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初期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人权启蒙运动。作为一个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运动，初期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和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键词：民主；科学；新道德；新文化
一定的思想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的影响，而思想革命往往是政治革命的先导。辛亥革命之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从1915年起，在中国知识界的一部分先进分子中，一场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并形成为一场空前的人权思想启蒙运动。
自1915年开始的这场新文化运动不是偶然的。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清朝的皇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但是并没有触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基础，继之而起的仍然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的封建独裁统治。袁世凯在窃取了共和国的权力之后，很快就破坏了在革命中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加强其个人的专制独裁，直至演出恢复帝制的丑剧。为了给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在文化思想上极力鼓吹尊孔复古，提倡蒙昧主义。在经济上巧立名目，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对外则推行卖国外交，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特别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改制称帝的支持，袁世凯承认了日本提出的使中国成为其附属国的“二十一条”，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生活不下去。于是怀疑产生了，发展了。”为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出路在那里？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复古主义的盛行，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痛感到，这场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之一，是缺乏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因此，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资本的发展，一场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终于开展起来了。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1916年9月，该杂志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杂志总部迁往北京。此后，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都参与了办刊。《新青年》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主要成员有鲁迅、胡适、吴虞、易白沙、钱玄同等人。他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动了这场以人权为主题的思想启蒙运动。
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高举民主主义大旗，向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这种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民主，在《新青年》创刊号里被称为“人权”。陈独秀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女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袁世凯称帝不久，陈独秀、李大钊相继指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李大钊则激愤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而专制之政与君主之制，如水与鱼，如胶与漆，固结不解，形影相依。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希望也。”表示了与封建专制主义不调和、不妥协，誓死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
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认为民主代替君主，自由代替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轨道”，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他们对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真正实现充满了胜利的信心，认为民国以来中国人民没有得到真正的民主，这并不是民主共和制度不好，而是因为没有实行名符其实的民主政治，专制主义思想没有清除，存在着与民主政治不相一致的旧的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存在着守旧的武人与学者。他们认为，中华民国代替清朝专制是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步，即使民主政治在今后还可能被别的东西代替，假可以料定，“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
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陈独秀认为科学和民主一样，是“近代欧洲之时代精神”。他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在这里所说的“科学”，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认识事物的科学态度和方法。陈独秀主张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民主政治主张。
陈独秀号召青年破除迷信和盲从，鼓励他们学习科学，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客观事物和各种社会问题。他说：“吾人感觉所及之物，今日科学，略可解释。”他又说，“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他还说，“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
陈独秀主张用理性和科学去衡量一切，判断其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凡不合乎现实社会的，“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这表现了陈独秀和一切封建制度及其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革命精神。陈独秀从尊科学、鄙迷信的观点出发，不但写了《有鬼论质疑》，揭露有鬼论的虚伪性，而且写了《偶像破坏论》，矛头指向孔夫子、玉皇大帝、耶稣等神圣的偶像。他指出：“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他呼吁：“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这些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的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种生气勃勃，勇往直前，敢于破除一切过时的权威的革命精神。
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新文化运动也向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展开了批判，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通过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激进民主主义者们认为，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制度所以徒具虚名而且屡遭破坏，反动势力所以如此猖獗，是由于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多数革命党人只注意了政体问题，忽视了思想革命、思想建设。因为思想革命不彻底，封建旧思想依旧盘踞着多数人的头脑，广大人民普遍缺乏民主主义觉悟。要建立真正的、名符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就必须彻底洗刷封建旧思想。陈独秀说：“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
激进民主主义者对封建伦理道德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斗争矛头直接对准了“忠孝节义”的封建旧道德。吴虞指出：“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附。”又说，“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其流毒诚不减洪水猛兽矣”。陈独秀指出：“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结果形成中国人的“奴隶道德”：“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也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于人之奴隶道德。”李大钊揭露了儒家伦理思想对独立人格的危害，“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鲁迅则在其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对封建礼教和仁义道德做了无情的抨击，揭露了封建伦理的“吃人”本质。他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中对夫权主义、父权主义做了猛烈的批判，对封建社会的妇女儿童在“忠”、“孝”、“节”观念下所遭受的苦难表达了深切同情。
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国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政体，中国人民要“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就必须推翻封建旧道德。
第四、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
激进民主主义者在批判封建主义思想的同时，又向它的表现形式，即当时的旧文风发起进攻。胡适于19l7年1月在《新青年》第2卷1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高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向封建的和僵死的文言文展开进攻。他坚决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也。”他一开始就明确主张把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他说：“盘据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陈独秀反对封建的陈腐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指出它们所反映的内容不外帝王权贵、神仙鬼怪，他主张建立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
钱玄同是一位激烈的语言文学改革者，对传统文化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提出废汉文和汉语的主张。他说：“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种主张显然缺乏历史主义的分析，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
鲁迅则以自己的创作推动文学革命，继《狂人日记》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用明白易懂的白话文鞭挞旧事物，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弊病，既有深刻的反封建的思想内容，又有崭新的艺术形式，因而成为当时革命文学的典范。
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旗手所全力发起和推动的这场新文化运动，极大地震撼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理论基础，使辛亥革命时期提倡个性解放、个人权利的微弱声音得以逐渐响亮起来，并使“天赋人权”等人权理论和“民主与科学”等口号得以相当普遍地传播开来，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自由意识和人权意识，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爆发的。
关键词：民主；科学；新道德；新文化
一定的思想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的影响，而思想革命往往是政治革命的先导。辛亥革命之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的进一步发展和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从1915年起，在中国知识界的一部分先进分子中，一场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并形成为一场空前的人权思想启蒙运动。
自1915年开始的这场新文化运动不是偶然的。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清朝的皇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所谓的“中华民国”，但是并没有触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基础，继之而起的仍然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的封建独裁统治。袁世凯在窃取了共和国的权力之后，很快就破坏了在革命中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加强其个人的专制独裁，直至演出恢复帝制的丑剧。为了给其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在文化思想上极力鼓吹尊孔复古，提倡蒙昧主义。在经济上巧立名目，横征暴敛，鱼肉人民。对外则推行卖国外交，出卖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特别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改制称帝的支持，袁世凯承认了日本提出的使中国成为其附属国的“二十一条”，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生活不下去。于是怀疑产生了，发展了。”为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在中国行不通?中国的出路在那里？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复古主义的盛行，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首先痛感到，这场革命失败的主要教训之一，是缺乏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因此，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资本的发展，一场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终于开展起来了。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1916年9月，该杂志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杂志总部迁往北京。此后，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都参与了办刊。《新青年》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主要成员有鲁迅、胡适、吴虞、易白沙、钱玄同等人。他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动了这场以人权为主题的思想启蒙运动。
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就高举民主主义大旗，向封建专制制度和维护这种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民主，在《新青年》创刊号里被称为“人权”。陈独秀说：“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能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女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袁世凯称帝不久，陈独秀、李大钊相继指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李大钊则激愤地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而专制之政与君主之制，如水与鱼，如胶与漆，固结不解，形影相依。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不问其为筹安之徒与复辟之辈，一律认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而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而后再造神州之大任始有可图，中华维新之运命始有成功之希望也。”表示了与封建专制主义不调和、不妥协，誓死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
早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认为民主代替君主，自由代替专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轨道”，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他们对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的真正实现充满了胜利的信心，认为民国以来中国人民没有得到真正的民主，这并不是民主共和制度不好，而是因为没有实行名符其实的民主政治，专制主义思想没有清除，存在着与民主政治不相一致的旧的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存在着守旧的武人与学者。他们认为，中华民国代替清朝专制是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步，即使民主政治在今后还可能被别的东西代替，假可以料定，“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焉”。
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陈独秀认为科学和民主一样，是“近代欧洲之时代精神”。他说：“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他在这里所说的“科学”，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认识事物的科学态度和方法。陈独秀主张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民主政治主张。
陈独秀号召青年破除迷信和盲从，鼓励他们学习科学，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客观事物和各种社会问题。他说：“吾人感觉所及之物，今日科学，略可解释。”他又说，“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他还说，“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
陈独秀主张用理性和科学去衡量一切，判断其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凡不合乎现实社会的，“虽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这表现了陈独秀和一切封建制度及其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革命精神。陈独秀从尊科学、鄙迷信的观点出发，不但写了《有鬼论质疑》，揭露有鬼论的虚伪性，而且写了《偶像破坏论》，矛头指向孔夫子、玉皇大帝、耶稣等神圣的偶像。他指出：“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他呼吁：“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这些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的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种生气勃勃，勇往直前，敢于破除一切过时的权威的革命精神。
三、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同时，新文化运动也向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展开了批判，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通过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激进民主主义者们认为，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制度所以徒具虚名而且屡遭破坏，反动势力所以如此猖獗，是由于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多数革命党人只注意了政体问题，忽视了思想革命、思想建设。因为思想革命不彻底，封建旧思想依旧盘踞着多数人的头脑，广大人民普遍缺乏民主主义觉悟。要建立真正的、名符其实的民主共和制度，就必须彻底洗刷封建旧思想。陈独秀说：“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
激进民主主义者对封建伦理道德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斗争矛头直接对准了“忠孝节义”的封建旧道德。吴虞指出：“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附。”又说，“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其流毒诚不减洪水猛兽矣”。陈独秀指出：“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结果形成中国人的“奴隶道德”：“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也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于人之奴隶道德。”李大钊揭露了儒家伦理思想对独立人格的危害，“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鲁迅则在其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对封建礼教和仁义道德做了无情的抨击，揭露了封建伦理的“吃人”本质。他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中对夫权主义、父权主义做了猛烈的批判，对封建社会的妇女儿童在“忠”、“孝”、“节”观念下所遭受的苦难表达了深切同情。
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国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政体，中国人民要“脱离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就必须推翻封建旧道德。
第四、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
激进民主主义者在批判封建主义思想的同时，又向它的表现形式，即当时的旧文风发起进攻。胡适于19l7年1月在《新青年》第2卷1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高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向封建的和僵死的文言文展开进攻。他坚决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说：“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文为正宗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也。”他一开始就明确主张把文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他说：“盘据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陈独秀反对封建的陈腐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指出它们所反映的内容不外帝王权贵、神仙鬼怪，他主张建立国民文学、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
钱玄同是一位激烈的语言文学改革者，对传统文化持坚决否定的态度。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提出废汉文和汉语的主张。他说：“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这种主张显然缺乏历史主义的分析，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
鲁迅则以自己的创作推动文学革命，继《狂人日记》以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等小说，用明白易懂的白话文鞭挞旧事物，深刻地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弊病，既有深刻的反封建的思想内容，又有崭新的艺术形式，因而成为当时革命文学的典范。
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旗手所全力发起和推动的这场新文化运动，极大地震撼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理论基础，使辛亥革命时期提倡个性解放、个人权利的微弱声音得以逐渐响亮起来，并使“天赋人权”等人权理论和“民主与科学”等口号得以相当普遍地传播开来，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自由意识和人权意识，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爆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