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侧面,是西方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挟船坚炮利之威,大规模向中国乡村突进的历史。乡村民众同西方教会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化为近代民族矛盾在底层社会舞台上的主戏之一。晚清教案的背景和原因比较复杂,但就意识角度而言,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民教冲突的规模和烈度,不仅取决于西方教会如何做,也取决于中国民众对他们如何看。由此,就引出了乡村社会的洋教观。
【机 构】
: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侧面,是西方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挟船坚炮利之威,大规模向中国乡村突进的历史。乡村民众同西方教会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化为近代民族矛盾在底层社会舞台上的主戏之一。晚清教案的背景和原因比较复杂,但就意识角度而言,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民教冲突的规模和烈度,不仅取决于西方教会如何做,也取决于中国民众对他们如何看。由此,就引出了乡村社会的洋教观。
其他文献
二十年前,笔者曾撰《试论唐代中期以后佃客的社会地位问题》一文,对宋代佃客的社会地位作过初步的探索.该文指出,佃客的法律地位,从哲宗元祜五年(1090年)开始比较全面而详细地规定低于地主一等,高宗绍兴初年规定低于地主二等,至元代又被降低数等,几乎与奴婢或奴隶的地位相同.这一见解至今还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该文没有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即唐宋之际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来阐述佃客的法律地位问题,同时,没有搞清宋朝明确规定佃客法律地位的整个过程.
清朝同治十三年三月(1874年5月),因日军侵犯台湾,东南海疆出现危机,震惊了清廷.事件平息后,清政府内部展开了一次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次大讨论,清政府开始重视台湾在我国海防上的重要地位,台湾的防务政策也从过去的防内为主转变为御外为主.为此,清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以御外为主的防务措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加强对台湾的行政管理,沈葆桢首先提出了福建巡抚移驻台湾的新方案,此后福建巡抚及其他廷臣又先后提出巡抚分驻、总督移驻、简派重臣督
本文所指的台湾建省前后,起自同治十三年(1874),终至光绪二十年(1894),也就是起自日本入侵台湾琅孺以后,终至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在这一段时期中,清廷一改过去对台的消极放任政策,开始重视台湾作为"七省门户"的地位.台湾建省以前,钦差大臣沈葆桢和福建巡抚丁日昌都曾对台湾经济采取过一些措施,但为时甚暂,成效不显.1885年台湾建省以后,第一任巡抚刘铭传用了差不多七年的时间,在台湾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创新和改革,有不少的建树.毫无疑问,这是考察建省前后台湾经济的重点.现在请先陈述史实,然后就个人认识所及,
康德近来被誉为现代女性主义的先驱,然而在其著作中却深藏反女性的因素,这些因素与其全部哲学对平等、普遍和对个人的尊重以及自主的强调产生了强烈反差。这种反差是由于康德将关于女性的已有结论,同涉及道德律法和自然律法的前提先验地联系起来而产生的,它体现了康德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差异。
一、所谓"洪宣娇"写太平天国史的人都记天王洪秀全以妹"洪宣娇"嫁给西王萧朝贵为妻,具有增强洪、萧关系,以裁制东王杨秀清的作用,到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重用幼西王萧有和,亦出自裙带关系.这是史家的记载.至于野史、笔记,如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宁山民《太平天朝宫闱秘史》把"洪宣娇"说为天京事变的祸水.而咀雪主人著《祖国妇女界伟人传》内的《洪宣娇小传》却把"洪宣娇"写成为一个"挥双刀""指挥女军"骁勇异常","纵马""出入满清军"的女英雄.一些有关太平天国的戏剧、小说,大都照《
在宫崎滔天的中国友人中,何天炯也许是其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今天,宫崎旧居还保存着何天炯的大量信札.它们提供了不少重要史实,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本文以何天炯和孙中山的曲折关系为线索,探讨这些信件所反映的历史内容.何天炯(1877-1925),字晓柳,与宫崎通信时常用的化名为高山英太郎,广东兴宁人,1903年赴日留学,进入正则预备学校.1905年8月3日加入同盟会,曾任本部会计.1911年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武昌起义爆发,至汉阳参加黄兴的中华民国
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同它适时地调整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的.日本是产业结构改革最快、变化最大的国家之一.1984年日本国策研究会会长稻叶秀三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从最近的日本产业和经济动向来看,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日本产业灵活的转化比预料进行的要快,关于这一点,我们反复说过.""产业和企业经营动向如此令人眼花缭乱地变化的事实是不可忽视的."正由于日本如此灵活变化,它才能成为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
司马迁作《史记·殷本纪》,其材料来源主要是《世本》,其次为《尚书》、《左传》诸书。殷商早期的社会习俗,仍保留着浓厚的原始母系氏族特征,而与西周后的父系宗法礼制社会风貌殊异。郭沫若《卜辞通纂·世系》指出:“殷世于先妣特祭,兄终弟及之制,犹保存母系时代之孑遗。”而司马迁《殷本纪》所依据的《世本》一书,据陈梦家《六国纪年》考证,乃是战国赵人所编;至于《尚书》、《左传》诸书,更是中原儒系著作。这些书中关于殷商原始文化的记载,已明显受了西周后父系宗法礼制文化的影响。所以,当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请先生用卜辞资料证明
以长城为界,中国的北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边耕地农业民族,由于游牧的移动性与农业的固定性的不同,铸成了古代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社会模式。定居社会与草原社会,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一方面长期并行发展,一方面又相互冲突与融合,交织构成了迄于17世纪清代统一中国南北的全部历史。秦、汉以来长城两边经济、文化分合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这两个区域及两个社会之间,必然有某种贸易的存在,以体现其根本的经济共生关系。特别是明代,“经济上的需要将游牧的蒙古人和农业的汉
中国古代的救灾制度源远流长。早在先秦,便有以荒政十二收聚万民之说,奠定了后世救灾制度的基本格局。然而,其后历代虽皆仿行,却兴废无常;直至明朝,仍未尽完善。唯有清代,才以措施全面、立法完备、执行严格、效果显著而迥异于前代。这对当时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