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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本·拉登之间有一个非常基本性的价值冲突，此人否定现代化的一切，他恨美国不是因为美国的某一个政策，他恨的是美国文明的一切
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日本、法国、美国有不同的政治体制，我觉得他们都是合理的，毫无疑问，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有自己的独特、新颖之处，根本没有必要遵循美国的模式
中国的发展正好测验了我在《历史的终结》中的理论。我提出发展经济的愿望和高标准的生活是全球所追寻的，但对于民主的愿望至少在一开始不是全球性的。当人们有了财富之后才开始追求保护财富的权利
我相信在将来的中国，传统的裙带关系会被西方现代的法治形式所替代，那时陌生人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就如同一种法治的形式，而信任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见到弗郎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在南京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这位以东欧剧变后的一本《历史的终结》而奠定国际声誉的日裔美国人，此时的职务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政治经济系主任，同时担任多项政府职务。
在美国成长的福山，并没有美国人的热情和夸张的表情，他的性格极其亚洲化，沉稳而随和。福山算不上幽默的人，但是他也会幽默地说，“我知道中国会在联合国投票表决中否决美国攻打伊拉克的计划，不过你放心，美国会更生法国人的气，我们会考虑发动一场攻打巴黎的战争。”
和他的谈话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有如洪钟般浑厚的声音，那种声音让人本能地对声音的主人肃然起敬。
这是福山第一次来中国内地，对于一位研究文明变革和国际政治的亚裔学者来说，他的确是姗姗来迟。
51岁的福山酷爱摄影，有很多架尼康相机，他有3个可爱的孩子，他把他们的照片和习画作品放在自己的网页中。
弗郎西斯·福山1952年出生于芝加哥的一个日本移民家庭，在康乃尔大学取得古代希腊与罗马的语言文学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多次效力于美国兰德组织，也曾经担任美国国家政治决策部门的成员，负责中东事务，曾参与美国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埃以和谈，后来负责欧洲政治军事部门事务。
早在1992年，福山就开始提出其黑格尔式命题：人类历史的终结。福山站在黑格尔以及尼采的论述原点，对人类的终极，对“天人之际”作了前瞻式的论述。这篇论文起初在《国家利益》上发表，引起了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为学界同仁广为征引。
用福山本人的话来说，哲学是他本人的最初专业，在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政治科学之前，从未碰过政治，其视野中只有黑格尔、尼采、亚里士多德、叔本华……出于生计之虑，转而研究政治并师从布隆教授。在求学期间，福山的另外一位导师是《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亨廷顿，对于亨式的文明冲突论，福山并不完全同意，他转而深入研究历史、哲学、制度、民主之间的关联，继而形成了福山式的新自由主义论。
最近福山的新作《后人类的未来》认为，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以其控制和改变人的本性之可能，使人类社会面临诸多挑战。从长远来看，它对人类的威胁要远远大于“文明的冲突”。福山声明，该书绝不是反对发展生物技术，但问题是生物学家不能自主，该领域不能自我控制，因此需要政治干预。
与福山的这次交流，是在伊拉克局势紧张的前期，而福山还是美国政治决策联合会和国际关系学会的成员，因而战争、民主和现代化就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
我个人希望美国放慢攻打伊拉克的步伐
《商务周刊》：如果美国攻打伊拉克，并控制了石油供给权，您认为世界政治会怎样发展？
福山：我不能给你们准确的预测，今后的世界政治会怎么发展下去，任何研究政治的人都不能给予一个精确的答案。首先是：这次战争之后该怎样发展下去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两个可能。一种是，美国很迅速地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人民可以建立一个人道民主的国家，说不定可以影响到中东地区的文化。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象相反的一个结果，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没有那么顺利，伤亡人数很多，造成中东地区会非常不稳定，从而加剧全世界的反美。就是因为第二个方面的假设，我个人希望美国放慢攻打伊拉克的步伐，与更多的盟国逐渐去解决伊拉克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去解决。中国和法国都不同意美国和英国希望通过的决议，不过请放心，美国会更生法国的气。
《商务周刊》：您曾经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提到伊斯兰教原教旨与恐怖主义，那么我们是否能因此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归咎于西方的基督教？您怎样看待美国文化的全球扩张和本土安全受到威胁的关系？
福山：伊斯兰教的激进主义是个政治运动，但不是伊斯兰教必然产生的一个运动。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比较失败的，没有一个国家是实行民主的国家，按照亨廷顿的理论，会发现只有伊斯兰教在一直出产激进的原教主义的运动，他们一直反对现代化、民主。看起来好像在同西方的民主作对，总有一天经济的发展会促使人民要求制度的民主化，尽管宗教信仰和政治是分开的，但这是一个共同的现象。
在“9·11”之后，我和很多的美国人一样做了很深的思考，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恐怖主义分子为什么会仇恨我们？这个答案是错综复杂的。比如说，我们和本·拉登之间有一个非常基本性的价值冲突，此人是否定了现代化的一切，他恨美国不是因为美国的某一个政策，他恨的是美国文明的一切。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在中东地区的人，他们并不是像本·拉登那样恨美国的一切，但是对于美国外交问题上的举动，在巴以问题上的决策以及在中东沙特地区的军事基地不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所有参与“9·11”的激进分子，他们都是来自中东的中产阶级，并是在西欧成为激进分子的，我认为想做一个回答是非常复杂的。
《商务周刊》：如果您是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伊拉克裔人，当您看到有关美国用超级常规性武器攻击您的祖国的报道，而您的朋友、家人会因此受到伤害，您还会爱美国吗？
福山：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其实在美国的伊拉克裔都几乎100%的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他们大多是在50年代或是最近几年来到美国的。我认为在过去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道德方面的复杂性，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一个大国对它宣战。
如果这次战争时间比较短，伤亡人数比较少，我觉得，这会给伊拉克本国或他国的人民带来长期的好处。这些超级常规性的武器我们已经在推翻塔利班政权时使用过，并且使得长期流亡的难民回到了他们的家。
民主有多种模式
《商务周刊》：您认为除了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模式？
福山：我从来没有主张过你们要遵循美国的发展模式，法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自由和民主，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日本、法国、美国，有不同的政治体制，我觉得他们都是合理的，毫无疑问，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有自己的独特、新颖之处，根本没有必要遵循美国的模式。
中国的发展正好测验了我在《历史的终结》中的理论。在我的书中，我提出发展经济的愿望和高标准的生活是全球所追寻的，但对于民主的愿望至少在一开始不是全球性的。当人们有了财富之后开始追求保护财富的权利。
最后，我提出民主就是一种有责任的社会制度形式。一个运行有效的政府需要一种责任来持续发展。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有对责任形式的需求，就像西方有民主形式但不一定是同一种模式。而且我认为这取决于你怎样在可能性的选择中下定义。
如果这个选择是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特点但是没有民主的政权，那会是一个有趣的选择，如果你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可以的。但是怎样才能保证威权主义政府发展的信心和有效性呢？我认为这与当前中国的问题有相似性。如今你们有很好的、很有信心的领导人在领导着这个国家，并且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可是将来会怎样，我们拭目以待。
《商务周刊》：那么您究竟如何看待新加坡模式，这个国家有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李光耀树立起的威权。
福山：从短期的角度来讲，一个经济发达、勤劳、但存在政府权威的国家得到的经济发展的效果，包括遏止腐败，比一个民主的国家效果要明显，可是长期来讲，怎样将这种形势保存下去而又不腐败还是个问题。民主国家只是为了杜绝这些问题而实行制度化，民主的国家给了人民很多选择的权力，如果人民不喜欢这种我们可以换一个新的。其实民主主要是为了保证政府对于每一项人民的需要负责任。如果没有这些民主的机制谁能保证呢？
中国存在陌生人的信任困难
《商务周刊》：您是否认为您的日裔美国人的背景影响了您的研究思想？
福山：曾经也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并不认为这种背景给了我多少不同的地方。首先我并不是说日语长大的，我的家族是在1905年移民到美国的，我的父亲在美国出生，我的母亲出生在日本，那时我的外祖父是京都大学经济系的建立者，一战前，他曾经在德国学习经济。我的父母都是日本人，但是他们并不关心任何有关日本的事情，我所有关于日本的知识是我自己研习的，而不是来自我的上一辈。
《商务周刊》：在您的书中，您曾经提到中国的家庭体系以及裙带关系会影响中国的发展？
福山：在中国的社会中，确实存在陌生人之间很难建立信任的困难，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东南亚地区贸易伙伴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中国的这种“血亲纽带”是十分牢固的，这部分归因于孔夫子学说的影响，当然这种血亲关系在各国都很普遍，这对于企业的初期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一种清晰的法律体制可以将这些因素统合起来。
在美国，虽然我称其为高信任度的国家，但是美国也有自己本身的问题，美国文化中充满了大量的积极因素，比如说，企业家精神、冒险精神、蔑视权威的精神、在社群中的合作精神、对多元的宽容；美国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是它的虚无主义。我始终没有鼓吹美国式的民主和美国式的精神，因为在我看来，民主和自由有多种的实现形式。
但是我认为任何文化都不是静止不动的，我相信在将来的中国，这种裙带关系会被西方现代的法治形式所替代，那时陌生人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就如同一种法治的形式。我认为信任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信任不仅只限于家人、朋友，同样应该推广到全社会，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说，信任太重要了。
《商务周刊》：我知道很多经济学者对您的观点不赞同，在他们看来您是主研哲学的学者，从未正规学过经济学，您声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依靠数学公式推导的方式，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您怎么看待这种质疑？
福山：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家在社会科学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因为他们的社会哲学是接近于真正的科学的，数学公式都是建立在无数次的演算和实际论证的基础之上。问题也就在于此，很多经济学家的假设前提我都认为是错误的，太过于简单了。因为我相信文化的因素是经济学家们的数学公式难以捕捉到的。
但是让人可喜的是，我发现一些关心社会学的生物学家能够真正地发现一些东西，至少在我看来，这些东西表明经济学家的做法是错误的。经济学家喜欢说每个人都是自私的，社会学家却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假设。人类不是自私的个体，人类喜欢群居，喜欢一同工作，还有很多的感情和行为，这些都支持着社会的行为。
所以我们不能一面提出一个自私的理解，然后又去研究公司的存在。事实上，进化论的生物学家已经证明了社会学家是正确的，经济学家是错误的。某些社会情感例如骄傲、生气、害羞、内疚都是来自于人的天性，这都不是需要经过经济学家论证后大家再去学的。
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日本、法国、美国有不同的政治体制，我觉得他们都是合理的，毫无疑问，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有自己的独特、新颖之处，根本没有必要遵循美国的模式
中国的发展正好测验了我在《历史的终结》中的理论。我提出发展经济的愿望和高标准的生活是全球所追寻的，但对于民主的愿望至少在一开始不是全球性的。当人们有了财富之后才开始追求保护财富的权利
我相信在将来的中国，传统的裙带关系会被西方现代的法治形式所替代，那时陌生人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就如同一种法治的形式，而信任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见到弗郎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在南京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这位以东欧剧变后的一本《历史的终结》而奠定国际声誉的日裔美国人，此时的职务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政治经济系主任，同时担任多项政府职务。
在美国成长的福山，并没有美国人的热情和夸张的表情，他的性格极其亚洲化，沉稳而随和。福山算不上幽默的人，但是他也会幽默地说，“我知道中国会在联合国投票表决中否决美国攻打伊拉克的计划，不过你放心，美国会更生法国人的气，我们会考虑发动一场攻打巴黎的战争。”
和他的谈话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有如洪钟般浑厚的声音，那种声音让人本能地对声音的主人肃然起敬。
这是福山第一次来中国内地，对于一位研究文明变革和国际政治的亚裔学者来说，他的确是姗姗来迟。
51岁的福山酷爱摄影，有很多架尼康相机，他有3个可爱的孩子，他把他们的照片和习画作品放在自己的网页中。
弗郎西斯·福山1952年出生于芝加哥的一个日本移民家庭，在康乃尔大学取得古代希腊与罗马的语言文学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科学博士学位。他曾经多次效力于美国兰德组织，也曾经担任美国国家政治决策部门的成员，负责中东事务，曾参与美国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埃以和谈，后来负责欧洲政治军事部门事务。
早在1992年，福山就开始提出其黑格尔式命题：人类历史的终结。福山站在黑格尔以及尼采的论述原点，对人类的终极，对“天人之际”作了前瞻式的论述。这篇论文起初在《国家利益》上发表，引起了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为学界同仁广为征引。
用福山本人的话来说，哲学是他本人的最初专业，在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政治科学之前，从未碰过政治，其视野中只有黑格尔、尼采、亚里士多德、叔本华……出于生计之虑，转而研究政治并师从布隆教授。在求学期间，福山的另外一位导师是《文明的冲突》一书的作者亨廷顿，对于亨式的文明冲突论，福山并不完全同意，他转而深入研究历史、哲学、制度、民主之间的关联，继而形成了福山式的新自由主义论。
最近福山的新作《后人类的未来》认为，日新月异的生物技术，以其控制和改变人的本性之可能，使人类社会面临诸多挑战。从长远来看，它对人类的威胁要远远大于“文明的冲突”。福山声明，该书绝不是反对发展生物技术，但问题是生物学家不能自主，该领域不能自我控制，因此需要政治干预。
与福山的这次交流，是在伊拉克局势紧张的前期，而福山还是美国政治决策联合会和国际关系学会的成员，因而战争、民主和现代化就成了不可回避的话题。
我个人希望美国放慢攻打伊拉克的步伐
《商务周刊》：如果美国攻打伊拉克，并控制了石油供给权，您认为世界政治会怎样发展？
福山：我不能给你们准确的预测，今后的世界政治会怎么发展下去，任何研究政治的人都不能给予一个精确的答案。首先是：这次战争之后该怎样发展下去的问题，我们可以想象两个可能。一种是，美国很迅速地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人民可以建立一个人道民主的国家，说不定可以影响到中东地区的文化。同时我们也可以想象相反的一个结果，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没有那么顺利，伤亡人数很多，造成中东地区会非常不稳定，从而加剧全世界的反美。就是因为第二个方面的假设，我个人希望美国放慢攻打伊拉克的步伐，与更多的盟国逐渐去解决伊拉克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去解决。中国和法国都不同意美国和英国希望通过的决议，不过请放心，美国会更生法国的气。
《商务周刊》：您曾经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提到伊斯兰教原教旨与恐怖主义，那么我们是否能因此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归咎于西方的基督教？您怎样看待美国文化的全球扩张和本土安全受到威胁的关系？
福山：伊斯兰教的激进主义是个政治运动，但不是伊斯兰教必然产生的一个运动。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也可以是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比较失败的，没有一个国家是实行民主的国家，按照亨廷顿的理论，会发现只有伊斯兰教在一直出产激进的原教主义的运动，他们一直反对现代化、民主。看起来好像在同西方的民主作对，总有一天经济的发展会促使人民要求制度的民主化，尽管宗教信仰和政治是分开的，但这是一个共同的现象。
在“9·11”之后，我和很多的美国人一样做了很深的思考，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恐怖主义分子为什么会仇恨我们？这个答案是错综复杂的。比如说，我们和本·拉登之间有一个非常基本性的价值冲突，此人是否定了现代化的一切，他恨美国不是因为美国的某一个政策，他恨的是美国文明的一切。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在中东地区的人，他们并不是像本·拉登那样恨美国的一切，但是对于美国外交问题上的举动，在巴以问题上的决策以及在中东沙特地区的军事基地不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所有参与“9·11”的激进分子，他们都是来自中东的中产阶级，并是在西欧成为激进分子的，我认为想做一个回答是非常复杂的。
《商务周刊》：如果您是一位生活在美国的伊拉克裔人，当您看到有关美国用超级常规性武器攻击您的祖国的报道，而您的朋友、家人会因此受到伤害，您还会爱美国吗？
福山：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其实在美国的伊拉克裔都几乎100%的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他们大多是在50年代或是最近几年来到美国的。我认为在过去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道德方面的复杂性，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一个大国对它宣战。
如果这次战争时间比较短，伤亡人数比较少，我觉得，这会给伊拉克本国或他国的人民带来长期的好处。这些超级常规性的武器我们已经在推翻塔利班政权时使用过，并且使得长期流亡的难民回到了他们的家。
民主有多种模式
《商务周刊》：您认为除了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以外，是否还有其他模式？
福山：我从来没有主张过你们要遵循美国的发展模式，法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自由和民主，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日本、法国、美国，有不同的政治体制，我觉得他们都是合理的，毫无疑问，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有自己的独特、新颖之处，根本没有必要遵循美国的模式。
中国的发展正好测验了我在《历史的终结》中的理论。在我的书中，我提出发展经济的愿望和高标准的生活是全球所追寻的，但对于民主的愿望至少在一开始不是全球性的。当人们有了财富之后开始追求保护财富的权利。
最后，我提出民主就是一种有责任的社会制度形式。一个运行有效的政府需要一种责任来持续发展。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有对责任形式的需求，就像西方有民主形式但不一定是同一种模式。而且我认为这取决于你怎样在可能性的选择中下定义。
如果这个选择是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特点但是没有民主的政权，那会是一个有趣的选择，如果你能保证人民的利益，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可以的。但是怎样才能保证威权主义政府发展的信心和有效性呢？我认为这与当前中国的问题有相似性。如今你们有很好的、很有信心的领导人在领导着这个国家，并且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可是将来会怎样，我们拭目以待。
《商务周刊》：那么您究竟如何看待新加坡模式，这个国家有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李光耀树立起的威权。
福山：从短期的角度来讲，一个经济发达、勤劳、但存在政府权威的国家得到的经济发展的效果，包括遏止腐败，比一个民主的国家效果要明显，可是长期来讲，怎样将这种形势保存下去而又不腐败还是个问题。民主国家只是为了杜绝这些问题而实行制度化，民主的国家给了人民很多选择的权力，如果人民不喜欢这种我们可以换一个新的。其实民主主要是为了保证政府对于每一项人民的需要负责任。如果没有这些民主的机制谁能保证呢？
中国存在陌生人的信任困难
《商务周刊》：您是否认为您的日裔美国人的背景影响了您的研究思想？
福山：曾经也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并不认为这种背景给了我多少不同的地方。首先我并不是说日语长大的，我的家族是在1905年移民到美国的，我的父亲在美国出生，我的母亲出生在日本，那时我的外祖父是京都大学经济系的建立者，一战前，他曾经在德国学习经济。我的父母都是日本人，但是他们并不关心任何有关日本的事情，我所有关于日本的知识是我自己研习的，而不是来自我的上一辈。
《商务周刊》：在您的书中，您曾经提到中国的家庭体系以及裙带关系会影响中国的发展？
福山：在中国的社会中，确实存在陌生人之间很难建立信任的困难，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东南亚地区贸易伙伴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中国的这种“血亲纽带”是十分牢固的，这部分归因于孔夫子学说的影响，当然这种血亲关系在各国都很普遍，这对于企业的初期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关键在于要建立一种清晰的法律体制可以将这些因素统合起来。
在美国，虽然我称其为高信任度的国家，但是美国也有自己本身的问题，美国文化中充满了大量的积极因素，比如说，企业家精神、冒险精神、蔑视权威的精神、在社群中的合作精神、对多元的宽容；美国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是它的虚无主义。我始终没有鼓吹美国式的民主和美国式的精神，因为在我看来，民主和自由有多种的实现形式。
但是我认为任何文化都不是静止不动的，我相信在将来的中国，这种裙带关系会被西方现代的法治形式所替代，那时陌生人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就如同一种法治的形式。我认为信任在经济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信任不仅只限于家人、朋友，同样应该推广到全社会，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说，信任太重要了。
《商务周刊》：我知道很多经济学者对您的观点不赞同，在他们看来您是主研哲学的学者，从未正规学过经济学，您声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依靠数学公式推导的方式，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您怎么看待这种质疑？
福山：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学家在社会科学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因为他们的社会哲学是接近于真正的科学的，数学公式都是建立在无数次的演算和实际论证的基础之上。问题也就在于此，很多经济学家的假设前提我都认为是错误的，太过于简单了。因为我相信文化的因素是经济学家们的数学公式难以捕捉到的。
但是让人可喜的是，我发现一些关心社会学的生物学家能够真正地发现一些东西，至少在我看来，这些东西表明经济学家的做法是错误的。经济学家喜欢说每个人都是自私的，社会学家却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假设。人类不是自私的个体，人类喜欢群居，喜欢一同工作，还有很多的感情和行为，这些都支持着社会的行为。
所以我们不能一面提出一个自私的理解，然后又去研究公司的存在。事实上，进化论的生物学家已经证明了社会学家是正确的，经济学家是错误的。某些社会情感例如骄傲、生气、害羞、内疚都是来自于人的天性，这都不是需要经过经济学家论证后大家再去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