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导语：法国人真的宁愿使用哑语也不愿说英语么？他们对外国移民到底是宽容还是仇视？他们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那样浪漫而“懒惰”？他们到底是“左”还是“右”？还有，对所谓“法兰西斯坦”的调侃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中国人曾经以为，法国是整个西方世界和中国最接近、最亲密、相互了解最多的国家，但近年来随着中国人越来越频繁地往返中国-法国之间，法兰西的各种大事小情在中文圈俯拾皆是，人们猛然发现，中国对法国、中国人对法国人之不熟悉、不了解，正如后者对中国同样如此一般，尽管他们双方都曾认为，彼此间早已非常熟悉。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法国其实在许多层面都有两张面孔。
左与右
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法国的左派与右派，他们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法国的左派往往和其它国家、尤其远东国家的左派格格不入，而右派却好相处得多？
事实上自从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在法国，传统的左与右概念已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如今的传统左派与右派，在很多问题上已逐渐趋同，演变成西方社会常见的党派之争，在诸如欧盟一体化、社会福利变革等习惯上左右翼针锋相对的话题上，左派的社会党（PS）和右派的共和党（LR）在大方向上并无原则不同，只是在程度上和细节上有分歧。
在当今的法国，左翼政党的基本支持群体往往是劳工阶层、大众阶层，而右翼政党则为精英阶层、工商金融届人士所支持，这两派政客所表现出的对国际事务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反应了其基本支持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了解了这一点就该明白，亲华或反华、亲美或反美、亲俄或反俄，其背后的奥妙，是这些基本支持群体利益和意愿的变化，一味从价值观或政治家、政党立场去分析、去下功夫，便很难透过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更难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由于“五月风暴”的一代人已渐渐走上社会主流，而且这种对主流的渗透是不分政党、不分派别的。事实上，今天法国的传统左派和右派都是“中派”。
当然，法国如今也有“极左”、“极右”，但所谓极左，通常指那些激进环保、女权和同性恋平等主义团体，所谓极右，则是那些激进反移民、反多元化团体，和传统的左右之争大相径庭。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该明白，从传统的、本国的“左右”分野去判断、去评价法国左、右政党、政客的“脸色”，实际上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
宽容与不宽容
许多人、包括法国人自己，把巴黎称为“宽容之都”，把法兰西称作宽容的民族，任何观点、任何派别，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接纳，任何民族、任何宗教都能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
然而法国人是既宽容、也不宽容的：他们可以容忍、接纳任何异己，但在他们心目中，异己仍然是异己，如果说美国是多民族的熔炉，加拿大是多元文化的调色板，法国就不啻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回收站：来者不拒，但于我何干。在法国，在巴黎，某个遥远非洲小国对立的两派很可能双双失势逃来这里，他们会被接纳，被妥善安置，他们可以继续互相抨击、争吵，但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和法国主流社会无关。他们的宽容是法兰西的宽容，容忍也是法兰西的容忍，他们高呼支持你，并非因为真的要支持你，甚至根本未必懂得你，他们的反对也是一样，说到底，他们只是在自说自话，宣泄法兰西的激情，明白了这一点，作为外人就应该冷静面对法兰西的热脸和冷脸，用不着以物喜、以己悲地自作多情了。
法国人的宽容、包容也是务实的、世故的、利己的，今天因“暴恐综合症”高呼“北非人滚出去”的许多法国人，也许正是上世纪60年代高呼“‘黑脚’（法国裔阿尔及利亚人）是我们的兄弟”的一群；60年代末高举越南南方共和上街示威，支持其反美斗争的法国人倘生活在1954年，也许便是热血澎湃志愿背上伞包、登上运输机，去奠边府空降、用生命竭力挽救法国在越南殖民统治命运的上万名普通法国“愤青”中的一员。道理很简单，当宽容和容忍意味着付出时，法兰西人会一下子变得实际起来，当“黑脚”在阿尔及利亚为自己看守粮仓时，他们是兄弟，当他们在巴黎抢夺自己饭碗、甚至可能在法国某个地方引爆炸弹时就不是；当越南成为“可恶美国人”的侵略对象时，他们被奴役的命运便值得伟大的法兰西人去同情，而侵略者正是法国人自身时，一切又都不同了。
在平等问题上也同样如此。法国也许是平等做到最彻底的地方，不但在就业、福利等方面“一平二调”，甚至连大学也彻底实行学区制，生源就近入学，师资定期交流；但另一方面，法国政坛论资排辈，就业市场新人迟迟不能上位，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低下竟成为社会性问题，制度上的平等，和现实中的不平等，同样构成了鲜明的两面。
反传统与传统
在许多人印象里法国人是新潮的，反传统的，许多新鲜时尚的东西，如照相机、电影都是法国人的发明，从埃菲尔铁塔到蓬皮杜艺术中心，从TGV高速铁路到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法国人带给世界许多新潮的震撼，似乎在法国，一切都是新的。
但这个印象恐怕是错得最离谱的：在法国，传统的色彩，要远比反传统浓厚得多。
法国是“文化遗产日”的创始国，第一次文化遗产日始于1984年，而早在1959年，戴高乐总统就下令文化部，必须保证更多国民得以参观人类、尤其法国文化遗产，受此启发，当时的文化部长、大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签署政令，开始了历时10多年的、规模空前的文化遗产清点工作，各种200年以上古建筑、自然与人文景观、历史遗迹、能反应法兰西民族生存和发展史的技能等都一览无遗，共有200多万张文化遗产图片入册，大批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正规档案，法国政府每年花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经费多达4亿欧元，民间投入的资金不计其数。2007年的文化遗产日主题为“关注你身边的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为期两天的活动，吸引了1200万人次参加，相当于每5个法国人就有1人参与。 在繁华的大都市巴黎，类似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之类的新潮建筑，在市中心如凤毛麟角，自19世纪奥斯曼男爵（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的城改计划遭到猛烈抨击后，巴黎市政府用法律形式限制了大规模城市改造和拆迁，市中心的历史建筑只能修葺不能重建，只能“整旧如旧”不能整旧如新。如安德鲁（Paul Andreu）这样的新派建筑设计师，可以在中国或其它国家的市中心设计、建造新潮怪诞、匪夷所思的奇异建筑，但在法国，他的超现实主义设计只能在远郊、河谷等边缘地带得到发挥。
给人以时尚感的法兰西人，在骨子里却是仰慕传统的，因此推翻了波旁王朝的拿破仑，却建立了比波旁王朝更“复古”的贵族体系和分封制；因此共和制的法国却至今保留着颇具中世纪色彩的荣誉勋位制度；因此直到今天，在法国中部、南部的许多乡镇，还有些住在破旧城堡里的家族以贵族自居，甚至，那些在外人看来一钱不值的旧贵族爵位，直到今天还有人在饶有兴趣地倒卖。
不了解法兰西传统与反传统的两张面孔，就很难真正把握法国人的真实心理。
散漫与集权
在许多人心目中，法兰西给人以散漫、慵懒、无效率的感觉：时间观念不强、工作效率不高，一周只工作35小时（还有人嫌长），遇事推诿扯皮，70年代的老电影《解放军占领巴黎》对此作了辛辣的嘲讽，“法国人的散漫”也成为许多外国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除拿破仑时代以外法军在战场上的平庸表现，以及二战时法国领土的被占，似乎都成为这些外国人心目中，散漫法国的最好佐证。不久前结束的法国欧洲杯期间，许多“窗口行业”的罢工、抗议并不消停，更加深了这种感觉。
在许多人心目中，法兰西人也是最具革命性的民族，从大革命到7月革命，从巴黎公社到第五共和，法国人似乎具有发散不尽的“街垒情结”。
然而在这方面，法兰西的“两张面孔”表现的更是淋漓尽致。
法兰西是欧洲中央集权发展最完整的国家，从黎世留的集权化改革，到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法国也许是欧洲唯一的、存在一个总体上歌颂君王政治主流知识阶层群体的国家；法国人的确是革命最多的欧洲民族，但革命后的残余和反复却也往往是最多的：被称为“最彻底革命”的大革命，自由派贵族代表拉法耶特却如不倒翁般一直高居国民议会前列要位；19世纪革命频繁，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但几乎每个被赶下台的派别，都依旧拥有不可忽视的基本支持群体和活动能量，并随时可能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波旁系、奥尔良系和波拿巴系的长期缠斗正是明显的范例；1968年的“五月风暴”，表面上以“体制内”的胜利而结束，但事实上却是相反的：由于请求警方进驻校园，楠泰尔大学校长、大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在“红五月”中被迫辞职，受到法国知识界强力排斥，不得不远走海外，而公开指责学生们“什么也不能改变”的阿隆（Raymond Aron）则被法国高师拒之门外长达10余年，相反，萨特（Jean-Paul Sartre）、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体制外”知识分子却“输掉了革命，赢得了声名”，成为思想界的标志性人物，尽管他们原本的主张和思想许多被扬弃，但“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的流行口号足以证明，这些“失败者”才是在圈内笑到最后的人。
“两张面孔”不仅仅属于人：法国是西欧最早提出系统化分权制概念的国家之一，但时至今日，它仍是西欧最大的单一制国家；法国是西欧最早推行自由经济的国家之一，却也是欧盟国家中国营产业比例最高的国家；始建于1357年的巴黎市政厅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市政厅之一，巴黎也是欧洲较早实行“大都市化”管理模式的城市，但巴黎却长期“有市政厅无市长”，正式建市651年的巴黎市，却直到1977年才正式规定了市长的编制，如今的市长伊达尔戈（Anne Hidalgo）仅仅是这座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古城有史以来第6位名正言顺的市长。
“革新中怀旧，怀旧中革新”，巴黎公社后一心恢复帝制的梯也尔殚精竭虑苦心经营，最终却导致了共和制度的稳固；“五月风暴”一心推翻“父辈的统治”，最终却导致传统左翼的沉沦，和右翼影响力的显著提高。过多关注法兰西民族的散漫性、街垒情结，而忽视其传统中集权、大一统的另一面，就无法理解何以在“正统的德国”被视作“政治不正确”的《查理周刊》式讽刺，何以在“革命的法国”却大行其道，更无法理解法国国民阵线（FN）这个“极右的鼻祖”会在法国这个“左倾国家”进入总统决选，无法理解“博爱的法国”何以能公然出炉驱逐非法移民的法令，及毫不留情地出台“面纱禁令”，而不会引发如德国那样的轩然大波。
都市和农村
在许多人印象中，法国是个高度都市化的国家：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6左右的人口集中在大巴黎，法兰西就是都市的、高雅的代名词，“乡巴佬”、“土气”等术语和法国毫不沾边。
这当然是事实，但这仅是法兰西的一面，而法兰西的另一面，则是充满“乡巴佬”气息的。
韩国农村经济院研究员金泰坤近来对29个OECD成员国的粮食自给率进行了比较，结果法国居然是所有国家中粮食自给率最高的，达到329%，法国22个本土大区都能生产谷物，平均每个居民拥有0.5公顷耕地；法国是欧盟国家中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也是坚持政府粮食补贴最顽强的国家，大部分谷物都由政府统购，并实行高储备政策和集约化经营。
虽然大多数法国人都变成了“城里人”，但65%的法国人拥有在农村的住房，2/3的法国人每年至少1个月住在乡村；法国是欧盟国家中农民抗议活动最频繁、最激烈的国家，为抗议政府减少粮食或经济作物补贴，农民曾几次三番把拖拉机开上高速公路。
尽管都市化进程还在延伸，许多昔日的农田正不断变为住宅区和旅游区，但“都市的法兰西”背后，那充满乡土色彩的另一张面孔，却是不应被外人所忽视的，否则，您便无法窥法兰西面目之全豹。
两张面孔看似反差很大，却同时生长在一个叫法兰西的躯体上，相辅相成，共存共生。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须从其躯体、本质入手，如果仅看“面相”，便极易为两张面孔的幻变所误导、所蒙蔽。
中国人曾经以为，法国是整个西方世界和中国最接近、最亲密、相互了解最多的国家，但近年来随着中国人越来越频繁地往返中国-法国之间，法兰西的各种大事小情在中文圈俯拾皆是，人们猛然发现，中国对法国、中国人对法国人之不熟悉、不了解，正如后者对中国同样如此一般，尽管他们双方都曾认为，彼此间早已非常熟悉。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法国其实在许多层面都有两张面孔。
左与右
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法国的左派与右派，他们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法国的左派往往和其它国家、尤其远东国家的左派格格不入，而右派却好相处得多？
事实上自从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在法国，传统的左与右概念已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如今的传统左派与右派，在很多问题上已逐渐趋同，演变成西方社会常见的党派之争，在诸如欧盟一体化、社会福利变革等习惯上左右翼针锋相对的话题上，左派的社会党（PS）和右派的共和党（LR）在大方向上并无原则不同，只是在程度上和细节上有分歧。
在当今的法国，左翼政党的基本支持群体往往是劳工阶层、大众阶层，而右翼政党则为精英阶层、工商金融届人士所支持，这两派政客所表现出的对国际事务的不同态度，实际上反应了其基本支持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了解了这一点就该明白，亲华或反华、亲美或反美、亲俄或反俄，其背后的奥妙，是这些基本支持群体利益和意愿的变化，一味从价值观或政治家、政党立场去分析、去下功夫，便很难透过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更难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由于“五月风暴”的一代人已渐渐走上社会主流，而且这种对主流的渗透是不分政党、不分派别的。事实上，今天法国的传统左派和右派都是“中派”。
当然，法国如今也有“极左”、“极右”，但所谓极左，通常指那些激进环保、女权和同性恋平等主义团体，所谓极右，则是那些激进反移民、反多元化团体，和传统的左右之争大相径庭。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该明白，从传统的、本国的“左右”分野去判断、去评价法国左、右政党、政客的“脸色”，实际上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
宽容与不宽容
许多人、包括法国人自己，把巴黎称为“宽容之都”，把法兰西称作宽容的民族，任何观点、任何派别，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接纳，任何民族、任何宗教都能在这里找到一席之地。
然而法国人是既宽容、也不宽容的：他们可以容忍、接纳任何异己，但在他们心目中，异己仍然是异己，如果说美国是多民族的熔炉，加拿大是多元文化的调色板，法国就不啻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回收站：来者不拒，但于我何干。在法国，在巴黎，某个遥远非洲小国对立的两派很可能双双失势逃来这里，他们会被接纳，被妥善安置，他们可以继续互相抨击、争吵，但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和法国主流社会无关。他们的宽容是法兰西的宽容，容忍也是法兰西的容忍，他们高呼支持你，并非因为真的要支持你，甚至根本未必懂得你，他们的反对也是一样，说到底，他们只是在自说自话，宣泄法兰西的激情，明白了这一点，作为外人就应该冷静面对法兰西的热脸和冷脸，用不着以物喜、以己悲地自作多情了。
法国人的宽容、包容也是务实的、世故的、利己的，今天因“暴恐综合症”高呼“北非人滚出去”的许多法国人，也许正是上世纪60年代高呼“‘黑脚’（法国裔阿尔及利亚人）是我们的兄弟”的一群；60年代末高举越南南方共和上街示威，支持其反美斗争的法国人倘生活在1954年，也许便是热血澎湃志愿背上伞包、登上运输机，去奠边府空降、用生命竭力挽救法国在越南殖民统治命运的上万名普通法国“愤青”中的一员。道理很简单，当宽容和容忍意味着付出时，法兰西人会一下子变得实际起来，当“黑脚”在阿尔及利亚为自己看守粮仓时，他们是兄弟，当他们在巴黎抢夺自己饭碗、甚至可能在法国某个地方引爆炸弹时就不是；当越南成为“可恶美国人”的侵略对象时，他们被奴役的命运便值得伟大的法兰西人去同情，而侵略者正是法国人自身时，一切又都不同了。
在平等问题上也同样如此。法国也许是平等做到最彻底的地方，不但在就业、福利等方面“一平二调”，甚至连大学也彻底实行学区制，生源就近入学，师资定期交流；但另一方面，法国政坛论资排辈，就业市场新人迟迟不能上位，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低下竟成为社会性问题，制度上的平等，和现实中的不平等，同样构成了鲜明的两面。
反传统与传统
在许多人印象里法国人是新潮的，反传统的，许多新鲜时尚的东西，如照相机、电影都是法国人的发明，从埃菲尔铁塔到蓬皮杜艺术中心，从TGV高速铁路到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法国人带给世界许多新潮的震撼，似乎在法国，一切都是新的。
但这个印象恐怕是错得最离谱的：在法国，传统的色彩，要远比反传统浓厚得多。
法国是“文化遗产日”的创始国，第一次文化遗产日始于1984年，而早在1959年，戴高乐总统就下令文化部，必须保证更多国民得以参观人类、尤其法国文化遗产，受此启发，当时的文化部长、大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签署政令，开始了历时10多年的、规模空前的文化遗产清点工作，各种200年以上古建筑、自然与人文景观、历史遗迹、能反应法兰西民族生存和发展史的技能等都一览无遗，共有200多万张文化遗产图片入册，大批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正规档案，法国政府每年花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经费多达4亿欧元，民间投入的资金不计其数。2007年的文化遗产日主题为“关注你身边的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为期两天的活动，吸引了1200万人次参加，相当于每5个法国人就有1人参与。 在繁华的大都市巴黎，类似埃菲尔铁塔、蓬皮杜艺术中心之类的新潮建筑，在市中心如凤毛麟角，自19世纪奥斯曼男爵（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的城改计划遭到猛烈抨击后，巴黎市政府用法律形式限制了大规模城市改造和拆迁，市中心的历史建筑只能修葺不能重建，只能“整旧如旧”不能整旧如新。如安德鲁（Paul Andreu）这样的新派建筑设计师，可以在中国或其它国家的市中心设计、建造新潮怪诞、匪夷所思的奇异建筑，但在法国，他的超现实主义设计只能在远郊、河谷等边缘地带得到发挥。
给人以时尚感的法兰西人，在骨子里却是仰慕传统的，因此推翻了波旁王朝的拿破仑，却建立了比波旁王朝更“复古”的贵族体系和分封制；因此共和制的法国却至今保留着颇具中世纪色彩的荣誉勋位制度；因此直到今天，在法国中部、南部的许多乡镇，还有些住在破旧城堡里的家族以贵族自居，甚至，那些在外人看来一钱不值的旧贵族爵位，直到今天还有人在饶有兴趣地倒卖。
不了解法兰西传统与反传统的两张面孔，就很难真正把握法国人的真实心理。
散漫与集权
在许多人心目中，法兰西给人以散漫、慵懒、无效率的感觉：时间观念不强、工作效率不高，一周只工作35小时（还有人嫌长），遇事推诿扯皮，70年代的老电影《解放军占领巴黎》对此作了辛辣的嘲讽，“法国人的散漫”也成为许多外国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除拿破仑时代以外法军在战场上的平庸表现，以及二战时法国领土的被占，似乎都成为这些外国人心目中，散漫法国的最好佐证。不久前结束的法国欧洲杯期间，许多“窗口行业”的罢工、抗议并不消停，更加深了这种感觉。
在许多人心目中，法兰西人也是最具革命性的民族，从大革命到7月革命，从巴黎公社到第五共和，法国人似乎具有发散不尽的“街垒情结”。
然而在这方面，法兰西的“两张面孔”表现的更是淋漓尽致。
法兰西是欧洲中央集权发展最完整的国家，从黎世留的集权化改革，到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法国也许是欧洲唯一的、存在一个总体上歌颂君王政治主流知识阶层群体的国家；法国人的确是革命最多的欧洲民族，但革命后的残余和反复却也往往是最多的：被称为“最彻底革命”的大革命，自由派贵族代表拉法耶特却如不倒翁般一直高居国民议会前列要位；19世纪革命频繁，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但几乎每个被赶下台的派别，都依旧拥有不可忽视的基本支持群体和活动能量，并随时可能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波旁系、奥尔良系和波拿巴系的长期缠斗正是明显的范例；1968年的“五月风暴”，表面上以“体制内”的胜利而结束，但事实上却是相反的：由于请求警方进驻校园，楠泰尔大学校长、大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在“红五月”中被迫辞职，受到法国知识界强力排斥，不得不远走海外，而公开指责学生们“什么也不能改变”的阿隆（Raymond Aron）则被法国高师拒之门外长达10余年，相反，萨特（Jean-Paul Sartre）、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体制外”知识分子却“输掉了革命，赢得了声名”，成为思想界的标志性人物，尽管他们原本的主张和思想许多被扬弃，但“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的流行口号足以证明，这些“失败者”才是在圈内笑到最后的人。
“两张面孔”不仅仅属于人：法国是西欧最早提出系统化分权制概念的国家之一，但时至今日，它仍是西欧最大的单一制国家；法国是西欧最早推行自由经济的国家之一，却也是欧盟国家中国营产业比例最高的国家；始建于1357年的巴黎市政厅是欧洲现存最古老的市政厅之一，巴黎也是欧洲较早实行“大都市化”管理模式的城市，但巴黎却长期“有市政厅无市长”，正式建市651年的巴黎市，却直到1977年才正式规定了市长的编制，如今的市长伊达尔戈（Anne Hidalgo）仅仅是这座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古城有史以来第6位名正言顺的市长。
“革新中怀旧，怀旧中革新”，巴黎公社后一心恢复帝制的梯也尔殚精竭虑苦心经营，最终却导致了共和制度的稳固；“五月风暴”一心推翻“父辈的统治”，最终却导致传统左翼的沉沦，和右翼影响力的显著提高。过多关注法兰西民族的散漫性、街垒情结，而忽视其传统中集权、大一统的另一面，就无法理解何以在“正统的德国”被视作“政治不正确”的《查理周刊》式讽刺，何以在“革命的法国”却大行其道，更无法理解法国国民阵线（FN）这个“极右的鼻祖”会在法国这个“左倾国家”进入总统决选，无法理解“博爱的法国”何以能公然出炉驱逐非法移民的法令，及毫不留情地出台“面纱禁令”，而不会引发如德国那样的轩然大波。
都市和农村
在许多人印象中，法国是个高度都市化的国家：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1/6左右的人口集中在大巴黎，法兰西就是都市的、高雅的代名词，“乡巴佬”、“土气”等术语和法国毫不沾边。
这当然是事实，但这仅是法兰西的一面，而法兰西的另一面，则是充满“乡巴佬”气息的。
韩国农村经济院研究员金泰坤近来对29个OECD成员国的粮食自给率进行了比较，结果法国居然是所有国家中粮食自给率最高的，达到329%，法国22个本土大区都能生产谷物，平均每个居民拥有0.5公顷耕地；法国是欧盟国家中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也是坚持政府粮食补贴最顽强的国家，大部分谷物都由政府统购，并实行高储备政策和集约化经营。
虽然大多数法国人都变成了“城里人”，但65%的法国人拥有在农村的住房，2/3的法国人每年至少1个月住在乡村；法国是欧盟国家中农民抗议活动最频繁、最激烈的国家，为抗议政府减少粮食或经济作物补贴，农民曾几次三番把拖拉机开上高速公路。
尽管都市化进程还在延伸，许多昔日的农田正不断变为住宅区和旅游区，但“都市的法兰西”背后，那充满乡土色彩的另一张面孔，却是不应被外人所忽视的，否则，您便无法窥法兰西面目之全豹。
两张面孔看似反差很大，却同时生长在一个叫法兰西的躯体上，相辅相成，共存共生。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须从其躯体、本质入手，如果仅看“面相”，便极易为两张面孔的幻变所误导、所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