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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谈判集团都是德班会议的赢家；而地球，也许是惟一的输家。
德班气候大会在经过了延期之后，到11日清晨，4份决议艰难降生。这4份决议分别涉及《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长期合作行动计划、绿色气候基金和2020年后减排的安排。这标志着，德班气候大会几经转折后交出了一份积极的答卷，回应了国际社会关于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新期待。
“这在最后时刻挽救了《京都议定书》，避免了发达国家提出的开辟另外一套减排模式，保证了未来的气候谈判仍将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绝对量减排的模式来进行。”环境保护部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刘兰翠说。
然而，加拿大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在德班会议闭幕之后的第二天。加拿大的决定使其成为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闭幕后第一个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也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签署但后又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加之大会决议中仍存在一些漏洞，《京都议定书》的命运仍是未知数。
绝处逢生
“如果用三个词来总结本次德班气候峰会，那就是千辛万苦、峰回路转、皆大欢喜。”12日亲历本次德班气候峰会的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虽然各方观点激烈交锋一度使得德班峰会面临失败的险地，但最终却取得了多方都较为满意的成果。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认为，德班会议取得了三大务实成果，虽然“大家都不满意，但是大家都能接受”。其一是绿色气候基金得以启动，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虽然在资金的来源和治理机制等方面内容仍有待明确，但李俊峰认为，资金机制的建立尤为重要。“筐子已经有了，至于往里面投多少钱，可以明年接着谈”。其二是打消了《京都议定书》过早退出历史舞台的顾虑。《京都议定书》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其第一承诺期将于明年底到期。由于发达国家抵制，会前各界预期悲观，有舆论认为非洲或是《京都议定书》的“墓地”。其三是明确了2020年以后的全球减排安排，决定成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李俊峰认为，《京都议定书》从签署到实施，用了八年的时间。要通过多边机制确定2020年以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框架，此时启动相关进程“虽然出人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潘家华也承认，此次峰会在《京都议定书》、长远目标谈判、绿色基金方面都存在诸多残缺，且也把发展中国家“绑架”到有法律约束意义的谈判中。展望未来，在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排放格局出现动态变化、发达国家国内政治和经济阻力难消以及低碳和零碳技术未现突破的背景下，国际气候谈判荆棘重生的态势仍将继续。
博弈大局
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团结一致，在非洲集团等谈判方的支持下，在发展中国家最关切的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是德班能取得“里程碑式”成功的主要驱动力。
基础四国在减排行动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根据国际有关研究单位的报告，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量，占全世界减排总量的56%-60%以上。仅中国在2006年－2010年的“十一五”期间，投入了上万亿人民币，减少了近15亿吨CO2的排放。发展中国家在取得巨大成绩的背后，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对扶贫减困仍是主要目标的基础四国实属不易。与此相对照，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使发达国家不费吹灰之力就减少了CO2排放。欧盟的排放减排目标到2020年只有20％，但经济危机就帮其减少了1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上升阶段，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CO2减排绝非易事。
中国在德班峰会上扮演了建设者的角色，在美国、欧盟、基础四国、77国集团等之间积极斡旋。但德班成果，尤其是启动2020年之后全球减排框架谈判进程的决定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提出挑战。“2021年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李俊峰说，“这是个严峻的课题。”在本次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提高嗓音批评发达国家说：“很多国家并没有兑现承诺，要大幅度减排，减了吗？要提供资金，提供了吗？该做的我们已经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还有什么资格在这讲道理！”
在大会的谈判中，《京都议定书》之所以陷入眼前的困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部分发达国家没有对其显示出足够的诚意。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虽然本次德班峰会已开了三次预备会议，但各方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关键性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日本、加拿大及俄罗斯等国已明确表示，他们不希望延长《京都议定书》，除非美国和中国也执行该协议。而作为长期以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早在2001年3月便宣布退出了《京都议定书》，是目前惟一游离于该协定外的发达国家。美国总统奥巴马不打算亲赴德班参与相关谈判。
欧盟在减排问题上的态度一向较为积极，不过最近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欧盟虽然表示认可第二承诺期，但附加了一个先决条件“主要经济体的积极参与”，具体来说就是美国需做出具备可比性的减排承诺，中国、印度及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也要做出相对的自主减排努力。而根据目前的规定，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并不承担强制减排目标。李俊峰称，欧盟此次得分不少，在第二承诺期问题上做出了表率。在资金问题上，“带着钱来的”欧盟也“触动”了其他发达国家。
加拿大的退出是其国内政党博弈的结果。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所列举的数据，加拿大2009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增长近30%，比2005年增长17%左右，而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加拿大到2012年的排放应比1990年降低6%。加拿大环境部长彼得?肯特肯特还批评自由党领导的加拿大政府当年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是“不负责的”，因为它并没有认真采取行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他说，退出议定书后可以使加拿大免遭议定书规定的大约140亿加元(约136亿美元)的惩罚，这对在当前困难经济形势下的保守党政府来说，没有其他选择。
至于2020年以后的减排安排能够取得进展，李俊峰认为，美国和中国都做出了让步，“最大的妥协在美国”。绿色和平国际执行总干事库米奈都说，“美国等气候谈判的阻挠者已经成功地为自己保留了一扇‘后门’，如果此门不被堵住，美国可能将我们急需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无限期拖延下去，这对于人类共同赖以生存的地球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前路坎坷
在李俊峰——这位追踪了20年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的专家看来，2007年巴厘岛和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各方信心爆满，预期过高，对谈判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所以对有限的成果会“感到失落”。从去年坎昆会议到今年德班会议，各方不再那么好高骛远，变得更为理性务实。
随着德班协议确定发展中国家也须参与到承担减排责任的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大国未来会否被推至承担减排责任的中心位置？又会否对“共同但有区别的”的国际气候谈判原则带来挑战？而从哥本哈根到坎昆，再到目前的德班气候峰会，与会代表激烈交锋分歧严重，谈判过程风波迭起、谣言不断，已在逐渐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是否意味着未来国际气候谈判将前途艰难？
“发展中大国面临的减排压力一直存在，这其中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方面”，潘家华表示，而国际上虽对“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的“共同”二字普遍认同，对“有区别”也一直存在争议。这是正常现象，不能简单加以否定。展望未来，他认为国际气候谈判仍将艰难，原因有三方面：第一，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排放格局出现动态变化，新兴经济体因为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增加，使得发达国家在能源消耗和排放地位相对弱化，在此情况下，发达国家谈判心态发生变化。第二，发达国家政治和国内经济方面阻力难消。如美国国内的党派政治，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本的核事故，都意味着他们在达成气候变化共识方面存在阻力。第三，目前没有出现低碳和零碳技术上的突破，要在国际上推行大规模、大幅度的减排，压力比较大。“总体来说，国际气候谈判荆棘重生的态势仍将继续。”他如是说。
“没有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会造成很大的法律真空和引起一连串的骨牌效应。没有第二承诺期，而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底截止，京都议定书就将成为废纸一张，失去效力。没有第二承诺期，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美国即使要做出可比性的责任也无从说起。没有第二承诺期，还保留什么市场机制，还需要什么惩罚性措施等等。如此一来，京都议定书的附件1的国家将会纷纷摆脱笼缰，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之外，谈判的双轨制不会变成单轨制，而是无轨制，使联合国气候谈判混乱乃至崩溃。”美国能源基金会副主席兼北京办事处的首席代表杨富强博士说。
德班会议事实上开启了全球减排新协议的谈判进程，要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纳入一个法律效力文件之中。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在之后的谈判中要接受强制的、量化的、受到国际法律框架约束的减排。但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不一，带来了不同的情况。
中国本土民间机构创绿中心气候政策主任李莉娜表示：“作为这次会议成败的关键之一，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虽然在形式上保住，但其法律效力、量化减排指标、时间长度等都尚未确定。而这些也给未来谈判的不确定性埋下了伏笔。京都议定书的削弱，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权的基础受到更大挑战。”
作为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公约轨道的谈判也值得关注。正如不少发展中国家代表在闭幕会议上的发言所述，公约轨道的产出相当‘不平衡’：发达国家相关的文本只有发展中国家的一半，后者在透明度、自愿减排等方面的要求在提升，而前者在减排可比性、履行机制等方面的要求却明显降低。李莉娜说，“明年的谈判需要认真解决这个不平衡问题。”
会议开始前，新的路线图（授权）问题就被炒得很热，不少舆论还称它是撬动此次谈判的关键，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它也成为各方焦灼的聚点。大会通过了一个新的特设工作组——德班强化行动平台，将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工作，目标是在2015年底前通过对所有缔约方具有法律效力的产出。李莉娜说，“很遗憾，没有看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平等原则在其中的明确体现。”
德班气候大会在经过了延期之后，到11日清晨，4份决议艰难降生。这4份决议分别涉及《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长期合作行动计划、绿色气候基金和2020年后减排的安排。这标志着，德班气候大会几经转折后交出了一份积极的答卷，回应了国际社会关于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新期待。
“这在最后时刻挽救了《京都议定书》，避免了发达国家提出的开辟另外一套减排模式，保证了未来的气候谈判仍将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绝对量减排的模式来进行。”环境保护部气候变化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刘兰翠说。
然而，加拿大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在德班会议闭幕之后的第二天。加拿大的决定使其成为在南非德班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闭幕后第一个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也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签署但后又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加之大会决议中仍存在一些漏洞，《京都议定书》的命运仍是未知数。
绝处逢生
“如果用三个词来总结本次德班气候峰会，那就是千辛万苦、峰回路转、皆大欢喜。”12日亲历本次德班气候峰会的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说，虽然各方观点激烈交锋一度使得德班峰会面临失败的险地，但最终却取得了多方都较为满意的成果。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认为，德班会议取得了三大务实成果，虽然“大家都不满意，但是大家都能接受”。其一是绿色气候基金得以启动，发达国家提供资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虽然在资金的来源和治理机制等方面内容仍有待明确，但李俊峰认为，资金机制的建立尤为重要。“筐子已经有了，至于往里面投多少钱，可以明年接着谈”。其二是打消了《京都议定书》过早退出历史舞台的顾虑。《京都议定书》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其第一承诺期将于明年底到期。由于发达国家抵制，会前各界预期悲观，有舆论认为非洲或是《京都议定书》的“墓地”。其三是明确了2020年以后的全球减排安排，决定成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李俊峰认为，《京都议定书》从签署到实施，用了八年的时间。要通过多边机制确定2020年以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框架，此时启动相关进程“虽然出人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不过，潘家华也承认，此次峰会在《京都议定书》、长远目标谈判、绿色基金方面都存在诸多残缺，且也把发展中国家“绑架”到有法律约束意义的谈判中。展望未来，在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排放格局出现动态变化、发达国家国内政治和经济阻力难消以及低碳和零碳技术未现突破的背景下，国际气候谈判荆棘重生的态势仍将继续。
博弈大局
由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团结一致，在非洲集团等谈判方的支持下，在发展中国家最关切的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是德班能取得“里程碑式”成功的主要驱动力。
基础四国在减排行动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根据国际有关研究单位的报告，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量，占全世界减排总量的56%-60%以上。仅中国在2006年－2010年的“十一五”期间，投入了上万亿人民币，减少了近15亿吨CO2的排放。发展中国家在取得巨大成绩的背后，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对扶贫减困仍是主要目标的基础四国实属不易。与此相对照，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使发达国家不费吹灰之力就减少了CO2排放。欧盟的排放减排目标到2020年只有20％，但经济危机就帮其减少了1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上升阶段，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CO2减排绝非易事。
中国在德班峰会上扮演了建设者的角色，在美国、欧盟、基础四国、77国集团等之间积极斡旋。但德班成果，尤其是启动2020年之后全球减排框架谈判进程的决定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提出挑战。“2021年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李俊峰说，“这是个严峻的课题。”在本次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提高嗓音批评发达国家说：“很多国家并没有兑现承诺，要大幅度减排，减了吗？要提供资金，提供了吗？该做的我们已经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还有什么资格在这讲道理！”
在大会的谈判中，《京都议定书》之所以陷入眼前的困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部分发达国家没有对其显示出足够的诚意。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虽然本次德班峰会已开了三次预备会议，但各方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等关键性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日本、加拿大及俄罗斯等国已明确表示，他们不希望延长《京都议定书》，除非美国和中国也执行该协议。而作为长期以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国家，美国早在2001年3月便宣布退出了《京都议定书》，是目前惟一游离于该协定外的发达国家。美国总统奥巴马不打算亲赴德班参与相关谈判。
欧盟在减排问题上的态度一向较为积极，不过最近也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欧盟虽然表示认可第二承诺期，但附加了一个先决条件“主要经济体的积极参与”，具体来说就是美国需做出具备可比性的减排承诺，中国、印度及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也要做出相对的自主减排努力。而根据目前的规定，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并不承担强制减排目标。李俊峰称，欧盟此次得分不少，在第二承诺期问题上做出了表率。在资金问题上，“带着钱来的”欧盟也“触动”了其他发达国家。
加拿大的退出是其国内政党博弈的结果。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所列举的数据，加拿大2009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增长近30%，比2005年增长17%左右，而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加拿大到2012年的排放应比1990年降低6%。加拿大环境部长彼得?肯特肯特还批评自由党领导的加拿大政府当年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是“不负责的”，因为它并没有认真采取行动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他说，退出议定书后可以使加拿大免遭议定书规定的大约140亿加元(约136亿美元)的惩罚，这对在当前困难经济形势下的保守党政府来说，没有其他选择。
至于2020年以后的减排安排能够取得进展，李俊峰认为，美国和中国都做出了让步，“最大的妥协在美国”。绿色和平国际执行总干事库米奈都说，“美国等气候谈判的阻挠者已经成功地为自己保留了一扇‘后门’，如果此门不被堵住，美国可能将我们急需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无限期拖延下去，这对于人类共同赖以生存的地球来说，将是一场灾难。”
前路坎坷
在李俊峰——这位追踪了20年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的专家看来，2007年巴厘岛和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各方信心爆满，预期过高，对谈判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所以对有限的成果会“感到失落”。从去年坎昆会议到今年德班会议，各方不再那么好高骛远，变得更为理性务实。
随着德班协议确定发展中国家也须参与到承担减排责任的气候谈判中，发展中大国未来会否被推至承担减排责任的中心位置？又会否对“共同但有区别的”的国际气候谈判原则带来挑战？而从哥本哈根到坎昆，再到目前的德班气候峰会，与会代表激烈交锋分歧严重，谈判过程风波迭起、谣言不断，已在逐渐成为国际气候谈判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是否意味着未来国际气候谈判将前途艰难？
“发展中大国面临的减排压力一直存在，这其中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方面”，潘家华表示，而国际上虽对“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的“共同”二字普遍认同，对“有区别”也一直存在争议。这是正常现象，不能简单加以否定。展望未来，他认为国际气候谈判仍将艰难，原因有三方面：第一，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排放格局出现动态变化，新兴经济体因为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增加，使得发达国家在能源消耗和排放地位相对弱化，在此情况下，发达国家谈判心态发生变化。第二，发达国家政治和国内经济方面阻力难消。如美国国内的党派政治，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日本的核事故，都意味着他们在达成气候变化共识方面存在阻力。第三，目前没有出现低碳和零碳技术上的突破，要在国际上推行大规模、大幅度的减排，压力比较大。“总体来说，国际气候谈判荆棘重生的态势仍将继续。”他如是说。
“没有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会造成很大的法律真空和引起一连串的骨牌效应。没有第二承诺期，而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底截止，京都议定书就将成为废纸一张，失去效力。没有第二承诺期，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美国即使要做出可比性的责任也无从说起。没有第二承诺期，还保留什么市场机制，还需要什么惩罚性措施等等。如此一来，京都议定书的附件1的国家将会纷纷摆脱笼缰，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之外，谈判的双轨制不会变成单轨制，而是无轨制，使联合国气候谈判混乱乃至崩溃。”美国能源基金会副主席兼北京办事处的首席代表杨富强博士说。
德班会议事实上开启了全球减排新协议的谈判进程，要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纳入一个法律效力文件之中。发展中国家有可能在之后的谈判中要接受强制的、量化的、受到国际法律框架约束的减排。但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不一，带来了不同的情况。
中国本土民间机构创绿中心气候政策主任李莉娜表示：“作为这次会议成败的关键之一，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虽然在形式上保住，但其法律效力、量化减排指标、时间长度等都尚未确定。而这些也给未来谈判的不确定性埋下了伏笔。京都议定书的削弱，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争取发展权的基础受到更大挑战。”
作为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公约轨道的谈判也值得关注。正如不少发展中国家代表在闭幕会议上的发言所述，公约轨道的产出相当‘不平衡’：发达国家相关的文本只有发展中国家的一半，后者在透明度、自愿减排等方面的要求在提升，而前者在减排可比性、履行机制等方面的要求却明显降低。李莉娜说，“明年的谈判需要认真解决这个不平衡问题。”
会议开始前，新的路线图（授权）问题就被炒得很热，不少舆论还称它是撬动此次谈判的关键，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它也成为各方焦灼的聚点。大会通过了一个新的特设工作组——德班强化行动平台，将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工作，目标是在2015年底前通过对所有缔约方具有法律效力的产出。李莉娜说，“很遗憾，没有看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公平等原则在其中的明确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