的茅忠群和梁冬等。
“爱上女主播”算是一种爱好吗？这问题既八卦又严肃。 2009年8月，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一篇署名为吴迪的撰稿人文章，标题是《成功男人有女主播情结？》。作者开篇引用了一位海龟男的经典语录：“我这样的，即使找不到凤凰卫视的，怎么也应该找个央视N台的吧。”
这话够雷人，但很率性。众所周知的商人和女主播结合的例子除江南春与陈玉佳外，还有吴征（阳光媒体和红岩资本创始人）与杨澜（《杨澜访谈录》主持人），丁健（亚信科技创始人之一、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与许戈辉（凤凰卫视主持人），王梓木（华泰保险董事长）与敬一丹（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等。
上述四对案例中，除了1985年结合的王梓木和敬一丹均是第一次走进婚姻殿堂外（之前他们同时分别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和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其他三对，均是费了一番周折后才走到一起，并被人贴上郎才女貌等标签的。
吴征和知名女主持杨澜的公众熟悉度更高一些。他们结合前，分别有过一次婚姻。杨澜与前夫的婚姻仅维持了一年左右，她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与吴征相识，她后来给吴征生了一儿一女；丁健与凤凰卫视主持人许戈辉结合之前，也曾有过一次婚姻，他们的结合极为低调，有意避开公众视线，许戈辉后来为丁健生下一女。
女主播往往被认为是“知性美女”的代表群体之一。“爱上女主播”在中国财经界形成了一道亮丽风景线。最近几年另一个路人皆知的例子，是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与央视主持人刘芳菲的恋情，王益后来踉跄落马，一审被判死缓。刘芳菲在法庭作证时称自己和王益一度谈婚论嫁，只是“因王益家人反对”，造成两人无法成婚。
把王益列入自己的行列或许会让江南春觉得有些“晦气”，但就像江南春有着诗歌情结一样，王益有着浓烈的音乐情结——曾创作大型交响乐《神州颂》。独特的个人爱好，殊途同归，都为他们征服女主播增添了筹码。
铁窗企业家的妻子们
粗略估算，最近十余年间，曾有过铁窗生涯的较有名气的中国企业家和经理人超过50位。其中既有牟其中、罗忠福、褚时健等“先行者”，又有顾雏军、戴国芳、陈久霖、龚家龙、孙大午、郑俊怀等“中间力量”，更有最近几年折戟的张荣坤、刘根山、兰世立、黄光裕等人。他们的劫数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而在他们入狱前后，其妻子们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举动，大多鲜为人知。
从时间轴线上来看，早些年的富豪们基于所处政经环境和习惯于“摸石头过河”等主客观原因，东窗事发时，“夫妻双双把狱入”的情形较多出现。譬如红塔集团的褚时健和妻子马静芬，爱多企业集团董事长胡志标和妻子林莹，铁本钢铁董事长戴国芳和妻子黄荷琴，农凯集团董事长周正毅和妻子毛玉萍，曾被称为“中国第一操盘手”的丁福根和妻子刘茜等人。
近些年来，入狱富豪虽然前仆后继，但由于有着前车之鉴，他们的风险规避能力大大加强，妻子受到牵连者越来越少。不过，一些有着性格缺陷或在政商关系上越陷越深者例外；对于前者来说，他需要一个有魄力和见识的贤内助来做自己的帮手，对于后者来说，他们虽然看起来骁勇善战，但内心往往缺乏安全感。而黄光裕夫妇则是这两项的结合体──在国美，杜鹃给人的普遍印象是圆润、老练，最关键的是比黄光裕“大方”、气场十足。
一审被判3年半有期徒刑的杜鹃因为配合审讯获得保释，对公众来说多少有些意外，而这看起来就像是一种“特权”。同样，不同类型的犯人在监狱中会受到不同级别的待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保外就医也是中国特色。
入狱富豪当中，最典型的特权案例之一是，前南德集团创始人牟其中曾享受过一段时间独居一室的待遇，严格意义上不叫“独居”，因为彼时他有一位特殊保姆──和他私人关系极为密切的小姨子夏宗炜。牟其中白天读书写作时，夏或到市区买菜，或到监狱外的汤逊湖边散步。高墙、女人、湖泊，这三个元素融在一起，着实独特。牟其中的这一特权后来被取消。
在海外服刑的中国富豪们就没那么幸运了。譬如分别曾在新加坡和香港服过刑的前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总裁陈久霖和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新加坡法官先是接受了陈久霖延期服刑的申请，但随即变卦，这使得陈妻李昆在法庭上当场连连大喊“不公平”；黄宏生呆了三年多的香港赤柱监狱亦是戒备森严，属香港最高级别的设防监狱。
杜鹃出狱除了能为黄光裕家族与陈晓阵营抗衡再添筹码外，如何积极争取为黄光裕减刑，也是另一重头戏。
不过，观察他们妻子们如何奔波，大抵能逆向判断出这一家族的人脉逻辑和两人在事业和性格上的搭配规律。譬如前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入狱后，他的长期在纪委工作的妻子张松妹现身营救，聪明才智在一些细节上得以体现。因为深圳看守所不允许探监，但可以给犯人存款，存款人名单长短不限，张松妹就想出一招，高频率地少量存钱，每次写上一串对阚问候的人员名字。
林卫平也是黄宏生坚实的后盾。黄事发后不久，其家族成员以及林均辞去了在创维的一切职务。此前林的职务是创维海外采购部总监，这一举措被外界普通理解为创维开始淡化家族企业色彩的开始，不过2006年创维复牌后，林卫平重回创维任执行董事。
当然，妻子的作用主要还是表现在感情上的穿针引线，至于营救的能力，就属另外话题了。张松妹给阚治东找过律师，但很快被阚的老友尉文渊给换了。这是阚治东在监狱中呆的时间只有20天出头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样，陈久霖在新加坡被判决时，妻子李昆到处奔走，最终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来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投资银行家韩方明。
此外，被称为“公路大王”的上海富豪刘根山妻子夏鹤娜，原福禧投资集团董事长张荣坤妻子张樱，原东星航空掌门人兰世立的妻子傅洁等先前鲜为外界所知的人物，在丈夫出事后都纷纷现身。不过兰世立时运不济，在就要峰回路转前跌入深渊，锒铛入狱。
最近几年出狱的富豪尤其多。但在公开场合见到他们的机会很少，其妻子更是选择沉默。去年阚治东因出版回忆录而召集的一次晚宴上，他的旧友及新婚不久的儿子儿媳都来了，唯独张松妹缺席。最近传言中国当年最大民企集团之一的德隆掌门人唐万新欲东山再起，但鲜有人见到其本人，更别说远在加拿大的他的妻子了。
（东方愚，财经作家，本文部分内容来自其新出版的《荷尔蒙经济学》一书）
编 辑 唐 婷
E-mail: romarin9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