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国一样，在美国，人们不仅竞争着上大学，而且对专业的选择极其挑剔。许多人都觉得，选专业是找工作的第一步。专业选错了，就会面临毕业就失业的危险。结果，大学的专业越来越实用，传统的人文教育面临严重的挑战。
　　一个2002年在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进行的调查表明，22%的学生在上高中前就开始考虑他们的专业。大多数的学生在高中毕业那年开始考虑。70%的学生考虑以后做生意。计划从事医疗和法律工作的紧随其后，各占14%和13%。而“潜在的收入水平”，是这些专业选择背后最大的依据。在考虑读商学的学生中，70%是受这个因素的驱使。即使在考虑非商学专业的学生中，58%也是出于这个因素。而“对社会作出贡献”的因素，只构成40%的非商学专业的学生选择专业的主要动机。在选择商学专业的学生中，只有25%以此为动机。可见，选择商学这个专业的人，大部分是被赤裸裸的金钱所驱动。
　　相比之下，人文学科节节败退。康州一所大学的一位教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的亲身经历。一个叫罗伯特的新生，由家长带着来找他。家长问：“选什么专业对进法学院最有利？”该教授回答：“任何一个强调读和写的人文学科都可以。”“不对！”家长急着说，“我们家的罗伯特早已打定主意要当律师，我们不会让他在那些和法学院不相关的东西上浪费时间。是不是读历史有些帮助？”
　　在美国，本科不设法学专业。想当律师，进大学常常不知干什么好。结果，许多像罗伯特这样的孩子，阴差阳错读了历史或其他什么人文专业。
　　上面提到的这位教授是耶鲁大学读美国历史的博士出身，亲历这种人文学科的没落，不禁痛心疾首，回到自己的母校寻求支持力量。他采访了许多成功的耶鲁毕业生。这些人捐的钱常常比这个教授一辈子的累计工资还多，但他们大学本科时，读的不仅是人文学科，而且现在也认为大学的专业奠定了他们日后成功的基础。
　　这并非是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人不甘心自己的专业不热门而故意制造的宣传攻势。众所周知，美国的精英大学，毕业生总是最成功的，否则大学就该重新排名了。你仔细一调查就明白，越是精英的大学，那里的学生就越务虚不务实，人文学科的香火就越盛。
　　以耶鲁大学为例，在过去25年里，历史一直是头号热门专业。历史专业的学生占本科生的13%到15%。史景迁的中国史课年年几百人上，已经成了传奇。英语专业一直是四大热门专业之一，在90年代前半期还是第二热门的专业，后来才被经济学和政治学超出。而耶鲁的经济学，是高度理论化的人文学科，不是实用学科。耶鲁根本就没有实用的经济（即商务）本科专业。哈佛大学前四大热门专业，第一是社会科學，选该专业的人数占本科生的48%;第二是生物，为10%;第三是英语，为8%;第四是心理学，为7%。普林斯顿的传统五大专业是政治学、经济学、历史、英语和国际关系。最近心理学上升，取代了英语，目前最热门的是政治学。传统上，46%的学生集中在这五大专业。最近学校努力推行专业多元化，已经初见成效。2005年，选择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上涨了15%，选择自然科学的学生上涨了7%。学生人数上涨率最快的全是人文学科的小系，依次为：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古典系（100%），音乐系（100%），斯拉夫语言与文学系（60%），比较文学系（57%），宗教系（52%）。同时艺术与考古、法文、意大利文、德文等系，学生人数也明显上涨。总的趋势显然和美国一般的大学正好相反：人文学科越来越热。
　　解释这一现象，还要诉诸我们最基本的常识。这些精英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领袖。当领袖，要把握大方向，其关怀和训练当然必须宏观，不能一天到晚坐在那里数钱算账。从这些精英学校的学生背景看，大部分学生出身于中高产阶层，父母受的教育很高，对大学有充分的理解，鼓励孩子追求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上大学的最基本目标，是发现自己，认识世界，反省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大学主要是一种精神经历。度过了这样四年的人生，再想实际问题也不迟。
　　普通大学的大学生，则是另一番光景。他们许多人来自劳动阶层家庭，常常是家里的第一个或者第一代大学生。他们的父母没有受很好的教育，许多人反智主义情结甚重，觉得大学总是教一些读书人才喜欢的没有用的东西。可惜，如今的大潮流是蓝领工作越来越少，连招警察也开始要大学毕业生。不上大学，没有出路。所以他们的子弟勉为其难，进大学就是为了找饭碗。大学不过就是个职业培训班。如果你让他们一年花几万块送自己的孩子读什么柏拉图，他们肯定觉得你有病。
　　其实，劳动阶层的子弟并非一定不喜欢柏拉图。问题是，如今大学越来越市场化。学费涨得奇高，学生和学生家长成了消费者。一年几万块花出去，构成全家最大的开销。这钱花得值不值？于是有了个消费者权利的问题。结果，每年新生一入学，你就会发现家长比学生还多。和教授、校方交涉的，几乎都是家长。他们从选择孩子的宿舍、课外活动的安排到所学的专业，事无巨细，全要和学校讨价还价，给孩子决定好，保证自己花的钱不冤枉。在这样的情况下，处在青春期的孩子，即使有许多梦想，希望利用大学时期探求人生、了解世界，也没有办法。他们的一切选择都由家长代劳了。
　　结果也可想而知。那些务虚的学生几乎肯定会成功，成为自己这一代人的领袖;那些务实的学生，还和父辈差不多，卖力气为生，等着人家给工作。何以如此？当然，精英大学的学生智商高，社会关系也多，学什么都会成功。但为什么在这群人里，彼此竞争时也要争先恐后地务虚不务实呢？可见，人文教育，对人实际的成功还是有关键作用。前述那位耶鲁毕业的教授在自己的校友中进行访谈调查，得出了有实际经验支持的结论。
　　理查德·弗兰克（Richard Franke）是1953年的耶鲁毕业生，领导一个大投资公司24年之久，如今已经退休。他的体会更为具体：“生意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不管你把公司办得多么成功，你那一套不到五年就得变。也就是说，你每五年要有秩序地重新塑造你的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专业技术人员，但你更需要一些能够综合思考不同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的人。所以我作为公司首脑，就喜欢雇用人文学科出身的人。” 　　他这个意见几乎代表了所有被访者的看法：人文学科培养的分析深度、创造力，比商学院教的东西更可靠。
　　查尔斯·埃利斯（Charles Ellis）于1959年从耶鲁毕业，专业是艺术史。他创建并领导一个国际贸易咨询公司达30年之久。他强調说：“如果你想当企业领袖或经理，本科学商学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重大失误。你所能学到的只不过是一些高级的账目管理技术。”他认为，人文学科给你奠定了管理人才的战略性的基础训练。生意场上，归根结底是跟人打交道。你想成功就得跟成功的人接触。你赢得人家尊重的最好办法，就是和人家有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
　　他的这番高见也同样得到其他耶鲁毕业的大老板们的认同。大家普遍的感受是，当个成功的生意人，就要看你是否有和思想复杂、社会关怀深刻的人打交道的能力，要看你是否能够创造一个文化氛围，让这些心灵复杂的人在这个氛围中感到愉快。
　　耶鲁之外，人文教育同样培养了许多名声赫赫的企业总裁。前惠普总裁卡莉·费奥利那（Carly Fiorina），当年在斯坦福学的是中世纪历史和哲学。她号称她对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转型的兴趣，与她面对信息时代社会转型时的思考非常切近。迪斯尼的总裁迈克尔·埃斯内（Michael Eisner）大学的专业是英语和戏剧，没有上过一堂商学方面的课。他督促自己的三个儿子在大学里都学人文。用他的话来说：“文学对人的帮助是难以置信的。你做生意时总要处理人际关系。文学帮助你理解什么才能打动人。”康宁（Corning）的总裁约翰·卢斯（John Loose）大学学的是东亚研究。米夏埃拉·罗德尼奥（Michaela Rodeno）在大学学法国文学时，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专业使他发现了葡萄酒这宗大买卖，最后成为一个设在加州的法国葡萄酒公司的总裁。
　　学人文的客串高科技公司领导更是一个小潮流。加州的蓝盾（Blue Shield）的总裁布鲁斯·博达肯（Bruce Bodaken）拿了哲学的学士和硕士，还教过伦理课。他认为哲学帮助他思索深刻的问题，是他成功的关键。全景（Uniscape）的总裁斯蒂夫·亚当斯（Steve Adams）是20世纪英国文学的博士，后来辞掉教授的职位进了生意场，大获成功。
　　在美国前1000家大企业中，只有1/3的总裁拥有商学硕士学位。说到底，人文教育是向你展示人类最重要、最伟大的理念的交锋，并让你也被卷入这样的交锋。伟大的理念培养伟大的人，不管是在哪个领域。
　　这也难怪，一些在生意场成功的人，对大学生本科中的商学迷信和人文教育的衰落感到担心，觉得教育已经不成其为教育，而仅仅是训练。前面提到的查尔斯·埃利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怀疑的自由是创造的第一步。没有人文教育，你很难进行建设性的怀疑。”用美国建国之父杰斐逊的话说：“教育应该使每个人都能够自己来判断是什么保证了或者威胁着他的自由。”
　　摘自“新浪微博”