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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古代戏曲剧本中，塑造反面人物时，作者往往会有一种概念化、脸谱化的描写倾向。但是《桃花扇》在描写阮大铖人物形象时，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变化发展过程。本文从传奇的体制、历史剧写实原则和作者创作心理的角度，来解析作者对阮大铖人物形象塑造。
关键词：《桃花扇》；阮大铖；传奇的体制；写实原则；创作心理
在我国古代戏曲剧本中，塑造反面人物时，作者往往会有一种概念化、脸谱化的描写倾向。反面的人物一上场就是坏角色，往往是一坏到底，是一种绝对化的人物塑造倾向。如《鸣凤记》《清忠谱》等作品中，严嵩和魏忠贤一出场，观众就可以看透了他们的丑陋凶残的嘴脸。“大家都是花花面”，这种人物形象描写没有发展，没有变化。
人性是复杂的。好人也有缺点，坏人也有向善的一面，人物的性格是发展变化的。在桃花扇的反面人物描绘中，孔尚任没有把人物的性格塑造简单化。而是在忠于现实主义的原则的基础上，把权奸阮大铖形象写得有血有肉，使人看到权奸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个罪恶的符号，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审美观感。
奸臣阮大铖的形象塑造，阮大铖一出场时，是可怜巴巴的。在祭孔的大会里，他掩面低眉，站在一边，躲躲闪闪。他的第一句唱词是：“净洗含羞面，混入几筵边”，企图用混的方法，取得南京名士的谅解，谁知祭孔诸生拔去他的胡子，打坏他的腰骨。他含羞忍辱，抱头鼠窜。后来复社诸人要观看他的《燕子笺》，邀他的戏班演出，他也乐于与侮辱他的名流周旋。接着，他设法拉拢侯方域，企图讨他欢心，帮助解除宿怨。显然，阮大铖是一而再地委曲求全。然而阮大铖真心如此吗？不是的，魏阉垮台，势败灰寒，他也十分懊恼，深悔当初押错了宝。而一旦能立足于士林，形势改变，便要东山再起，他自言自语道：“若天道好还，死灰有复燃之日……倒行李逆施了”。这句台词，观众可以看到阮大铖表里不一，品德败坏。
阮大铖的在戏曲方面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不仅写出了文采风流的燕子笺，被陈定生诸人誉为“南国秀，东林彦，玉堂班”，而且善于观察政治形式。左粮玉缺粮，士兵鼓噪，他觉察到时局动荡，对复社诸人的态度立即变化，再也不肯卷起尾巴做人了。他反击复社的第一步是颠倒黑白，诬陷侯方域勾通左军，迫使侯方域仓皇辞院。崇祯自缢的消息传出，他迅速与马士英勾结，主张迎立福王。他知道掌握兵权，举足轻重，为了争取史可法的支持，他充当说客。史可法闭门不纳，他抓紧时机，拥立福王。这就攫取了迎驾大功，反过来又使史可法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制约。
作者在塑造阮大铖的形象时，在他的台词里，慢慢透露了他内心的真实的想法。
阮大铖自称，他并非不懂曲直。当初投奔魏忠贤，也知道魏阉不是好货，“俺阮大铖也是读破万卷书的人，什么忠贤奸佞，不能辨别，彼时既无失心之疯，又非于邪之病”。但是，“身家念重，势利情多”，为了升官发财，他置道义于不顾，一头栽到魏阉门下。同样，他也不是不知道福王是什么货色，但为了飞黄腾达，他便不顾一切，胡作非为。这样，孔尚任越写阮大铖精明能干，投机有术，就愈显得其灵魂卑鄙、龌蹉。
阮大铖从蜷局一隅到飞黄腾达，其发展脉络是清晰的。难得的是，作者写他失意时并非一味退缩忍耐，而是玩弄权术，不甘雌伏；得意时又非一味飞扬跋扈，而是注意清除异己步步为营，甚至在庆幸“一朝天子一朝臣”，可以放手大干的时候，甚至已经考虑到一旦溃败的对策。
从全文对阮大铖的人物形象塑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立体的、发展的反面人物形象，有一个在叙事中不断发展和改变形成的人格。这就摆脱了以往元杂剧反面人物塑造单一化、简单化的局面，使反面人物也变得有血有肉。
这种变化有这样四个原因。
一、明代传奇的篇幅容量的增大
元杂剧四折一本的体制，无形中束缚了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元杂剧四折容量小，不像传奇一本有十几折，甚至几十折，可以有空间对人物性格进行精心的刻画，可以对人物的性格发展变化进行精心的描绘。例如，《桃花扇》有八十折，不但可以再现南明弘历小朝廷的兴亡的那段历史，而且还有空间可以生动刻画各色人物形象。
二、历史剧写实原则的影响
《桃花扇》是按照历史剧的原则创作，一般都忠于历史的原型，为此，事先他也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而阮大铖在历史上的确是一个有才华的人，燕子笺也是出自他的手笔。因此，孔尚任笔下的阮大铖，不单单是奸臣，也展现出他本身有才华的一面，同时刻画了他的心理性格变化。
三、作者创作心理的一次深化突破
作者创作心理的深化突破，或者是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明传奇本身对故事情节，人物刻画有容量大的特点，但许多作者創作传奇时，仍只注意刻画正面人物的形象，传奇中的正面人物也许栩栩如生，复杂多变，但里面的反面人物只是成了一个陪衬、点缀，反面人物的性格得不到应有的展现。知识分子的清高，不愿往反面人物的身上涂好的一面，是他们的伦理判断在他们心中占了首位，不会写坏人奸臣温情的一面。而孔尚任的《桃花扇》的创作突破了这一点，也许是他认同了阮大铖的才华。
四、明朝灭亡对于作者的冲击
《桃花扇》的主题是“借儿女之情，写历史兴亡之感”，侯方域和李香君，空有报国之志，无实力力挽狂澜，最终只能双双归隐，这是明末清初士子们内心普遍的痛。回首往事，在面对阮大铖这样的奸佞描写时，也让观众看到了如果士子们不去逼阮大铖，如果朝政能够更清明些，如果……也许明朝还不会那么轻易灭亡。但是，剧本可以适当虚构，历史不能。
综上所述，《桃花扇》是一部优秀的传奇，其中反面人物的人性的丰富和多变性，在其他传奇少见。在戏剧戏曲创作中，不能忽视对反面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的反面人物刻画，反而更能凸显正面人物形象，营造典型环境氛围，增加戏剧冲突，满足观众审美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孔尚任.《桃花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蒋星煜.《<桃花扇>研究和欣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孙书磊.《中国古代历史据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严义卿，女，贵州省铜仁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系。
关键词：《桃花扇》；阮大铖；传奇的体制；写实原则；创作心理
在我国古代戏曲剧本中，塑造反面人物时，作者往往会有一种概念化、脸谱化的描写倾向。反面的人物一上场就是坏角色，往往是一坏到底，是一种绝对化的人物塑造倾向。如《鸣凤记》《清忠谱》等作品中，严嵩和魏忠贤一出场，观众就可以看透了他们的丑陋凶残的嘴脸。“大家都是花花面”，这种人物形象描写没有发展，没有变化。
人性是复杂的。好人也有缺点，坏人也有向善的一面，人物的性格是发展变化的。在桃花扇的反面人物描绘中，孔尚任没有把人物的性格塑造简单化。而是在忠于现实主义的原则的基础上，把权奸阮大铖形象写得有血有肉，使人看到权奸的形象不仅仅是一个罪恶的符号，极大地丰富了观众的审美观感。
奸臣阮大铖的形象塑造，阮大铖一出场时，是可怜巴巴的。在祭孔的大会里，他掩面低眉，站在一边，躲躲闪闪。他的第一句唱词是：“净洗含羞面，混入几筵边”，企图用混的方法，取得南京名士的谅解，谁知祭孔诸生拔去他的胡子，打坏他的腰骨。他含羞忍辱，抱头鼠窜。后来复社诸人要观看他的《燕子笺》，邀他的戏班演出，他也乐于与侮辱他的名流周旋。接着，他设法拉拢侯方域，企图讨他欢心，帮助解除宿怨。显然，阮大铖是一而再地委曲求全。然而阮大铖真心如此吗？不是的，魏阉垮台，势败灰寒，他也十分懊恼，深悔当初押错了宝。而一旦能立足于士林，形势改变，便要东山再起，他自言自语道：“若天道好还，死灰有复燃之日……倒行李逆施了”。这句台词，观众可以看到阮大铖表里不一，品德败坏。
阮大铖的在戏曲方面才华是毋庸置疑的。他不仅写出了文采风流的燕子笺，被陈定生诸人誉为“南国秀，东林彦，玉堂班”，而且善于观察政治形式。左粮玉缺粮，士兵鼓噪，他觉察到时局动荡，对复社诸人的态度立即变化，再也不肯卷起尾巴做人了。他反击复社的第一步是颠倒黑白，诬陷侯方域勾通左军，迫使侯方域仓皇辞院。崇祯自缢的消息传出，他迅速与马士英勾结，主张迎立福王。他知道掌握兵权，举足轻重，为了争取史可法的支持，他充当说客。史可法闭门不纳，他抓紧时机，拥立福王。这就攫取了迎驾大功，反过来又使史可法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制约。
作者在塑造阮大铖的形象时，在他的台词里，慢慢透露了他内心的真实的想法。
阮大铖自称，他并非不懂曲直。当初投奔魏忠贤，也知道魏阉不是好货，“俺阮大铖也是读破万卷书的人，什么忠贤奸佞，不能辨别，彼时既无失心之疯，又非于邪之病”。但是，“身家念重，势利情多”，为了升官发财，他置道义于不顾，一头栽到魏阉门下。同样，他也不是不知道福王是什么货色，但为了飞黄腾达，他便不顾一切，胡作非为。这样，孔尚任越写阮大铖精明能干，投机有术，就愈显得其灵魂卑鄙、龌蹉。
阮大铖从蜷局一隅到飞黄腾达，其发展脉络是清晰的。难得的是，作者写他失意时并非一味退缩忍耐，而是玩弄权术，不甘雌伏；得意时又非一味飞扬跋扈，而是注意清除异己步步为营，甚至在庆幸“一朝天子一朝臣”，可以放手大干的时候，甚至已经考虑到一旦溃败的对策。
从全文对阮大铖的人物形象塑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立体的、发展的反面人物形象，有一个在叙事中不断发展和改变形成的人格。这就摆脱了以往元杂剧反面人物塑造单一化、简单化的局面，使反面人物也变得有血有肉。
这种变化有这样四个原因。
一、明代传奇的篇幅容量的增大
元杂剧四折一本的体制，无形中束缚了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元杂剧四折容量小，不像传奇一本有十几折，甚至几十折，可以有空间对人物性格进行精心的刻画，可以对人物的性格发展变化进行精心的描绘。例如，《桃花扇》有八十折，不但可以再现南明弘历小朝廷的兴亡的那段历史，而且还有空间可以生动刻画各色人物形象。
二、历史剧写实原则的影响
《桃花扇》是按照历史剧的原则创作，一般都忠于历史的原型，为此，事先他也经过大量的调查访问。而阮大铖在历史上的确是一个有才华的人，燕子笺也是出自他的手笔。因此，孔尚任笔下的阮大铖，不单单是奸臣，也展现出他本身有才华的一面，同时刻画了他的心理性格变化。
三、作者创作心理的一次深化突破
作者创作心理的深化突破，或者是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明传奇本身对故事情节，人物刻画有容量大的特点，但许多作者創作传奇时，仍只注意刻画正面人物的形象，传奇中的正面人物也许栩栩如生，复杂多变，但里面的反面人物只是成了一个陪衬、点缀，反面人物的性格得不到应有的展现。知识分子的清高，不愿往反面人物的身上涂好的一面，是他们的伦理判断在他们心中占了首位，不会写坏人奸臣温情的一面。而孔尚任的《桃花扇》的创作突破了这一点，也许是他认同了阮大铖的才华。
四、明朝灭亡对于作者的冲击
《桃花扇》的主题是“借儿女之情，写历史兴亡之感”，侯方域和李香君，空有报国之志，无实力力挽狂澜，最终只能双双归隐，这是明末清初士子们内心普遍的痛。回首往事，在面对阮大铖这样的奸佞描写时，也让观众看到了如果士子们不去逼阮大铖，如果朝政能够更清明些，如果……也许明朝还不会那么轻易灭亡。但是，剧本可以适当虚构，历史不能。
综上所述，《桃花扇》是一部优秀的传奇，其中反面人物的人性的丰富和多变性，在其他传奇少见。在戏剧戏曲创作中，不能忽视对反面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的反面人物刻画，反而更能凸显正面人物形象，营造典型环境氛围，增加戏剧冲突，满足观众审美的多样性。
参考文献：
[1]孔尚任.《桃花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2]蒋星煜.《<桃花扇>研究和欣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孙书磊.《中国古代历史据研究》[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严义卿，女，贵州省铜仁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